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生家庭 第一章 我的爷爷（4）

                                                                                                                                  ——冯琳荃

                                                                                                 公家人（4）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恶劣，医生稀缺，医疗设备简陋，人均寿命只有35岁。

那时的农村，传染病肆虐、新生儿死亡率高、医生稀缺、医疗资源极端匮乏、封建迷信盛行。许多村民患病后，不是寻医问药，而是前往寺庙烧香拜佛，或请巫婆神汉跳神消灾。这种做法不仅延迟疾病的治疗，而且使疫病传染范围更广。

由于国民党歧视中医，旧政府不允许中医办医院。所以，旧中国留下来的中医，基本处于三种情况：一是个人开业的个体诊所；二是较大药铺设置的坐堂医生（爷爷就是在寨里积善堂药铺坐堂的医生）；三是串村走户的游方郎中。其中，游方郎中由于没有固定的开业场所，居无定所，其中良莠不齐，不乏有一部分行骗诈人钱财、贻误病情之徒。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政府为了整顿医疗领域秩序，明令禁止江湖游医以及街头摆摊卖药；同时，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示，“发展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将分散的个体中医从业人员组织起来，在有条件的地方，依照现代医院制度，成立中医医院；在中医从业人员人数较少难以成立中医院的地方，则在新成立的国营医院中专门设立中医科。

在这条政策的指引下，1956年春天，爷爷由寨里积善堂药铺的坐堂医生，正式成为寨里镇卫生所的中医大夫，成为了拿工资的“公家人”。

爷爷初进卫生所，正巧遇上卫生部组织的下乡义诊医疗队来到寨里。这些医疗队的医生大多来自城市，拥有丰富的医疗经验，能够诊断各种疑难病症，但是由于医疗队所带设备和药物有限，药物不全且不具备现场手术的条件，只能建议患者到城市大医院，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拮据，大多数患者还是选择就近保守治疗。这就给爷爷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三个多月时间，爷爷和医疗队成员一块吃，一屋睡，一起下乡义诊，一起研究病案。爷爷不仅通过西医的查验设备验证了自己号脉和辩证的思路，而且还学习了不少现代的西医知识。爷爷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医是“古为今用”，西医是“洋为中用”，若把中医的思维和西医的技术结合起来，治病效果就会事半功倍。因此，爷爷很快接受了西医的理论，成了方圆几十里的中医大夫中，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第一人。

有一年夏天，大概是农历的6、7月份，寨里街上和周围几个村庄的村民相继出现了拉肚子的病症。起初，包括爷爷在内的人们都没有太在意，毕竟每年“烂麦根”的时候，拉肚子是常见病。但是，随着拉肚子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出现了整条街，整个村庄染病的状况。这才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根据县卫生局的要求，寨里卫生所抽调年轻的医护人员组成专门医疗组，由我爷爷带队，深入到每家每户进行救治。

这是一场从死神手中抢回生命的战斗，爷爷带领医疗组全体人员，不顾被细菌性痢疾传染的危险，日夜奋战在救治第一线。

或许是因为爷爷经历过艰苦地磨难；又或许是爷爷由此想到了自己被病痛折磨，不到50岁就离世的母亲。反正年轻的爷爷不顾患者家里屎尿横流，臭气熏天；也不顾自己已经几天几夜没睡个囫囵觉，每天坚持亲自给病人打针吃药，喂水喂饭。在治疗方案上，他采取了用西药救命，用中药治病，用食物养身的方针，并要求患者三天内只喝白面糊糊，不吃其它任何食物。同时，还要求每家每户清扫卫生、清洗暴晒衣物、切断传染源等。就这样很快控制住病情的蔓延。

在这次救治活动中，爷爷带领的医疗组是全县十几个医疗组中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爷爷不仅受到了莱芜县卫生局的表彰，而且在乡亲们中也名声大震。甚至有人传，说他只用一碗白面糊糊就能救人性命。

后来，爷爷被调往方下公社卫生院。再后来，又调到离家比较近的羊里公社卫生院。直到病逝，他都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爷爷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公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