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社会热点火星人很好奇

33个数据告诉你:“被剩因为眼光高”是谬论!

2018-03-16  本文已影响558人  可可沛沛

“别那么挑,差不多就行了!”

“眼光别太高了,降低点要求就找着了!”

“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啊!结婚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

这些是我作为大龄剩女时,被经常灌输的句子。

核心意思只有一个:你找不到对象,就是因为眼光高。眼光放低点,你就找着了。

(一)大龄剩女多,真的因为眼光高吗?

当然不是。

大数据说话。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长近一倍,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

城市剩女数据如何?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全国900万入学的大学生当中,女生比男生多出40多万。

2013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总人数24680726人,其中女性12769199人,占比51.74%。比男生总共多出8万人。

2014年,北京剩女数量超过50万,是剩男的4倍。

据新浪网的2017年统计数据来看,综合京城4家知名婚介机构的调查数据(妇联婚介、京城邂逅、军地婚介、芦珊婚介)来看,走进婚介的“剩男剩女”已达十余万人。其中男性45016人,女性56675人。从总人数看,男女相差并不太大,女性仅比男性多出一万余人。但从30岁以上“剩男剩女”的情况来看,男女比例为3∶7。即7个女性要”3个男性

大龄人士中,女多男少的局面,近来在多场婚介活动中都有体现。2017年7月,北京市妇联举办联谊会,为200名军官征有北京户口的姑娘,咨询电话几乎被打爆,报名的姑娘达600多位,出现了4女“抢”一军官的情况。市妇联工作人员只好忍痛“刷”下400多名姑娘。

就我切身而言,的确如此。

刚一开始我还兴冲冲地参加各种相亲活动和相亲大会,后来发现基本上男女比例是1:3—1:4。而且这仅有的1,有的条件不怎么样、有的妈宝、有的岁数大,条件稍微过得去的,则大有皇帝选妃之踌躇满志,傲气能上天。每次相亲大会于我而言,无疑为一番赤裸裸的羞辱和打击。3、5次以后,我宁死再也不去了。

绝对值的悬殊、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大量女孩子剩下是不争的事实。哪怕眼光再降,总数里终究会有4/7的女孩子剩下。

(二)新农女的逆袭

我是河南人,在农村有一个表舅。表舅有一女,面容姣好。虽然在农村,但因着父母宠溺,并不做粗活。皮肤白皙细腻,头发乌黑亮丽。十分洋气。

第一次看刘德华的海飞丝广告——我的梦中情人,一定要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那个秀发纷飞的女模特,像极了我的表姐。

一家有女百家求。说媒的踏破门槛儿。

千挑万选。终于在17岁时,其父要把她许配给同村的一个帅小伙。帅小伙家境殷实,父母年轻体壮。父在城里打工,母在家务农。家里盖了三层小楼,有摩托车。

有房、有车、小伙人好、父母身体壮健,还求什么呢?

表舅颇为洋洋自得。

表姐却死活不嫁。

她趁舅舅舅妈睡着,偷走了身份证,和闺蜜去了深圳打工。在鞋厂里认识了一个中层管理人,广东人,离异,比她大20岁。跟人跑了。

舅舅舅妈觉得丢人现眼,受此打击,一病不起。表姐在电话里很镇定:“和村里人结婚有什么好,还不是一辈子受穷!孩子连个好学校都上不起!泥巴堆里滚一辈子!

舅舅舅妈与她断绝了关系。我们再也未曾见过她。

事实上,和我表姐类似的女孩子很不少,她们被称为“新农女”。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所长李树茁说:“就全国而言,婚姻挤压风险主要由贫穷农村来承担。城乡流动加剧了贫困地区的婚姻问题和城乡梯度婚姻的形成。”

由于同期城镇男性的再次挤压,农村婚配困难的男性将达到15.03%。

城市的生活就像一块吸铁石,慢慢的诱惑与新奇。如果农村人能享受到与城市相似的物质、医疗、教育、社保,农村姑娘就不会如此迫切地向城市流动。

(三)地域分布不平衡

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在《剩男: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中预测:到2020年中国“剩男”有3000万-4000万(占年轻成年男性人口的12%-15%)。

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9岁-65岁的人群中,城市男性结婚率始终高于农村。这3000-4000万剩男主要集中于农村。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出了一个主意:把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结合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殊不知,城市大龄剩女和农村光棍,无论是在学历背景、生活经历、家庭背景、知识结构、审美品味上,有着巨大鸿沟,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绝无任何可能走到一起。

在如此语境下,降低标准,怎么可能?

那么,这种地域的不平衡究竟如何形成的?

