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当人类选择扮演上帝的那一刻，或许也同时走向了黑暗的
弱小和无知并不会使人类灭亡，但是傲慢却会。一旦人类丧失了敬畏之心，选择扮演上帝的那一刻，也同时走向了黑暗的地狱。
11月26日，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科学家贺建奎及其团队对外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已经在中国诞生。
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新闻的进展，而其中更多的是去看中外一些媒体、学术圈对此的反应和表态。说实话，相比于一些人对于此次事件的愤怒和怨恨，在我这里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身为普通人的真正的不安和担忧。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一天会如此快的到来。
短短一天，学术界、产业界、舆论界罕见的“步调一致”，为了追热点、不管懂不懂都来关心这一前沿科技进展。正如人民网在当日的报道：
人民网对于“基因编辑婴儿”的报道/人民网
第一眼看标题，让人产生一种迷之兴奋，感觉是在庆祝中国科学家在基因编辑方面率先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该报道在当天下午被删除）。
但是可惜的是，事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好。
因为虽然这是全世界首例通过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婴儿，但是由于这个实验宥悖伦理道德和人类安全，所以这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科研史上的耻辱。
同时，网络中各种评论、见解层出不穷，其中有人搬出了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里复制人共同守护的秘密的桥段、有人搬出了弗拉西斯.福山的高深学术大部头、也有人将贺建奎所做的实验及理论掰开揉碎进行讲解。
虽然广泛的讨论有助于理解，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分析和讨论此次事件。所导致的就是很多人看完这些文章，还是会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严峻性。
因此，这篇文章就会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将会改变全人类命运的事件，同时，我相信当你看完这篇文章，也会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不安与恐惧。
01
“首例免疫艾滋病（HIV）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消息最早来自美联社。
11月26日，贺建奎在香港接受了美联社采访时宣称，他与他的实验团队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七对夫妇（原本八对，其中过程中退出了一对夫妇）的受精卵基因中把修改一个名为“CCR5”的基因（将该基因序列中的部分敲除），并且其中一对夫妇的一对双胞胎（露露和娜娜）女儿已经在这个月于中国出生。
贺建奎对此表示，这种操作能够让这些孩子具有对艾滋病的天然免疫力（就等于说，这些孩子可以在一生中对艾滋病免疫），这种能力在今天的世界上非常重要。
贺建奎在介绍有关实验内容/美联社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尽管病毒得到抑制的艾滋病感染者于2017年达到47%，在过去三年中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有1,940万艾滋病感染者病毒尚未得到抑制。据估计2017年全球有3690万艾滋病感染者、2170万人正在接受治疗、180万人新感染艾滋病病毒、94万人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疾病。
另外，艾滋病病毒在儿童体内的发展速度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出生就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在两到三个月内死亡率最高。
而艾滋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是通过一种叫做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当HIV病毒进入人体体内，能精确的识别体内的人体免疫细胞，然后入侵并且杀死这些细胞，从而让被感染者失去免疫能力，最终死于一些并发症或者严重的感染。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HIV之所以能精确的识别免疫细胞，就是因为这些细胞的表面存在一种天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正是由CCR5基因的产生。
因此，反过来思考，如果人体基因中天生就没有这个正常的CCR5基因去表达，那么人就可以一辈子对艾滋病免疫了，特别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情，毕竟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致命的疾病。
CCR5基因三维分子构型/Wikipedia
如果这样看，贺建奎这次的实验就帮助全人类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医学难题，同时这才是一个收益大过风险的新型预防手段。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是大错特错！
原因有二。其一是这次实验中生下那对双胞胎的母亲并不是艾滋病患者，她们的父亲虽然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是在长期的治疗后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这也应该是这对夫妇选择此次实验的初衷，就是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出生后也携带HIV病毒，而他们这样抉择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
虽然这种心情我们理解，但是这种抉择是没有必要的。根据王立铭教授在他专栏中介绍：
母亲只需要在孕期注意防护措施，孩子100%地不会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就算艾滋病母亲生孩子，通过成熟的阻断疗法，孩子也有99%的概率不会被感染。
