母亲在宁波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母亲在寿宴上和北京的孙女通话
今天是国际三八妇女节，想起了母亲在宁波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寿宴。
记得2009年4月30日夜里，母亲在三弟刚毅的陪伴下乘飞机由哈尔滨经由沈阳飞来宁波。虽然飞机因华东上空航空管制误点2个小时而显得疲劳，但精神很好。
5月1日母亲在附近的海曙公园里散步，回到家里说：“宁波空气真好啊，公园也越来越好看了。”母亲在宁波先后来过6次，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我把她接到宁波，住了好多年，所以她对宁波并不陌生。
第二天，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是母亲86周岁的生日。那天中午全家在向阳渔港305包厢设宴为母亲祝寿。母亲高兴得喝了法国产的红葡萄酒，而且还和在北京的亲友们通话，声音洪亮，思维清晰。在电话里听到重外孙女小朵的哇哇稚声，非常愉快。期间我还接到哈尔滨十八中同学郭新渝的短信：“五月二日是四月初八，你母亲的生日。祝她老人家生日快乐!”使我异常感动和惊讶。
母亲叫张宝兰，生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5月11日（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年是甲子年，那一天正是国际母亲节（Mother's Day）。
母亲和父亲都是河北秦皇岛抚宁县官庄人，父亲家住官庄的北头，母亲家住南头，但都吃一口井水。我在2004年7月特地到官庄看了看，南北长不过1里地，很是幽静，到一户姓常的人家访问了一下，已经没人知道我的父母及其家人的事了。
父亲是哈尔滨市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于1993年病逝在哈尔滨。我当时写了一副挽联：“七十三载品德品范皆可长存，四十余年为父为党堪称楷模”。他在宁波治病期间，写下了万余字的回忆录，完全没有参考资料，凭着他超强的记忆力，写下了他的一生经历和感受。在回忆录中，他多次写到了我的母亲。
父亲和母亲定的是“娃娃亲”，当时的情形在父亲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六岁由媒人介绍，和四岁张家姑娘订娃娃亲，就在看皮影那天晚上张家小姑娘也来了，她妈领着，这样就由双方老人定了下来。”
母亲的父亲叫张汉臣，在光绪3年(1877年)创办的长春“世一堂”药店做事。母亲的亲哥哥张太仓自幼学医，后来在“世一堂”里坐堂，诊病处方，很受欢迎。由此来说，我们家确实和中医药有点关系。
母亲没有文化，生了四个儿子，却全是大学或者是研究生学历。她本来是文盲，后来认识的几个字，全是在1958年扫盲夜校中学的。她还有个小本本，上面是她一笔一划写着自己儿子和孙辈们的名字和电话号。
母亲没有固定工作，曾经在街道居委会当小组长，没有任何报酬，却每天楼上楼下地忙碌着收电费、水费和检查卫生，注意防火等等。虽然辛苦，却乐此不疲。
为了弥补家庭生活的困境，后来母亲进了街道“‘五七’工厂”，几个大娘大婶竟然自己拉车进货，送货，在地下室里办起了生产“酱色”的小作坊，真是白手起家，没人投资，在二间又黑又潮的地下室里，利用上大家凑钱买的一口大锅，从家里各自拿水桶等用具，借手推车去二十里外糖厂买糖渣作原料，就这样把这个小厂办了起来。
母亲这时胃病非常严重，但也得拉平板车去买料、送货，每天很少吃饭，吃了就吐，胃痛用铁锹把柄顶着腹部也得干。这时我已经考入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用学到的医学知识，上山采药，用中西结合的“土方法”给母亲治病，竟然得以痊愈，基本上再也没有犯过胃病。
母亲一生俭朴，教育我们也是这样。她很平凡，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但心理素质很好，什么难事和烦恼都不放在心上，所以人缘极好。1996年我家评为浙江省五好家庭，当时有个日本妇女代表团到我家访问，我母亲竟能对答如流，使我惊讶不已！
生日宴间，我在北京的女儿来电话，向奶奶祝贺生日快乐。母亲拿着手机高兴地说：“我要到北京走走，去看看孙女和重外孙女去”。女儿高兴地连声说：“欢迎！欢迎！你可要一定过来哟。”还特意让小小的外孙女在电话里，哇哇地叫了几声，使得母亲十分高兴。
女儿和她奶奶感情很深，女儿和奶奶睡在一个床上，有时谈天说地很晚才睡。母亲还亲自下厨房，给孙女作北方的汆丸子、溜肉段、拔丝土豆等，只要孙女想吃北方的什么菜肴，她都会把它变为现实。
这天，我还写了一首诗以为纪念：
四月立夏时，桃花丹霞际。仁慈多长寿，心宽可良医。
欣接孙女电，喜听重孙啼。今日红酒宴，人间真盛事。
母亲2012年11月以89岁高龄（按宁波民间习俗为90岁）在哈尔滨仙逝，期间宁波政协发来了唁电，王卓辉主席、蒋剑巍副主席等发来了短信悼念，华长慧、王建康副主席及政协港澳台侨及外事委员会、政协机关工会、宁波市河北商会、宁波市京津冀联谊会也送了花圈，哈尔滨十八中同学送来了花篮。
那天，蔚蓝色的天空中，飞来了一大片祥云，就好像一只仙鹤展翅西去，令我们颇感欣慰和惊诧。
以此文怀念母亲，并祝天下母亲都能够健康长寿！
祥云一片，宛如驾鹤西去
——2017年3月8日（农历丁酉年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