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当过偷书贼

当我第一次看到孔乙己用“窃书不能算偷”这个理由为自己的偷书行为辩解的时候，不由得会心一笑，而后赶紧抬头四望，生怕被人窥见。

后来在王小波的精神家园里，又看到王小波也常到他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直到看到《俄国纪行》里罗伯特.卡帕这个大摄影师，也顺手牵书。在亮堂堂的房间三人面对面的谈话时，无察无觉的就顺走一位俄国官员随手放在桌上的书。该官员事后才发现书不见了且不知道丢哪儿时，大发雷霆，用约翰.斯坦贝克的话说，如果有人偷走他妻子他都不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况且俄国那时对于偷书的行为是要判刑的。我一边读那段文字时，一边替他窃喜，一边紧急的替卡帕提心吊胆。这个感觉就像替《偷书贼》里小女孩莉赛尔偷书得手后翻窗逃跑鞋都不顾得穿时的逃跑，我心跳加速的感觉一样，只想她尽快逃离，找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在书里一解饥渴。这种屡次和偷书人一起经历偷书的激动，屡次就能安抚我偷书挨打的后遗症，也释怀了我不与人道的小秘密。

我偷过书看。我只是偷看。我只是偷偷翻门到隔壁大伯家二楼的小阁楼上屡次看书，并未带走半页，也未曾损坏半页，只是把被锁住的阁楼的木板门给挤变形了。因为屡进屡出。那时还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缩骨功，虽然现在仍然不会。那时也没学过狡兔三窟这个词，不懂得预防被逮被打的后果，也就从没想过可以从阁楼上把瓦一片一片揭开掏个窟窿爬上去，虽然那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那绝对能藏身。要不书上和电影上的各种江湖豪侠干大事时候，基本都是从房顶上来来回回，说明屋顶是足够安全的。也许正因为我没有这个心眼，才注定现在的我庸庸碌碌。那时即便是被大人发现了，肯定以及绝对会给我打架斗殴惹猫逗狗鸡犬不宁的罪名上再冠名“上房揭瓦”的罪行，那也总比挨打，被人说偷窃是贼，羞于见人的那窘相强。

虽然我把唯一能讲小喇叭故事的收音机给拆了挨打，虽然我帮小弟小妹们行侠仗义总和那爱惹事的男孩子打架而害自己挨打，虽然我总蹲着鸡窝旁边干那鸡屁股底下等蛋的耐心事而挨打，都比不上因为偷书看被人说偷窃难过。可是那门缝还那么大，还是害我照挤不误。

一顿打换来那段时光，细想想还是蛮美的。虽然我到现在也不记得了当时看的那些书的具体内容。不懂毛主席语录里的语录是什么意思，不懂得爱迪生发明灯泡后大人为什么总让我们去看灯泡，还时刻把达芬奇画鸡蛋的事挂嘴上，让我看见鸡蛋就想达芬奇是不是长鸡蛋那样，那个不到十岁的我在大人眼里就是十足的孽障。

可是无论大人怎样打骂劝诱，我还是瞅着机会就跟猫瞄老鼠一样从那阁楼门缝下面硬挤。真的不能怪我，只能怪那个门缝太大了，如果严丝合缝的门，我有通天的本领也钻不进去；如果门缝里面黑漆漆的，给我十个灯笼我也不会进去；如果从门缝往里看没有那一堆书，打死我我也不会去不是我的地盘的地方，这真的不能怪我，可是我还是控制不了被那堆破烂书的吸引。

大人总说读闲书有屁用，又当不了饭吃，还容易让人痴痴呆呆。我用吃的，跟别的娃连哄带骗的换来不同的小人书，基本都会被大人抢了，要不点火，要不就又送还给原来的娃。总之我换书的结果不但是自己两头空，还把小人书里的世界祸国殃民。

神不知鬼不觉的挤门，进阁楼，成了我间歇性的规律，就跟有规律的犯病一样，隔几天不去浑身不自在。每次在那一堆书里翻任意一本的瞬间，和第一次一样，里面的书虫呲溜四散逃串瞬间不见踪影，霉霉的味道，书页捏着绵绵软软的，不像现在的书页翻着会响。小阁楼的楼面，属于双层，底下那层，就是从楼下望上看是木板拼接，很干净。我站着的上面，脚着地的那层，是土面，就是那种有黏性的泥，铺了一层，不起灰。上面放大缸木桶，装粮食，主要是装稻谷，装在大缸里面上面盖严实，免得老鼠祸害。书就散散落落堆在从门缝往里看的的墙堆。门后的方向，有一扇小窗户，窗棂之间的距离只容得我十岁的拳头宽窄。窗台离地面有六十公分高，只有一本小书宽，太阳可以照进来，可以趴在那儿头顶着窗棂晒太阳边看书。窗外是别人家的厨房屋顶，人字形的瓦顶低于这个小窗，所以视野比较好。静悄悄的时候能听到那厨房灶塘里的柴火哔哔啵啵的响。院子周边各家牲口圈友好的集中在一起，不管谁家牲口，出门前都会和左邻右舍互相招呼一声，牛一哞叫，羊就咩，猪也跟着哼哧哼哧几声，后坡上的公鸡母鸡也有意无意的扑腾几下，然后大摇大摆的就走了。傍晚收工回来的时候，基本都是谁不搭理谁，回到各自的安乐窝，自顾自的吃，喝，就寝。随后就轮到大古树上的啄木鸟上场了。

那些时日，我就那样跟定期闭关修炼一样钻进那不是我家的阁楼，享受那不破坏不牵羊的窃书的惊喜，以及那些美好的非人带来的日子，那时也恨相见恨晚！挨打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