即使出现1%的可能，也可以通过现有艾滋病治疗手段（出生后6小时内服用抗病毒药物），将其变成慢性病，并不影响患者的生存寿命。
根据果壳网介绍，这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安全可靠的。比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个家庭，父亲因为母婴传播感染HIV，但在婚后经过医生的指导与治疗，捕鲸没有使妻子受到感染，两人还有三个健康的宝宝。
幸福的一家子/果壳网
第二点，虽然基因编辑技术在全世界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得以发展，特别是“CRISPR/Cas9”的发展，更加给该技术进行赋能。但是，这其中还存在许多风险与问题没有得以解决。
其中最主要的风险就是，这项技术在使用的时候难以避免的会发生“脱靶”效应（由于CRISPR的错误识别，会导致破坏人体内正常的基因），导致病理基因变异，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出现一些难以准确预计的遗传病。
《Nature Medicine》上的多篇研究报告就指出，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可能会使细胞缺失抑癌基因p53，从而导致试验对象更容易罹患癌症。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贺建奎实施的操作与之前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艾滋病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因为这次他们修改的是受精卵中的基因，而这些修改就会在婴儿的所有细胞产生效果——就包括生殖细胞。也就是说，这种修改不光会影响这几个孩子，同时也会将修改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代。
在之前的尝试中，只有患者的免疫细胞会被修改。这样做就是防止就算修改没有成功，也不会影响到生殖细胞，乃至患者的子孙后代。同时，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
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者核转移开始不得超过14天。
这就是著名的“14天原则”。
这两条原则其实可以看做基因编辑技术最后一道“防火墙”——即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只有患者自己承担。
而现在，双胞胎露露和娜娜已经出生，这最后一道防火墙也被突破了。
02
既然在这场试验之前，对于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开展有着明确的限制，比如“14天原则”在2003年就颁布，为什么还能进行的如此顺利？
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审查和监管问题。
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公示的信息，这项试验的伦理审查机构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而如果在医院进行该试验，就必须通过医院医学伦理会的审查才能进行。
而在这份《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的审批意见一栏中表示：
符合伦理规范，同意开展。
和美医院出具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新京报
这就代表，医院相关负责人审查过该项目，并且同意执行。但是根据新京报的记者走访该医院发现，相关人员并不知道这个事情。该医院总经理表示，
医院和贺建奎没有过合作，他的实验和医院没有关系。
随后新京报记者联系了上月刚从医院离职的前医学部主任、伦理委员会成员秦苏骥，后者表示
这件事情这么重大，我们医院根本不够级别能通过”，当问起签名的时候，秦苏骥表示“他们说看字迹是自己的，但是都不记得签名这回事。
16日下午，贺建奎所任职的南方科技大学官网发布声明，称贺建奎已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对于试验方面，学校也表示“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在校外开展，为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
南方科技大学官网发布声明/人民日报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则称，该项试验进行前并未向该部门报备。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公告/人民网
以上这些翻译过来就是：他做的试验，和我们没关系。
假如这些都是事实，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各方面都与这次的试验没有关系、甚至都不知道，那么贺建奎是如何拿到项目经费和审批通过的。
据了解，贺建奎除了是一名学者之外，还是6家生物公司的法人或者股东。他曾公开表示
不仅要做一个教授，还有责任把科技研究推向市场。
贺建奎拥有股权的公司/天眼查
这样看，贺建奎拥有资金和资源来保证绕开相关审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相关信息可以证明这一点：该项目于2018年11月8日进行了补注册。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官方网站显示/缓缓说
这对双胞胎正好是11月出生。这就是说，贺建奎从开始研究工作到结束都没有申报注册，直到孩子要出生了（瞒不住了或者故意泄露相关数据制造舆论），才进行补注册。
那么，同样遵守相关规定的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是如何通过这个项目的审批的？
既然贺建奎的试验从头到尾都是不符合伦理道德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那为什么可以如此顺利的进行到现在？
其背后的程序漏洞和利益交换可想而知。
03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之前也有过科学家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细胞上进行修改，来达到治疗某种疾病的目的。但是，同样是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细胞上试验，为什么此次事件会被如此的关注？
其中的原因，一部分已经在前面说了，是因为这次的试验已经突破了最后的那道防线，从而留下了很多隐患。
除了这些，更为关键的是这将是一个标志——这次试验或将会改变整个人类物种的命运。
