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2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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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和宗族》

本书的基本看法是：作为一个制度的宗族，恰恰就是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的结果。 16世纪的礼仪改革，是地方社会整合到王朝国家的前提，而 19世纪末西方影响下，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的方式，也就与 16世纪大不相同。

清朝的海关报告，为珠江三角洲在太平天国叛乱平定之后的繁荣留下了最佳写照。报告年复一年地指出，广州的出口额不断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丝绸出口。我们研究这些报告时，必须明白，自 19世纪 70年代开始，由于交通设施及资金信贷制度的进步，全球的贸易都迅猛增长。期间，一些先进技术也流传到中国，这些先进技术虽然很少渗透到农村，但是，南海、顺德地区引进蒸汽缫丝技术，却比长江三角洲地区早得多。

嘉庆十年（ 1805），两广总督那彦成平定会匪叛乱时，发现宗族械斗时也采用枪炮。原来，宗族利用族产收入，购买火枪，甚至购买火炮，进行械斗。如果闹出人命，宗族就出钱请人顶罪，此人被官府定罪处决之后，宗族会把此人的神主牌位供奉于祠堂，此人的家属，也由宗族的族产供养。

后来担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光绪十一年（ 1885）提及广东的械斗问题时，哀叹：“外洋利器，随处可购，是以洋炮洋枪旗帜刀械，无一不有。”

枪炮提高了防卫成本。正正因此之故，沙田开发的利润、顺德和番禺团练巡逻队的武力、控制这些武力的机构的财力，这三者的密切关系，就开始通过枪炮而显露出来了。拥有枪炮的宗族，成了地方的超级力量，不仅邻居震恐害怕，甚至地方政府也忌惮三分。枪炮也使战斗杀伤更加惨烈，踏入 20世纪头十年，珠江三角洲不少地区，村落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械斗，也都是拜枪炮所赐。

龙兰轩的谱系世代如此排列，可见当时必然有同样姓龙但并非龙兰轩子孙的人存在。因此，族谱里有关寻找祖坟、建立扫墓制度的故事，对于这个支派包容哪些人、排斥哪些人，就大有关系。

道光二十九年（ 1849），当顺德龙氏正兴高采烈地祭祀开基祖时，邻近高明县有人前来，自称也是龙氏子孙，要求分享祭肉，制止他们的，又是龙廷芝。咸丰三年（ 1853），龙廷芝编纂族谱，把两个支派都写进了族谱。

龙氏宗族必须阻挡来自高明县自称族人的人分享祭肉，这个例子很能够说明大宗族的运作，也很能够解释为何宗族建设一旦展开，就必须行使权力。

龙元禧的创举，在于和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容许宗族收税，换言之，容许宗族承包税务。这项协议要能够推行，不仅官府须提高其赋税记录的透明度、以制止衙役乱收费，宗族也要制订自治章程，以确保能收到税。

位于广州城心脏地带高第街的许氏，也展现了同样的变化。许氏大宅建于道光二十九年（ 1849），有房屋、花园不等，中心建筑则为祠堂。许氏在广州城的历史不长，建造大宅是许祥光（ 1799—1854），他父亲来自潮州，家境贫穷，但业盐致富，因此许祥光只算是在广州定居的许氏的第二代。许祥光于道光二十二年（ 1842）中进士，开始其仕宦生涯， 19世纪 40年代广州人反对英使入城的浪潮中，许祥光也是积极的参与者。许氏宗族迅速壮大，许祥光这一辈凡九兄弟，许祥光本人就有八个儿子、十五个侄儿，其中一人就是著名的许应骙，官至闽浙总督。再过一代，许氏又卷进革命洪流。许崇智（ 1886—1965）在福州起义，然后加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许崇清（ 1888—1969）留学日本， 20世纪 30至 50年代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许广平（ 1898—1968）则在广州、澳门长大，在天津成了学生运动领袖，并嫁给现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鲁迅。

省衙门与士绅就土地问题交手，暴露弱点，其后果重大，远不局限于赋税事务的范围。清政府既然无法提高其土地方面的赋税，就开始打商人行会及城市慈善组织的主意。清政府赋税政策的这种改变，也增强了这些城市组织的力量。

晚清慈善机构把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这是新颖的行政管理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慈善机构才能大幅扩张其财政规模。这如此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出现的？回答了这一问题，才能够全面解释中国社会组织的变化。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来自上海，而是来自香港。

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广州的地方领袖发动罢买美国货行动，抗议美国国会把排斥华工法案再度延长，这些地方领袖，已经无分士绅与商人了。

沙田开发商，如今可以从上海遥控沙田事务；沙田当地的团练局，如今除了继续采用其旧有的管理模式外，也采用民国的新语言来推行管理工作；族长如今身兼谘议局议员，通过宗族组织打击赌博、打击吸食鸦片、维修堤坝。他们联合创造出来的图景，有古老的，也有现代的。面对这变化过程，一种看法可以是：宗族形式改变，实质未变，控制土地的宗族，依旧运作如常，依旧力量强大，但这些宗族开始说起另一套语言来了。这些说着新语言的宗族，在什么意义上是发源于 16世纪的宗族制度的延续？

16世纪的礼仪革命，为王朝国家提供了一套理论，使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相结合。这套理论已经谢幕。新的理论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崛兴于城市，而原本作为宗族及乡村成员的人，现在成了“农民”，“农民”据说是封建社会的残余。主导中国新社会的制度，从沿海城市诞生；主宰中国的精英，从现代学校诞生。从此，乡村社会就要靠边站，即使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也不自安，因为据说，必须由上海的尺度来衡量中国，这样才算现代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