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悲歌：996正在毁掉美国梦 - 三余书屋 3ys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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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文稿

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过劳悲歌》，副标题为“996正在毁掉美国梦”。193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在未来一个世纪内，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将使每周工作15小时成为可能。将近100年过去了，每周15小时工作制非但没有到来，很多人连正点下班都做不到。美国人就是如此，如今将近40%的美国全职工作者每周工作50个小时甚至更久，约18%的工作者每周工作60小时及以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越富裕，国民工作时间就越少，但美国是个例外。2018年，美国人每周平均比法国人多工作6小时，比德国人多工作8小时，整整多了一天。按照一周40小时工作制来算，美国人一年要比德国人多工作约两个月。就连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人均年工作时间都比美国人要少。今天的美国人不仅面临996，还失去了对工作时间的掌控。技术的创新帮助雇主以最少的人力成本达到最优的产出，这就把工作者置于更严密的监控、更快的工作节奏和更不稳定的工作时间之内。

超过1/4的美国人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之间上班，很多劳动者不仅排班极不稳定，而且排班安排往往提前3天才通知。至于以配送员为代表的零工经济从业者，更是在算法的驱使下疲于奔命。所谓的做自己的老板只是浮云，美国人是怎么陷入过度工作的？技术创新如何助推过劳现象？这是本书将要解答的问题。本书作者杰米·麦卡伦，是美国明德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主要关注劳动领域。他的处女作《全球工会地方力量》获得过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最佳劳工议题读物奖。《过劳悲歌》是他2020年的作品。为了撰写本书，麦卡伦采访了大量的员工、经理、政策制定者和工会领导人。他和网约车司机交谈，也亲自当过配送员。他采访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工作过度，工作变得越来越紧张。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工作的影响，尤其是大量的低收入工作者，美国梦曾向他们许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成功。但现在由于工资待遇太差，他们明明已经过劳了，却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勉强糊口。因此，低收入工作者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至于白领和专业人士，他们虽然薪水相对更高，但也被大环境裹挟着，被不安全感驱使着拼命工作、过度加班。正如一名硅谷科技公司员工所担忧的，如果没在工作，我们就可能会错过一个机会。

在麦卡伦看来，过度工作是对我们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严重侵犯。他在本书中一方面描述了工作者的过劳状态，另一方面也阐述了导致美国人过度工作的原因，并试图找出解决方法。下面我将通过三部分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美国人为什么会陷入过度工作。第二，雇主如何控制劳动者的时间。第三，政客如何让人陷入穷忙？好，先说第一部分，美国人为什么会陷入过度工作之中呢？美国人并不是一直都这么过度工作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而减少。然而这个发展方向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扭转。从1975年到2016年，美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增加了13%，相当于每年多工作5周。作者认为，从70年代起，美国人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突出，贫富差距变大，导致劳动者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兴起。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认为不平等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美国自里根1981年担任总统起，税收政策开始向富裕阶层倾斜，财富向富裕阶层集中。另一方面，美国的工会也在走下坡路，工会成员原本就以制造业工人居多。随着美国产业转移，制造业衰退，工会的力量逐渐示威，其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大罢工。罢工者要求每周工作4天，这不仅没被满足，1.1万名参与罢工的交管员还被解雇了。作者认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之所以急剧减少，主要归功于工会。此外，工会通过与企业的谈判和博弈来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遏制高管过高的薪酬方案。当工会强大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就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当工会的力量被削弱，利润就被更多的分配到了一小部分精英的口袋里。在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在过去40年中涨了1,070%，普通员工的时薪却只涨了12%。而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同一时期，美国的平均房屋售价上涨了约400%。这就意味着低收入工作者不得不靠增加工时来提高收入维持生活。

来自佛蒙特州的阿曼达和他的父亲一样，职业都是家庭保健护工。不同的是，阿曼达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像父亲一样养家糊口。保健护工的平均时薪多年来徘徊在11.12美元左右，很多看护人员的年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阿曼达每周工作60小时，晚上还在旅行社做兼职，为客户预订国外旅行。她的丈夫汤姆在农场做施肥工，除了下雨天，几乎天天都要工作。他们刚十几岁的儿子也跟着汤姆去了农场，利用周末和课余时间打工补贴家用。很多美国家庭都像阿曼达一家一样努力工作，财富却没有增加。他们不是工作不努力，他们只是赚的更少了。延长工作时间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有时候过度工作是致命的。2018年，34岁的食品配送员巴伯罗·阿文达诺在工作途中被汽车撞死。根据摩根大通的一项研究，2013年以来，大量的打零工人员涌入食品配送平台，导致配送员的收入下降了50%以上，很多配送员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巴博罗被撞的那一天，他已经在恶劣的天气中骑行了好几个小时，而哪怕他们在危险的条件下过度工作，也很少有配送员能真正赚到钱。

