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前夜
《三国前夜》，副标题是《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
一、引言
说起三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像董卓、吕布、袁绍、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孙权、周瑜等脍炙人口的名字，我们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基本可以说，三国的故事在整个东亚，特别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这几个国家，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几个问题：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叫作“三国风流人物”，那么三国的这些人物，他们肯定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些人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呢？大家知不知道他们的祖辈、父辈当时都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在三国的时候会表现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个样子，特别是那种精神气概与气质？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回过头来聚焦一下东汉，也就是三国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提到东汉，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很多人都知道汉光武帝刘秀，也有很多人熟悉汉献帝。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的时间是公元二十五年，汉献帝把他的皇位禅让给曹魏的时候是公元二二〇年。这段时间大概是将近两百年。看上去好像也不短，对不对？但实际上，刘秀建立东汉时还没有完全统一，他还要再过十年才能统一天下。而在汉献帝刚继位的时候，东汉实际上就基本分崩离析了。所以说，真正属于东汉的历史可能也就一百五十年左右。
恰恰是这一百五十年间，我们没有发现特别牛的皇帝——我指的是像汉武大帝那样的皇帝，也没有发现特别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文臣武将。不是说他们没有个性，而是说没有那么鲜明的特征，比如我们一眼就能认得出司马迁、卫青、霍去病。所以在东汉的这一百五十年间，没有一些妇孺皆知的名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人物来认识历史的，如果这个人物感觉陌生了，那这段历史也会显得陌生。
但是我想说的是，东汉这个时代非常关键。它不仅仅隐藏着我们解读秦汉帝国走向三国的钥匙，我认为它还隐藏着我们古代中国，特别是大一统帝国的一个秘密。
二、“秦制—儒教”模型
我经常会把东汉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看成古代中国大一统帝国统治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我把它叫作“秦制—儒教”模型。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道来。
我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我的上一本书《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王莽此人在西汉的末期崛起，并且凭借他对儒家的代表，最终凭借儒家的崛起夺取了西汉的帝位，结束了西汉的统治。这个故事本身比较有趣，也是我上一本书写的主要内容。但是，我在写上一本书的时候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关于王莽的脑袋。王莽死后，他的脑袋被砍了下来，并且还做过一些处理，挂在了当时南阳郡的首府中（今河南南阳市附近）。
那么后来王莽的脑袋去哪儿了呢？它被收藏到了东汉的首都——洛阳的武库里面。武库，这名字一听，就知道它肯定是一个放兵器的地方。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类似我们如今所说的历史军事博物馆。它里面放着王莽的头、刘邦的剑，据说还有孔子的草鞋。所以大家就知道，王莽的头在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王莽的脑袋在洛阳的武库里面放着。直到西晋的时候，洛阳发生了一场大火，这个头就被烧掉了。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讲这个故事是要说明王莽的头其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世界史，知道英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克伦威尔。他一度结束了英国的国王体制，建立了共和国。克伦威尔是一六五八年去世的。他去世之后，英国王室很快就复辟了。复辟之后，他的尸体又被拖出来，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其实都已经死了两年了。他的脑袋就被挂在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屋顶。而这一挂就是好多年，直到后来被大风吹到了地上，被当地人捡起来。同时它又辗转在各个收藏家之间，被当作一个收藏物，一直在英国的收藏家之间放了好多年。直到一九六〇年，也就是在克伦威尔死了三百年之后，他的脑袋才被下葬在他的母校剑桥大学。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王莽跟克伦威尔这两个人的脑袋所代表的意义非常相似。也就是说，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外国的掌权者，对于这种所谓的叛臣、篡位者，他们的态度是很相似的。那么为什么要收藏他们的脑袋呢？肯定是为了警示教育——警示新的皇朝的后人，防止这样的人再出现。特别是王莽跟克伦威尔还有一个相似点，就是他们都开创了政治上一个比较特殊的体制：王莽建立了一个儒家的帝国；克伦威尔建立了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因此这两个人非常有可比性。