这并的不是在杞人忧天，而是即将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在未来的某一天，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不仅可以预防和治疗一切疾病，同时也可以做到将人类的能力放大和优化，比如提高智力水平，领导力和语言能力。
换句话说，到那时父母就可以在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就可以“定制”他们的孩子长大能长多高、会有多聪明、长得有多好看，或者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能力等等。
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就像所有的好东西一出现，首先享受和体验的都是社会中上层人士或者特别有钱的人。等到这些群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定制”好自己的孩子后，实现财富迭代。就像罗振宇老师说的那样：
他们的孩子会一出生就特别聪明，或者特别好看，等到孩子们长大就可以继承父辈的财富，同时将财富进行放大，来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
那么，到那时没有能力用这项技术的人该怎么办？
阶层固化/必应
对于这一点，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已经想出了应对办法。美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在他的一些著作声称一个新的、糟糕的社会阶级出现了。
这个阶级基本是一群工作不稳定、没有预期的职业晋升、加班是常态，但没有任何报酬、没有储蓄、只靠不太高且波动的工资过活的人，他们有可能是农民工、网约车司机、或者是公立学校收入低、必须兼职的老师，也有可能是自由职业者等。
过去，没有组织声称要负责这群人的利益，但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人们开始担心社会的阶级分化所导致的愤怒情绪已经威胁到了现有制度的地步。因此需要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些人的利益问题。
盖伊.斯坦丁在2016年提出了“基本收入”的概念，更加准确的说应该成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它对一个社会和群体里的所有人一视同仁，参与者的收入不限多少，也不论他们是否参加工作，或者就在找工作，它都会像工资一样每月定时发放，数额并不大，开始时有可能只能满足房租和吃饭的费用。这笔钱的使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只要不犯法就行。
盖伊认为，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实现自由、提供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应该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
《基本收入》/好奇心日报
虽然这样听上去有点乌托邦，但是对此不乏支持者。作为基本收入的倡导者和《大有希望》的作者克里斯.休斯表示，“他到手的钱和工作太不匹配了——到手的钱太过于多，而另一些人还在为满足结伴需求苦苦挣扎，这让他不安。”
就像任何观点都会有两种声音，对于这个倡议的反对者认为它的出现会让人变懒，让更多的人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会适得其反的诱发人性中的不堪。
目前试点施行这项倡议的地区包括印度、肯尼亚、加拿大、芬兰、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加州的奥克兰等。虽然试点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支持这项民生倡议。正如盖伊.斯坦丁在他的书中写到：70%的芬兰人支持基本收入理念。
这项倡议看上去是那么的友好和善意，但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常常是由过分的善意铺陈的。我们再回到之前想象的场景中：假如到了那一天，这个倡议在全世界范围很好的施行的，富人们可以拿着更多的钱去“定制”他们的孩子，而穷人们也很开心，因为他们每个月有基本收入拿，而且不用工作。
于是，全社会就这样良性的运转下去，一代人紧接着另一代人的诞生（到那时应该也不会衰老），富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孩子一代比一代聪明，好看；而穷人还沉溺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中。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会越来越严重，阶层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而这一切，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2017年7月6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和百分点集团将联合举办XWorld大会。尤瓦尔.赫拉利谈了许多，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想法/视觉中国
之前我很多次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当汽车出现的时候，人们从马车夫转变为了开汽车的司机，人们并没有被技术替代。但是在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中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认知：在人工智能真正进入我们生活的那一天，我们人类的角色有可能并不是马车夫，而是被淘汰的马。
而我想更进一步，如果当基因编辑技术完全成熟的那一天，说不定很多人的角色就是“无用阶级”，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不用工作却能拿到“工资”的生活，同时在这期间也渐渐放弃了很多权利和社会地位。而相对应的，那些通过基因编辑手段修饰的人，会逐渐迭代成为更加强大的人，最后就成为了“神人”。
从此，整个世界被这些“神人”管理和决策，而剩下来的“无用阶级”只能服从于这些“神人”的管理，乃至在危急关头被无条件牺牲掉。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早就对这一问题，他在《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一书中作出了预言：
霍金对于“超级人类”在去世之前作出预言/微博