除了工作时间被延长，很多低收入者还要面临不断变化的工作日程和缺乏足够的工作时间这两个问题。特伦斯·威金斯在塔吉特百货公司的杂货部工作。他什么时候上班？每次上班几小时都由公司的一套调度算法决定。算法的目标是找出实现销售目标需要员工出勤的最少小时数，并据此排班，结果就是大多数员工都被安排了短班，而且在轮班的前几天，他们的排班还在不断调整。有时候特伦斯一周只被排了20小时甚至更少的班，这意味着他的收入少了一半，他必须再打一份工。可他刚找到别的零工，塔吉特又把他的排班增加到了一周40小时，他只能在两份工作中二选一。不稳定的时间表不仅意味着不稳定的收入，也意味着你无法好好地照顾家人或者预约医生去看病。心理学家还发现这种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会对工作者造成心理困扰，导致他们睡眠质量差和幸福感降低，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低工资的影响。而在美国，像特伦斯这样的工作者有640万。他们主要在零售业、快餐业、家庭保健业等行业做小时工，40%的小时工提前一两周才被通知日程安排。将近1/3的人是在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才收到的通知，他们的收入也非常糟糕，行业平均时薪徘徊在13美元左右。

特伦斯说，我们都希望有规律的工作时间表，一份更好的日程安排。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连房租都付不起，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被缩短了。到这里简单小结一下，作者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导致过度工作的主要原因。此外，很多低收入工作者不仅工作时间过长，还面临着排班时间不稳定等问题。你可能要问，不对，那些收入高的美国人工作时间也很长，很多超级富豪不都是工作狂吗？比如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就在采访中自曝每天工作17个小时。从绝对值来看，美国收入前20%的人每年的工作时间确实是最长的，但作者指出，他们的工作会产生非凡的回报。而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他们增加工作时间只能使收入略微提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1979年至2014年，美国前2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95%，而最末20%的家庭收入只增长了26%。2017年，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更是达到了员工的312倍。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一天中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平摊他们的收入。此外，这些高收入人群，如律师、证券交易员和企业高管，对工作时间有更多的控制权。相比低收入者，他们更能决定什么时候多工作，什么时候不工作。虽然高收入人群也要在休假时回复工作邮件，但至少他们是有假的。美国前10%的工作者几乎都有带薪假期，而低收入者中只有1/3的人有带薪假期。此外，当有钱人也在过度工作时，他们就会裹挟其他人一起过度工作。

首先，工作者不敢比老板走得早，以免影响升职加薪。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更是担心自己落在同事之后成为裁员的首要目标，这种恐惧就转化成了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也是我们俗称的“卷”。当然，“卷”在经济上是有回报的。经济学家彼得·库恩和费尔南多·洛扎诺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周工作55小时的工作者比只工作40小时的工作者收入高了10.5%。20年后，这一差距就扩大了一倍多，达到了24.5%，也就是说，比同事多干将近四成，多拿两成半的收入。

其次，有人不舍昼夜的工作，就意味着有人要不舍昼夜的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给他们送外卖，或者提供全天候的儿童保育服务。吉娜·费拉在拉斯维加斯经营一家24小时儿童保育中心，负责照顾80来个孩子。吉娜的客户包括律师、空姐、护士等等，当这些父母得知有人可以全天接收孩子时，常常流下欣慰的眼泪。而提供服务的吉娜自己，他每个月回家24小时，其余时间都住在保育中心里。好，以上是第一部分内容。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美国劳动者越来越“卷”，不过作者认为仅仅是经济不平等不足以解释过度工作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劳动者并不想要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快的工作节奏，他们是被管理者驱赶着过度工作的。那么管理者通过哪些手段来控制我们的时间呢？接下来第二部分，我将重点从技术和文化这两个方面来讲。

先说技术，如果说100多年前，雇主是靠监工手中的皮鞭来确保员工不偷懒，那么如今的技术手段让这节皮鞭变得更隐秘，也更有威力。作者把这类技术称为“电鞭”。电子皮鞭的意思是，尼可·卡尔霍恩曾是电商巨头亚马逊的一名夜班配货员。当收到订单时，尼可的手持扫描器就会开始倒计时。尼可要按照指示找到商品，扫描商品，然后把它放在正确的箱子里。尼可每周工作55-60个小时，还常常在休息室里被保安叫醒，让他提前回去工作。这在旺季尤其常见，员工们不得不经常改变日程安排，取消病假。尼可一整晚要步行约24公里，扫描上千个条形码。他说，扫描器是你的主人，它会检测员工的工作效率，而挂在员工脖子上的白色徽章则会追踪员工的位置。每个配货员都在和时间赛跑，工作时，他们常常会把扫描器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假装扣动扳机，因为跑不过计时器的人会失去工作。