我们话说回东汉。东汉建立之后，刘秀和他的子孙面对王莽的脑袋，就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就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历史上一个全新的体制，也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秦制—儒教”体制。秦制，顾名思义，秦朝的制度；儒教，儒家的教化。这是一种既维护皇帝集权，又建立儒家意识形态的体制，我认为这就是东汉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么接下来，我就从秦制和儒教这两个方面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混合体制的含义。
01 秦制的含义与措施
我们先说说秦制。
刘秀建立东汉之后，他为了巩固、维护自己和刘氏皇族的统治，就要反思王莽的教训，也就是怎样避免再出现王莽这样的权臣。因为王莽曾经是凭借外戚身份和大司马这样的职位，从而一步步夺取西汉皇位的。那么刘秀肯定会想，我要把这个地方做一点保护、做一点区隔，我要把我刘家的天下给保护起来。
刘秀做了很多措施，我把这些措施统称为秦制。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统治，为了便于皇帝从国家汲取资源而设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内容的思想源头都来自法家，所以我们把它叫作秦制。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一下秦制的特点：
首先体现在军事上。在西汉的时候，国家的军队除了中央军队外，每一个郡国都有自己的郡兵，并且有自己的军事长官，叫作郡都尉。每年郡都尉会领着郡兵进行定期操练。刘秀统一之后，除了边疆的部分郡国之外，他把郡都尉和地方的郡兵全部都给裁掉了。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防止地方凭借自己的军队反叛。
那么对于中央的军队，刘秀也采取了一些裁军和精编的方法。一方面是为了节俭省钱，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让中央军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中央的军队到东汉的后期，逐渐就成为禁兵，或者说禁军。对于禁兵或者说禁军这个词，大家可能不陌生。一听就知道它一定是紧紧围绕着皇帝、服务皇帝的一支军队。
第二，刘秀调整了中央政府。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公司上班的，可以借此打个比方。你可以将皇帝类比成董事长；围绕皇帝的是一些宦官，类似于秘书，这一部分叫作内朝；再往外一点，处于中间的这一部分是一些近臣，在东汉主要是尚书台的尚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董事会办公室；那么外围的就是一些外朝的大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管理层。在西汉的时候，管理层，也就是外朝是很强大的，出现了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十分著名的宰相，例如萧何、曹参等。
但是到了东汉的时候，刘秀强化了身边近臣的权力，包括内朝的宦官和中朝尚书台的尚书，而对外朝做了很多权力上的削减。在西汉后期的时候，外朝领头的政府官员的主要组成就是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刘秀就把这个“大”字去掉了，三公就变成了太尉、司徒、司空。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更改，而且是对外朝权势的分散。而王莽当年能篡位，主要是因为他担任大司马以及凭借了外戚的身份，所以现在整个外朝就被削弱了。
第三，东汉国家的运行有一些基本制度，可以说从秦朝一直到东汉这段时期内，这个基本制度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包括大家熟悉的郡县、郡国制这样一个地方的体制，也包括编户齐民等。编户齐民这个名词我要简单一说。齐民，“齐”相当于整齐的意思，就是民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把普通百姓全部都纳入户口进行统一管理，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贵族、平民的区别，都一样向国家纳税、提供徭役。这是一种管理方法，而且是秦制的典型的内容。
刘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延续秦汉以来的一些措施，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维护集权，保护刘氏家族家天下的统治，从而便于刘氏家族从天下攫取资源。这就是关于秦制的一个含义。
02 儒教的含义与要求
再来说一下所谓的儒教。
王莽是怎么登上帝位的呢？他凭借儒家的崛起，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儒家的代言人、代理人的方式，把大家对儒家的信任，转变为对自己的信任，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登上了帝位的舞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个时候，刘秀和他的子孙就要想，那我作为中央皇朝和刘氏家族的成员，要怎样防止有人通过儒家，也就是通过意识形态来取代我呢？这个可是软刀子、软实力，可不是通过加强集权，巩固军事机器就能做到的。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我本人要当这样的代表，我要让我们汉朝的皇帝来当这样的代表，从而让天下人都认为如果我信仰儒家，我就得维护刘姓的统治，刘姓才是儒家的最高代言人和裁决者。
