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逃禅归儒

朱熹在李侗的指引下，确立了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理气论”。朱熹最大的优点，是能采纳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这正是钱穆称朱熹为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甚至是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的道理和依据所在。朱熹“理气论”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逃禅归儒”历程的正式完成。

一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六月，朱熹的恩师胡宪，以75高龄入都任秘书省正字。此时秦桧、万俟卨都已去世，宰相汤思退当权。汤思退人如其名，继续奉行“求和”政策，将抗金名臣张浚等排挤出京。

临行前，朱熹作《送籍溪胡丈赴馆供职二首》送行，其中有“猿悲鹤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归”两句，这是成语“猿悲鹤怨”的出处。朱熹并不看好恩师这次入都供职，这其实是对朝廷的不看好。权奸当道，忠良能有何用。

朱熹明白这个道理，胡宪又岂能不明白。胡宪入都就是要为了给宋高宗上疏，要求起用张浚、刘琦等抗金名臣，上完疏就离京回家。人年龄大了，往往置生死于度外，也就有了硬骨头的气节，益老弥坚。

八月，因殿中侍御史陈俊卿推荐，朝廷下诏令朱熹、韩元吉等入都一起谈话。陈俊卿是福建莆田人，榜眼出身，因不依附秦桧而受排挤，秦桧死后，以敦厚稳重而选为普安郡王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赵昚）老师，后迁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朱熹投入李侗门下，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朝中权奸当道，朱熹深感国家复兴无望。偏又佛教和道教两家盛行，儒家衰败，世人沉湎佛老，缺乏的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担当。朱熹认为要挽救国家挽救社会，首先要挽救儒家，建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朱熹以身体有疾请辞，在家认真研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通过书信向李侗求教。这一年，朱熹完成了《诗集传》《论语集解》初稿。

二

绍兴三十年（1160年）八月，朱熹第三度进谒李侗。两人寓居在李侗家旁边的西林院惟可禅师的达观轩，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主要讨论的议题，集中在“理一分殊”的“分殊”上。朱熹回去时，作了首《题西林可师达观轩》诗：

窈窕云房深复深，层轩俄此快登临。

卷帘一目遥山碧，底是高人达观心。

此诗首句写西林院幽深之貌，次句写达观轩之高，登临之快意。最后两句讲卷帘旷观，正是有高人指点相助，含蓄地透露出，这次相见又使思想精进一层。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南宋边境再起战火。金主完颜亮率60万大军，大举南下，相继攻占庐州（今安徽合肥）、和州（今安徽和县），陈兵瓜州渡口，企图从南京采石矶强行渡江。宋军新帅未到，采石场军无主帅，士气涣散。恰中书舍人虞允文到前线犒军，率领军民击退金军渡江。不久金国内乱，完颜亮于扬州兵变中被杀，金军撤兵北还。

朱熹听到前方传来的捷报后，一口气写下《闻二十八日报喜而成诗七首》。

采石矶之战，让虞允文一战成名，更激起了南宋军民主战的愿望。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一生主和的宋高宗，在全国一片主战的呼声中，终于决定退位，宣布禅位给皇太子。36岁的赵昚登基，是为宋孝宗。

宋孝宗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任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收复陕西数处州郡；升自己的老师陈俊卿为中书舍人，并接受他的建议，起用主战派张浚。

面对这呈现出来的大好局面，朱熹作了首《春日》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是一首托梦诗，此时山东曲阜的“泗水滨”，是金国的统治区，朱熹是不可能去“胜日寻芳”的。朱熹通过此诗，既表达了恢复中原的愿望，也表达了重振儒家的愿望，并对宋孝宗皇帝寄予非常高的期待，希望他通过改革，迎来“万紫千红总是春”的一天。

三

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的时候，李侗到建安（今属福建省建瓯市）访友。朱熹获知这一消息，从五夫赶往建安，拜谒李侗。又陪送李侗回延平，再住西林院受教约两个月。走时，朱熹作《再题西林可师达观轩》诗：

古寺重来感慨深，小轩仍是旧窥临。

向来妙处今遗恨，万古长空一片心。

原本认为有“妙处”的佛法，眼前却成“遗恨”，这让朱熹很是感慨。心还是那颗心，可原本出入佛老的心，现已转化为尊崇儒学的心。

从学李侗后，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思想，并融入周敦颐《太极图说》和张载《西蒙》的思想，后又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建立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理气论”。

朱熹所谓的“理”，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既包含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规律，也包含伦理道德的准则。朱熹认为，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

朱熹所谓的“气”，是属于形而下的，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资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气”相统一的产物，天下万物是“气”的表象，即“分殊”。

朱熹认为，“理”生“气”并寓于“气”中，两者是同时存在的，是浑成一体的，不能分开看。但如果有人一定要问个先后，朱熹认为“理”先“气”后。

这好比我们现在，在没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人只能凭借飞机之“理”，创造飞机之物。不能说，为了要造飞机，去创了个飞机的“理”来。更不能说，一定要有了飞机，才有了飞机之“理”。

朱熹把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学说与“理气论”相联系，认为“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即“太极”是“理”，“无极”是“气”。

朱熹解《论语》“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注“天即理也”。这是朱熹“天理”思想的源头。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进一步明确，“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天即理也。”进而有“天理人欲”论，这待容后细说。朱熹这一做法，非常大胆，极有创新精神。清朝儒家对朱熹这一解经法大加讥讽，却只在训诂上争，不在学术上辩，反显得小家子气。

朱熹“理气论”，是从宇宙界来说的，是形而上的。朱熹就人生界推出“心性论”，这也等后细说。

朱熹理气论思想的确立，可以看作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基石的建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