史蒂芬·达拉尔在为亚马逊工作6个月后，由于未达到生产目标被解雇了。他告诉媒体，工作的要求一再被提高，起先是每小时拣货75件，然后变成了100件、125件。很多时候，当公司的监控系统发现员工的生产效率低于基准时，员工就被自动解雇。管理人员甚至不需要和员工交谈。妮可是仓库里最有效率的配货员之一，他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每小时拣货125次的要求。被晋升为公司的大使，这不仅给他带来了更高的报酬，还让他承担起了培养其他配货员的职责。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某年圣诞节后被解雇了，又在第二年夏天被重新招了回来。旺季过后，裁员很常见。当妮可在亚马逊的仓库中与计时器赛跑的时候，伊莎贝尔·巴雷拉在迪士尼乐园的洗衣房里挥汗如雨。2008年，迪士尼乐园建立了一个系统，用来跟踪员工的生产力。洗衣房里放置了巨大的屏幕，每个员工的名字都在上面，当员工与预定的生产力目标保持一致时，他们的名字闪烁着绿色。如果员工速度放慢，或者远低于迪士尼的生产力标准，他们的名字就会变成黄色或者红色，管理者会看着屏幕来监控员工和团队的行为表现。后来就连洗衣机也受到监控，以确定哪些员工在使用哪台机器时落后了。跟不上速度的员工将受到例行的纪律处分。不久，员工就开始相互竞争，以达到新的生产力目标。他们有时还会相互指责对方，拖慢了团队的节奏。员工们不敢上厕所，也不敢随意休息。工商开始增加，团队士气暴跌。伊莎贝尔不喜欢迪士尼的监控系统，他发现其他员工也不喜欢，于是决定联合同事一起忽视屏幕上的闪光，放慢每天的工作节奏，以减少工伤事故。最终，迪士尼让步了，不再把生产力下降作为处罚员工的理由。然而，监控系统依然随处可见，它让员工精疲力竭、倍感压力，也会导致健康恶化等问题。而且它不仅针对伊莎贝尔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也针对白领。比如有一款名叫“泰瑞·明德”的程序，它可以远程访问员工的摄像头，每10分钟拍一次照，再把这些数据和员工敲击键盘的次数、发送电子邮件的数量、屏幕截图、生产率指标等等相结合，绘制出每个员工的生产率图表，并附上照片、证据。这类的监控软件多得数不胜数。

1930年，当凯恩斯提出一周工作15个小时的展望时，他认为技术的进步能帮人类实现这点。可从前面的例子不难看出，技术反而造成了对工作者的压迫。此外，随着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人们更是担心被抢走了饭碗，从而彻底陷入贫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作者认为，本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驾驭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减少了劳动时间，受到了大量产业工人的欢迎。此外，当时的工会也能保证工人对创造的利润有更多的分配权。而现在的问题是工作者对技术变革缺乏控制权，不能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所以技术进步对他们而言反而看起来是负面的。

机器人专家德特·维勒博士就认为，机器人仅仅是人类控制下制造出来的设备，它不会让人类失业，只有雇主才可以。德特·维勒说，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让做决定的权利从我们身边溜走。而实际上，当工作者有权决定技术如何被使用时，工作者和雇主都能从中受益。美国医疗服务提供商凯撒医疗就在引入技术时和工会领导人达成协议，保障员工的工作和工资，让失业员工为新职位做好准备。这个模式在全美的执行力度并不均衡，在执行力度大的地方，往往技术革新发展的最为顺利。

以上我们说了技术进步如何帮雇主控制劳动者的时间。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点，文化的改变如何让劳动者甘于更长的工作时间？我们前面说过，收入在美国排进前20%的人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人群，这个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是很新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休闲而不是工作，才能让人们实现真实自我，追求完美。长久以来，富人都是以炫耀丰富的闲暇时间为荣。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理念诞生了，那就是努力工作，让我们的时间变得充实，我们要在工作中寻找个人价值。这种理念的诞生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思潮有关，当时的人们主张把自己从工作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要审视自己，寻找反映真实内心的职业机会。这种思潮的兴起，恰好遇上了工会衰落，工作者的议价能力变低，工资停滞不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精英们开始呼吁做你喜欢的事情，因为在以前从事艰苦且无聊的工作时，劳动者可以从金钱中获得补偿。而现在，雇主们要帮员工找到新的动力。于是人们对真实内心的需求就被包装成了一种新的工作理念，在工作中发现个人价值和成就感就变得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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