我确定就在这个世纪内，人类将找到强化智能以及本能的方法。法律可能会禁止对人类做基因改造，但仍将有一些人无法抵挡巨大诱惑，设法通过基因工程改进记忆力、抗病力以及寿命等人类的生理特征。
一旦这样的超人出现，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自然人将无法在各个领域参与竞争。理论上说，自然人将逐渐走向灭绝，或者成为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而且，人类会展开“自我设计”的竞争，设法以更快的速度改进基因。
04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我还有另一个担忧，就是——任何新的技术首先都会被应用到军事，从汽车到飞机，从导弹到原子弹，无不例外的进行重复。
那么，对于基因编辑技术也会这样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基因编辑技术不仅可以做到上文中所说的加剧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同时会降低人类物种的多样性。正如王立铭教授所说：
当基因编辑技术一旦成熟，主导人类演化的不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的观念系统。每个人都想变得聪明，变得漂亮和身材好，最后就会导致人类走向趋同，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更加重要的是，基因编辑技术一旦成熟，将会让人类重新走上“优生学”的噩梦。
1922年，纽约长岛优生档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哈利.劳克林为解决美国的优生问题，提出了《标准绝育法》（Model sterilisation law）草案。草案最终获得通过，到二战打响之时，美国超过30个州拥有自己的优生法案，大量罪犯、妓女、癫痫患者、残疾人和其他被视为心智不健全的人被迫接受了绝育手术。
而在《我的奋斗》一书中，阿道夫.希特勒头头是道的对美国优生手段表示了赞扬，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屠杀、灭绝犹太人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当基因编辑技术真的到来，世界和社会中就会出现更加全面的阶级分化，乃至人种分化，随之有可能就会出现针对某个特定人群的“绝育手术”。
基因编辑技术就像是人种战争中的核武器。
1939年，奥地利圣帕尔滕，希特勒在进行军事演习/视觉中国
因此，任何国家都不会放弃新技术所带来的强大能力和足以威慑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各国之间就会引发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就像当初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一样。
1945年到1955年之间，美苏双方进行了核军备竞赛。在1945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两年后，苏联的原子弹也成功爆炸，打破了美国战后初期的全球核垄断地位。随后，美苏在核武器的实战化、高质量、小型化方面展开竞赛。
据统计，1945～1985年，全世界共进行了1570次核爆炸试验，美苏分别占80次和562次，合占世界总数的80%以上。两国储存的核弹头总数达4.5万枚以上，占战后世界核弹头总数90%以上。当时就有军事评论家对此表示“这些核弹头摧毁一百个地球都绰绰有余”。
之后，为了控制一些拥核国核弹头的数量，同时保证不发生局部核战争，在1968年联合国通过了《核不扩散条约》，就此生效。
那么，对于有可能发生的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军备竞赛是否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国际监管和法律约束，来制约人类将其技术使用在军事上。
我的答案是：不可能。
我在之前文章《如果发生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会使用什么武器》中就说过：
虽然有《核不扩散条约》的限制，只能允许少数几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而且必须衰减到一定量的库存。但是真到了核大战时，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造出核武器用于打击，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监管到位。
核武器是这样，基因编辑技术也是同理。
今日下午，贺建奎出席了在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他一上台，首先为“这项结果出人意料的泄露”而致歉，并称“实验数据将立即在会议上公开，并请与会人员做同行评议”。
2018年11月28日，香港，中国学者贺建奎现身正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争议表示歉意，随后进行主题为“利用CRISPR/Cas9技术进行鼠、猴、人胚胎的CCR5基因编辑”的演讲/视觉中国
对于他的道歉，可以读出的意思只有一个：这次所谓的“泄露”其实是精心安排好的，不然你们什么都不会知道。
这点从他提前在Toutobe发布的五条制作精美的视频上就可以看出端凝。
因此，即使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出现进行约束监管，也会有人会去冒险，毕竟在这技术的背后，充满了巨大的利益诱惑，同时人类的野心也会促使其得到发展。
这个世界上，总有法律覆盖不到的地方，和监管不到的角落。所以，像贺建奎这样的疯子会越来越多，他绝对不是最后一个人。
05
在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贺建奎在做完专题演讲之后，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在面对很多问题时，他都需要主持人复述一遍才能作答。
但是，对于很多问题的回答上，贺建奎都在采取“迂回”方式，未对这些质疑作出直接回应。
在主持人问到试验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时，贺建奎副教授表示，
我只是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他们。现在有数百万家庭患有遗传性疾病，或有接触性传染病。我们如果拥有这项技术并且能提供给他们，这将对他们大有裨益。
2018年11月28日，香港，中国学者贺建奎现身正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在演讲之后回应媒体提问/视觉中国
而他在早一些被美联社采访时，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说：
