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街上的肉丸子
做为70年代生人,阳城街上的肉丸子伴我一路成长。
虽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还是隔三差五的要跑到“南门坡肉丸老店”那买两碗解解馋。
“南门坡老肉丸店”的肉丸阳城街上卖肉丸自打我出生起就有。
成年后坐在一起闲聊,姐姐就常说:我一周岁多的时候,因为父母要上班,又找不到照看我的人,是比我大七岁的姐姐在家照顾我。
因为奶水不够吃,到每天上午10点左右的时间,姐姐就把我抱到母亲上班的地方,母亲则去大礼堂隔壁一家卖肉丸铺每天给我买一碗一毛钱的肉丸吃。
姐姐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是抱怨的。一是到该上学的年龄没有上学;二是母亲买肉丸给我吃从来没她的份,而她也不懂争抢,只默默的把委屈咽到肚里,这成了她童年心上的一个哽。
那时母亲在大礼堂对面的供销社做售货员,而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供销社后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的黑房子里居住。
父母微薄的工资养着四个孩子,家庭条件可想而知,仅仅能解决温饱,也难怪委屈了姐姐。
到了五、六岁,我最渴望的事就是跟着母亲去赶集,因为是不管东关、南关、西关、后沟赶集,都有卖肉丸的摊子。
过去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所以一到集会,总是人山人海。集会上日常用品、衣服、土特产应有尽有。
母亲牵着我在热闹的集会里穿梭,买些日常用品,看看戏,往往消耗掉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的时间。
母亲最喜欢看戏,总是早早的去坐在戏台前几排的木椽子上占位子。那时的集会不是唱豫剧,就是上党梆子。
年幼的我看不懂戏,往往是从戏开场一小会到戏结束都是趴在妈妈腿上睡觉。
和母亲赶集,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坐在肉丸摊子前吃一碗香喷喷的肉丸子。
到了七、八岁,早上背着书包去东方红小学上学的时候,都会路过十字街的二饭店(现在是太行商场)。
那时饭店门口每日坐着一个穿着白色厨师服的胖厨师,面前放着一个炉子。
炉子上放着一口直径足够一米的大铁锅,上面漂着满满的牛肉丸子,和一两根鲜艳的辣椒。
街上飘着诱人的香味,每次路过闻到,总是忍不住要咽几下口水。
记忆中,那时的牛肉丸卖到了一毛五一碗。而我因为不知父母忙,还是家庭条件有限,印象中一年也只去吃过一两次。
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她妈妈是二饭店的服务员,她总是昂着头,像个骄傲的小公主,在班里进进出出,凡人不搭话。
但全班很多同学都羡慕她,因为她有个在二饭店工作的妈妈,想必她随时都可以吃上我们心怡的肉丸子吧。
80年代,记不清什么时候,二饭店消失了,它坐落的地方改成了太行商场。
随着改革开放,个人也可以经营饭店了,牛肉丸也慢慢走进了百姓们的寻常生活。
80年代中期,南关街上一家回民开的“南门坡肉丸店”就成了喜欢吃肉丸的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90年代初,我参加了工作,手里有了工资。每天中午不在家吃饭,经常约单位的两三个小姐妹去南关街上的“南门坡肉丸店”吃肉丸。
那时的南关街,街面不宽,曲曲弯弯,不宽的街道两旁都是个体商铺。有卖馒头、火烧的,有卖烩面的,还有卖各种铁器、生产用具、日常杂货的。
“南门坡肉丸店”就在南关街的口头。
那时“南门坡肉丸店”的牛肉丸,小小的,肉量充足,浅浅的小黑碗非常的精致,一个碗里放把小铝勺,光是视角上都是一种享受。
再往汤里放点辣椒,真是妙不可言。记得当时是五毛钱一碗,每天去吃也吃不够。
店里还有个漂亮的回民姐姐,皮肤白皙细腻光滑,梳着自然卷的辫子,大眼睛,丹凤眼,自带西域女人的气质,非常洋气。
她麻利的给顾客们端饭收拾碗筷和桌子,脸上总是带着亲和的笑容。她的美丽光彩照人,有的小孩子会眼巴巴的看着她半天都舍不得把眼光收回。
九十年代的南关街后来结婚有了孩子,也经常隔三差五的带他去吃。后来听他说过,南关街上的肉丸也是他童年里最美好的记忆。
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以前的南关街变成了现在的步行街,南关街上的“南门坡牛肉丸店”也搬到了南河口以南的街上。
旧南关街变成了步行商业街现在想吃牛肉丸可以随时去吃,就算五元钱一碗,也是想吃几碗就吃几碗,再也不像70、80年代想吃还得看看兜里银子充不充足。
现在的“南门坡老肉丸店”铅笔画疫情期间,“南门坡牛肉丸老店”的老板应政府要求关了几个月的门,听说回河南老家了。
好几个月没吃上“老店”的牛肉丸了,竟然成了大家的一种念想,经常听亲戚朋友们念叨老肉丸店什么时候开门。
好在疫情解除后没多久,“南门坡牛肉丸老店”又开门了,肉丸店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几乎所有从70年代走过的人,都感慨:现在“牛肉丸老店”的肉丸好像没有在南关旧街上的时候好吃了,虽然店主还是原来的店主。
可能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什么都吃过了,要求也高了。
但这并不影响“南门坡牛肉丸老店”的生意,也不影响人们对牛肉丸的热爱,去吃饭的人们还是络绎不绝。
阳城街上的“牛肉丸”伴随着阳城人民一代一代的成长,它已根深蒂固的融入了大家的生活,并给很多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