对于儒家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还是要略作解释。《吕氏春秋》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句话不难理解，就是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政治理想。进入秦汉帝国之后，国家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天下，已经进入帝制了。东汉也是帝制，所以说东汉其实就是一个“一人之天下”，那怎么还能标榜这是“天下之天下”呢？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儒家意识形态的出场。儒家思想是一个基于周代的宗法制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但是儒家的理想带有一定的普世性，它会宣称自己在追求一个普世的正义，追求天下人的天下。这是一个很有道德性的政治理想。
所以在儒家的这种要求下，当皇帝把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托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按照儒家的要求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
从皇帝的角度来看，皇帝当然是天下的统治者，生杀予夺在我一人，所有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要服务皇帝的。但是，皇帝还要声明，因为我是天子，要代表最高的政治伦理，所以我要遵循儒家的教诲。我要经常爱民，搞一些大赦、赈灾，给老百姓时不时免除一些赋税。而且皇帝还要按照儒家的要求去祭天、祭祖，来做一个表率，同时还要去推崇农业等。所以两汉的皇帝下发诏书时，都要先讲讲儒家的条文——因为《诗经》里怎么讲，所以我要干件什么事情，诸如此类。
大臣也是一样的，他们也要按照儒家的要求行事。对于中央的大臣来说，除了要服务皇帝，维护朝廷的运转之外，他们也有责任去劝谏，不断提醒皇帝应该怎么做；地方官主要的工作是征税、评判，还有捕盗，就是抓捕坏人，同时还把服徭役的老百姓送到外地去。这些工作其实都是秦制的要求，都是攫取资源的做法。但是东汉的地方官除了要做这些事情之外，还要标榜自己是父母官。因此他们还需要劝农、劝桑。很多郡太守每年都要在自己下面管理的这些县里面巡查、敦风化俗。这些都是儒家给他们的要求。
老百姓也不能闲着，东汉是特别鼓励孝子的。有一句话叫“汉制使天下诵《孝经》”，就是说汉朝的制度使天下人都要读《孝经》。按照汉朝当时的一些要求，那时叫作月令，就是说给老百姓每年发月令，每个月你要干什么都给你规定好了。其中幼童要在十一月，也就是不忙的时候，要开始读《孝经》《论语》。所以在东汉的这种教育氛围下，孝就是老百姓必须做的事情。
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朝廷不是很鼓励家族之间聚族而居，他们希望老百姓尽快分家。按照秦制，男子一成年就要分出去。如果不分家，可能还要罚钱，还要挨罚。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西汉。但是到了东汉，随着儒家教化的蔓延，政府开始鼓励大家聚族而居，希望三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六世同堂。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显得我们东汉是一个有儒家教化、有礼教的国家。
所以东汉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大家族。我们看《三国》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将军带着自己家里的人突然冒出来，成为一方势力。他们不是说突然就有的，不是说想现招人就能招到的。而是他自己家族的人本身就住得很近，住在一起。有的时候，一个地方上还有好几个家族挨着，这几个家族之间可能还有联姻。这就逐渐又形成了地方主义。
对于东汉来说，出现这种地方主义、家族主义，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它会不会成为一种地方叛乱的隐患？这是当然有可能的。但是它对于东汉的好处也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想一想，一个爱父母的孝子，一个热爱故乡、不喜欢到处跑的、安土重迁的家族，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家族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爱造反。
所以，儒家的这种地方主义和家族主义，在这个社会稳定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助于维护东汉统治的。
03 儒教对东汉社会的影响
我最后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可以说非常生动地诠释了儒教的影响，就是东汉的皇后政治。大家如果对东汉有印象就会发现，东汉中期的好几个小皇帝——汉殇帝、汉冲帝、汉质帝都是没有成年就去世了。汉安帝、汉和帝、汉顺帝、汉桓帝，一直到最后汉灵帝，包括汉献帝，他们继位的时候都还是个孩子。那么按照汉家的制度，这个时候是由皇太后出来主持朝政的。这个方式叫作临朝称制。这是我们对东汉的一个印象。
但这个印象怎么说呢？它是对的，但是有点粗，颗粒度还不够密。至少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一个问题：连续出现这么多的小皇帝，不断有皇太后临朝称制，但是始终没有发生过外戚篡权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值得探究的。
这些皇太后不仅不篡位，其中临朝的邓绥还是著名的贤后，包括我们后面要讲的梁冀的妹妹梁太后，她们都是在《后汉书》里面受到很多褒扬的、比较贤能的皇后。那么所有的这些临朝称制的皇后，无论对她们的评价是高是低，无论她们这个人的素养怎么样，她们始终都忠诚于皇室。