答案很简单:经济发展不平衡。

先看数据。

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

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3432元,人均支出10955元,其中仅食品和衣着支出就已经超过60%,除了养家糊口外所剩无几。

根据最新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高薪农民工只是极少数,2016年中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刚过3500。

城市农村的基尼系数长期高达0.45,而在国际上0.4已为预警线。预示着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境地。

事实上,经济数据只是表象。

隐藏在其后的,是国家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制度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土地制度是最为严重的问题。

(1)土地所有权问题

1947年,中共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

从1953 年开始,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这一政策的推行主要分为三步:首先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土地仍归农民私人所有,但是集体统一耕作,按比例分红;然后是“高级社”,农地全部转归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体耕作,取消了土地报酬,按照劳动工分分配,农民失去了土改后获得的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牛、农具等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只保留了不超过总土地量5%的自留地;最后是在1958 年进入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时期。

1956 年6 月,《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在税收、农业贷款等方面,国家对合作社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单干农户因此必须承受比合作社社员更多的压力,渐渐处于一种被国家抛弃的状态。而当合作社最终享有对土地、耕畜等的所有权时,公有制便形成了。就这样,土地变戏法式地重新回到国家之手,到1985 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时,土地最终也没有回到农民手里。

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财富,却不归属农民。农民只能在其上种地,而农业又是一个产出极低的行业。出于土地所有权的原因,农民既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也无法依照市场价格进行变卖。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城市可以随意以“公共利益”为名,低价大肆攫取农民的土地。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从1990年到2002年,失地农民已达6600万。

土地征收和征用的补偿标准很低。更可怕的是,因为征收和征用经过的环节多,农民的经济利益被盘剥几乎是注定的。

何伟在《寻路中国》中记述过一件这样的事:在浙江丽水夏家河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张巧萍原本应该得到160多万赔偿,却只拿到了12万。

倘若征收的土地是用于进行经济适用房建设,则更为不幸,稍微给点钱便把农民打发了。因为经济适用房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农民上访事件绝大部分与土地相关。

茅于轼在《中国人的焦虑从何而来》中对经济适用房进行过激烈的批驳:政府用强制手段从农民手中拿地,用价差补贴城里人以低价买房。这就是经济适用房政策背后的游戏。经济适用房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收入分配制度。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问题那么复杂?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无独有偶,何伟在《寻路中国》中指出:最遭殃的是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

(2)政策问题

这几十年以来,我国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我国政府的政策涉及是针对城市人口而忽略农村人口的。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主要是政府造成的。

最低生活保障、公费医疗、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良好的城市服务,统统只针对城市,而把农民排除在外。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于农村女子而言,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农村,则成为她们再也回不去的噩梦。农村剩男只得在农村孤独终老。

于此同时,随着新农女的涌入,本已富余的城市剩女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被剩,已然成为一种回不去的宿命。

换言之,倘若这几十年农村经济与城市同步发展,城市和农村分割得不那么明显,城市大龄剩女和农村大龄剩男之间便能进行流动和流通。困扰着整个社会的极为棘手的城市大龄剩女和3000万农村剩男问题便不会出现。

(四)媒体、舆论之耻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媒体、公众号大多鼓吹让女性自立自强、看不上眼的男人不必理会、催婚的七大姑八大姨怼回去,这实质上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说“捧杀”也不未过。这些文章看完会很爽,但它第一不能解决问题,第二不能认清问题

而舆论、父母、七大姑八大姨,受自身视野、学历、知识背景所限,根本看不清深层次的根源,加之中国人受“反求诸己”的儒家思想影响过深,只一味地要求大龄剩女从自身身上查找原因——“嫁不出去就是要求高”“就是有毛病”,这是一种责难,更是一种不公。要求将得再低,也有4/7的城市女性要剩下。

明明是国之殇,却要注定被剩下的4/7的女性承担后果。作为一个制度的受害者,不仅不能得到抚慰,反而要被责骂和歧视,怪矣!

(五)应该怎么办

正确的做法是认清楚形势,正视问题产生的根源。

国家应该有所为;

媒体不应再写文刻意讨好和捧杀,而应该积极地发挥媒体应有的正向作用;

舆论不应苛责。

如果非要骂,那应该骂国家城乡二元制政策,而非作为受害者的大龄女子。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响应机制是缓慢的,三农问题在短期也无法得到解决。

作为已到适婚年龄的女性,如果想结婚生子,不妨多做寻找,灵活变通。

我明白这条路注定很难,但也只能如此这般走下去。

毕竟,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

END

上一篇下一篇

猜你喜欢

热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