我不仅想要创造第一例，更要使之成为范例，对此我感到责无旁贷。
从以上对话就可以看出，贺建奎副教授的意识中并没有任何一点伦理道德，有的只是他那疯狂的想法；他所做的事情看似一心为病患，但是却不顾“脱靶”的风险执意进行试验。
而在贺建奎在被问到“已经出身的双胞胎会怎么样，她们之后会遇到什么？”的问题时，他表示“将对两个孩子所在的家庭地址及成员情况进行保密，并且正在进行监控”，除此之外，对于这两个孩子的命运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同时在会上，他表示“在露露和娜娜出生后，通过基因检测确认符合预期，基因序列得到了改善。虽然基因测序发现存在一个潜在的脱靶风险，但是距离其他基因都很远。”
一个“脱靶”风险，被他这样简单的一笔带过；就因为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脱靶”，两个孩子和她们的家庭就需要在这种风险下度过之后的每一天。
但是，这个家庭要面对的还不止如此。
27日下午，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作出回应，其中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本次事件的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属于被明令禁止的，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处理。
“属于明令禁止的，将按照有关法律和条例处理”，就这样简简单单19个字，就决定了这两个孩子的命运。她们将会被怎样处理，这个家庭将会面对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对于这些贺建奎并没有做出什么表示。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参与这次试验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七个的家庭。在峰会上，贺建奎承认“目前还有一对夫妇已经成功怀孕，还有一对可能会怀孕，其他试验已经停止。”是真的停止了，还是会有更多的家庭，谁都不知道。
保守估计，现在就有三个家庭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们做错了什么，需要承担如此沉重的后果？
现在来看，贺建奎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扮演了上帝去拯救生命，同时也将这些家庭和孩子推向了地狱。
2016年8月4日，深圳，贺建奎接受媒体采访/视觉中国
目前，对于两个孩子会被如何对待、同时对于“脱靶”会对两个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还有是否会对人类基因库带来危害，并没有人可以说清。
但是，我真心希望两个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下去，因为她们和她们的家庭是最大的受害者，在没有必要承受更多的伤害了。
我相信，2018年11月26日，注定会被载入人类史和科学史中，也会永远被我们的子孙后代所铭记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全人类与上帝和地狱的距离是最近的，同样也是全人类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关键结点。
最后，我想说，我们一定要正视基因编辑技术和使用它的人，技术并不是洪水猛兽，它们并没有错，决定它们发挥怎样的效果，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使用者身上。
无论未来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要被傲慢和贪心蒙蔽双眼，要留下一份对未知的敬畏之心。
因为弱小和无知并不会使人类灭亡，但是傲慢却会。
一旦人类丧失了敬畏之心，选择扮演上帝的那一刻，也同时走向了黑暗的地狱。
愿，露露和娜娜健康、快乐。
ps：对于贺建奎的命运，我想他应该会活着，并且会活的很好，因为在极小的层面上说，他也是一个人才，有可能会被秘密保护和重用。
参考资料：
1、为什么基因编辑婴儿在今天不能被原谅？王立铭.2018.11.26
2、“基因编辑婴儿”出现后，设计一个“完美婴儿”离我们还有多远？果壳.2018.11.27
3、艾滋家庭想要孩子，只能用基因编辑吗？果壳.2018.11.27
4、刷屏的基因编辑婴儿，最新进展都在这儿了.新京报.2018.11.27
5、关于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你应该知道的三个事实.全球风口.2018.11.26
6、300余名学者联名：十问贺建奎.赛先生.2018.11.29
7、贺建奎在国际基因编辑大会发言并回答提问，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好奇心日报.2018.11.28
8、人类相信基因编辑可以帮助“优生优育”，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好奇心日报.2018.2.6
9、弗朗西斯.福山：用基因技术改造人类的最大危机，就是他让人类失去人性.好奇心日报.2018.11.27
10、美国人也在谈“阶层固化”问题，不过这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苹果这样的硅谷大公司.好奇心日报.2017.9.7
11、世界首例艾滋免疫“神奇宝宝”在中国诞生，卫计委称“未经医学伦理报备”.搜狐新闻.2018.11.26
12、全球940万艾滋病感染者不知道自己感染状况.健康界.2018.11.23
13、仲崇山 蔡姝雯 王拓 张宣. “基因编辑婴儿”打开了潘多拉魔盒？[N]. 新华日报,2018-11-28(015).
14、王翠平.人胚胎基因编辑治疗的伦理分析——以CRISPR/Cas9技术为例[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40(11):105-112.
15、卢俊南,褚鑫,潘燕平,陈映羲,温栾,戴俊彪.基因编辑技术:进展与挑战[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33(11):1184-1192.
16、Modeling Human Digestive Diseases with CRISPR-Cas9-modified Organoids.Gastroenterology.2018.11.27
17、Largest study of CRISPR-Cas9 mutations creates prediction tool for gene editing.Science News.2018.11.27
文章作者：Fly Levine ，《读者》杂志签约作者，简书、知乎专栏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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