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一九：人皆有才，可各竭力

《传习录》三一九：人皆有才，可各竭力

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

先生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这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

又曰：“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功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结合现实情况读这段话，深觉场景上的似曾相识。

某知名校长在学校推行“自主教育”，鼓励老师引导学生在自知、自律、自强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主见、主动意识，引导学生主导自己的成长。推行过程中，最大的阻力便来自老师。许多老师讲，小孩子有什么自知，自律、自强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让他们主导自己的成长，岂不是让他们飞上天？低年级段老师对此更是有自己的看法，刚入学的孩子，话还说不囫囵，如何自主？

认真琢磨一下，该校长试着推行的“自主教育”同阳明先生“致良知”之学中所讲的“格物”没什么分别。邵端峰所讲的“童子不能‘格物’”同抵触“自主教育”的个别老师讲话时是同一个腔调。

据说，后来那位知名校长，克服种种困难，试着用各种方式说服反对的老师，学校的“自主教育”搞得如火如荼，学生自主意识、综合素养，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社会满意度得到较大的提升。想来那位校长一定是像王阳明一样，良知在“洒扫应对”层次上的，就去引导他格好“洒扫应对”这个“物”，从而致自己在“洒扫应对”上的良知。良知在敬畏师长这个层次上的，就去引导他格好“作揖恭敬”这个“物”，从而致自己在敬畏师长这个层次上的良知。一句话，儿童自有儿童的“格物致知”，儿童自然有作为儿童的“自主”。

门内弟子有人说邵端峰认为儿童无法“格物”，只适合教他们洒扫应对的功夫。

阳明先生说：“洒扫应对本身就是要格的“物”，儿童的良知只达到了这个层次，所以便教他们去洒扫应对，也是致他们这个层次的良知。又比如儿童知道敬畏师长，这也是他良知的所在。因此即便是在嬉闹时看到了师长，也会去作揖以示恭敬，这就是他们通过格物致敬畏师长的良知。儿童自然有儿童的‘格物致知’。”

先生又说：“我在这里说的‘格物’，从儿童到圣人，都是这样的功夫。但圣人‘格物’，必然会更加精熟一些些，不用费那么大的气力。这里说的‘格物’，即使山野樵夫卖柴之人也能做到，纵是公卿大夫以至于天子，也都是要下这样的功夫的。”

格物之“格”，在王阳明看来就是“正”，所谓格物，就是正事，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正“事”所依凭的便是自心之“良知”。依凭自心“良知”之灵明，对“事”中发心不正的部分调整到中正的程度。

二程、朱熹依从数千年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纲常认为人心之外存在一种客观的“理”，这个“理”以“礼”或标准的形式呈现。换言之，判断一件事情是不是中正，有一个外在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便能达到“中正”之“和”，不符合这个外在标准的，必然是失了“中正”之“和”的，必然是“过”或“不及”的。这种认知的底层逻辑是数千年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外在的“中正”的标准掌握在主子手中，做奴仆的要努力去适应和达成这个标准。

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之说，从根本上同先儒们所解读的“格物致知”说区别开来。说到底就是对数千年来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的试图打破，不存在自心之外的“物”“事”“理”，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这些“物”、“事”、“理”以“良知”形式存在于每一人的内心。如此一来，人人都有责任做自己的主人。

正如王阳明所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或许，这才是阳明心学所讲“致良知”的根本用意。

认真想一想，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先儒由“八条目”而“三纲领”，无外乎是教人向上的。只不过是在“主奴关系”的大背景下，依靠一套外在的标准来教人向上，做主子的有做主子的向上，做奴才的有做奴才的向上。王阳明则是教人在摆脱“主奴关系”的大背景下，通过致自心的良知来向上。

王阳明以上两千多年，整个社会人伦无以摆脱“主奴关系”，王阳明以下数百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进化和改变，但客观来讲，人与人之间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主奴关系”。今天的学者，倘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大可以认真钻研王阳明的学说，踏踏实实走一条通过致自心之良知而“学为圣贤”的路。反之，倘有人认为自己尚生活在新型的“主奴关系”下无法逃离，原本不要气馁和沮丧，大可以沿着二程、朱熹的思想，在“主奴关系”的背景下试着“学为圣贤”。

一句话，人各有才，各竭其力。目的只有一个，“学为圣贤”——努力做一个同禽兽区别开来的有精神追求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