所以我们进一步再去观察，就会发现从汉光武帝刘秀开始，一直到汉桓帝这中间的时期，东汉所有的皇后都出自六个家族，分别是汉光武帝的两个皇后——郭圣通和阴丽华所在的家族，阴丽华大家很熟悉，“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句话很有名，还有马、邓、窦、梁这几个家族。这中间有一个皇后不在这六大家族里面，但实际上她是邓皇后的家族成员，所以我们仍然认为这六大家族是成立的。
这六大家族之间互相斗争，同时又互相通婚，而且轮流出皇后，却没有一个去篡位的。这就说明东汉的皇室中，皇帝跟外戚的关系已经被儒家所改造了，这与西汉是很不一样的。这些皇后家族可以把它视为整个刘氏皇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东汉的统治阶层——皇帝和皇后，他们实际上是按照一种家族的方式来实现统治，这实际上是很契合儒家的观念的。
而且我们进一步去看还会发现，除了开国的郭圣通、阴丽华这两位早期的皇后——她们实际上是从王莽的新朝过来的，此后的这些皇后绝大部分文化程度都非常高，非常通经学，字写得也不错。我们对比一下西汉就非常明显了，比如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一个舞女，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也是个舞女。在西汉，这种情况并不新鲜。即便皇后是个舞女，但她生的孩子也能当皇太子，比如卫子夫生的皇太子刘据。但是到了东汉，这种事情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东汉的皇后都是一些学习成绩很好的，思想道德课的分数很高的女性。
比如说汉明帝的妻子马皇后，她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名声最好的皇后。按照史书记载，她学习《易经》、喜欢读《春秋》《楚辞》，尤其擅长《周礼》以及董仲舒的著作。放在东汉，这样的女性来当皇后实际上还是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说东汉的皇室、外戚都得到了儒家的改造。
总之，儒家对于东汉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它塑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即便说它的渗透度还达不到像后世，例如宋代、明代、清代那么深，普通老百姓还不可能像东汉的皇后那样去遵循儒学，这种事情可能要到明、清那个时候才能出现。但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塑造了，上到皇帝、后妃有意识地学习，下到贩夫走卒无意识地遵循，这都体现了儒家的影响。
所以整个东汉的社会风俗看上去是很淳朴的。当然我们会说，那个社会里一定也会有很多伪君子——有道德楷模，一定也会有伪君子。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不管我们怎么说，像忠臣、孝子这样的形象，在东汉以前的史料里面，密度是没有那么高的。
我可以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来印证这种“秦制—儒教”体系的影响。这个例子发生在现在山东的安丘，安丘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一个县。有一个普通百姓跟他母亲在外面出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醉鬼骂他母亲。按照东汉这种受儒家影响的程度，有人骂自己的母亲，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个居民就把那个醉汉给杀死了。
他犯了罪就要逃跑，跑到了他的邻国胶东国。胶东国是一个侯国，那里的国相叫吴祐。这个吴祐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发了一个通告，他也不去说追捕犯罪的这个人，而是说，你来吧，我跟你谈谈。这个人就来了，来了之后吴祐就说，你犯了罪我肯定要抓你，我就问你一下，你结婚生子了没有？这个犯罪的人就说，我结婚了，但是我还没孩子。吴祐就说，那好吧，你先在这儿住着。于是就把他关到了监狱里。
然后吴祐就到了安丘，他把这个男子的妻子接到了胶东国的监狱里，给他们安排了单间。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妻子怀孕了，生了孩子。这个时候吴祐就把他找出来说，你没有孩子，我不可能让你没有后；但是你犯的是杀人之罪，我也不能违反国家的律法。现在你孩子也有了，那你可以上路了。所以这个男子非常感动。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其实就是东汉这种“秦制—儒教”的制度在具体案例上的体现。它既是一个秦制的制度——需要维护皇权、集权，维护国家的律法；同时又渗透了儒家的教化，重视宗法，推崇孝，要求一个家族要有传承。
04 “秦制—儒教”体系内部的矛盾
当然了，最后我们会思考，这个“秦制—儒教”体系内部是不是有些矛盾呢？确实有矛盾。因为秦制强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控制，是权力的一种暴力支配；但是儒家它所创造的是一种温和的教化、教导。
如果秦制过于强大，那么一定会损害儒教这种温和的气氛和风格。同样地，如果儒教的影响太强，也会不利于国家的统治。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有矛盾才能形成张力，形成张力才能有辩证性。
所以秦制和儒家的这种混合政治，恰恰是一种有内在张力的政治体制。它平衡的时候就能彼此牵制、彼此制约，社会就会相对稳定一些，当然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如果它中间形成了分裂，矛盾加深，那么反而就会形成裂痕，甚至会越裂越大，最后让这个社会分崩离析。
三、“秦制—儒教”体系的崩溃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秦制—儒教”的体系和它的特点。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这个体系什么时候开始在东汉崩溃的。
01 变量：梁冀的崛起与覆灭
这个体制在东汉的第三个皇帝汉章帝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所以我在《三国前夜》把它称为东汉的正午，那是太阳最热烈的时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里面就出现了变量。那么这个变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名字叫作梁冀。我接下来就要讲一讲这个梁冀的故事。梁冀这个人非常重要，他对东汉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我们前面讲到，东汉在稳定的时候有六大家族，而这六大家族是轮流出皇后的。从常理来说，任何一个皇后家族在台上的时候，它一定会担心自己有一天会下台，它是不愿意下台的。因为一旦下台，它自己的势力一定会被另一个皇后家族所取代，它自己家族的成员也会被清算。在东汉的时候，一开始清算程度也不深，可能就流放，过几年又回来了，一般不会出现很出格的事情。但是到了梁冀当大将军的时候，因为他的大妹妹梁妠当时是汉顺帝的皇后，汉顺帝死了之后成为太后，所以事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虽然汉顺帝的功绩不多，史书的评价也不高，但他还是一个头脑比较清楚的皇帝。但他去世之后，他的继承者汉冲帝也很快就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东汉皇朝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谁来继承皇位。
在这个问题上，大将军梁冀就跟当时外朝的士大夫领袖李固，以及其同僚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梁冀作为皇后的外戚家族，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前面也说过，东汉是削弱外朝的，所以梁冀的实力压倒了外朝。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扶持了一个八岁的小皇帝，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汉质帝。
但是汉质帝继位之后，梁冀发现这个小皇帝虽然年龄很小，但是非常聪明。他不像是一个很好控制的皇帝。这时就发生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故事——飞扬跋扈。据说汉质帝在朝堂上曾经当着文武大臣的面对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你这个人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将军。这个事情让梁冀非常害怕。我们不要觉得一个八岁的小皇帝说这样的话能有什么威胁，因为在东汉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事情：梁冀的妹夫汉顺帝当时铲除外戚的时候是十岁，另一个皇帝汉和帝铲除外戚的时候是十三岁。现在汉质帝已经八九岁了，而且外朝还有他的反对派李固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梁冀当然会害怕。
所以梁冀发现自己有点进退两难。本来汉质帝是他扶持的，但现在汉质帝明显就要脱出他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梁冀想到了一个办法，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是东汉的一个关键性角色的历史情节，那就是弑君。
梁冀把汉质帝给杀掉了，给毒死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从秦始皇以来，整个秦汉帝国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很少有弑君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秦二世被赵高杀掉，这个事情特殊之处在于，秦朝当时已经接近于灭亡；西汉历史上也有一些最后没有名分的小皇帝被杀掉，比如说汉惠帝的儿子汉少帝，汉文帝入继大统的时候说他不是汉惠帝的亲儿子，也被杀了。但是这些情况都很特殊，我们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皇帝。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正在朝上执政的、在任的合法皇帝被大臣杀掉的事情。可以说梁冀开了不仅仅是汉朝，而且是整个历史上一个非常坏的头。
史书上一般会认为梁冀弑君使其恶行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我认为恰恰不是如此，弑君仅仅是一个开端。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大臣如果连皇帝都敢杀，那么他此后还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干的呢？
梁冀弑君之后，马上面临着再选一个新的皇帝的局面。在这个时候，梁冀开始展现出他极为残暴、恐怖的风格。他找到了宦官里面的盟友，这个盟友是谁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曹操的祖父曹腾。在曹腾的支持，以及他的妹妹梁太后的默许下，梁冀最终又压倒了外朝的李固等人，还杀掉李固及其朋友，扶植了梁冀的妹夫汉桓帝成为皇帝。也就是说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汉顺帝和汉桓帝。
梁冀就用这种方式巩固了自己外戚的地位，实现了长期的统治。所以说，梁冀跟以往的权臣，比如说和王莽比，他不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楷模；跟西汉的另一个权臣霍光相比，他也不像霍光那样有纪律，利用一些精妙的权术来把控政权。梁冀对这些都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他就是用自己粗暴的、恐怖的暴力式的风格来巩固着自己的外戚权势。谁去损害他的权力，他就会打击谁，包括自己的朋友和新的皇帝汉桓帝。
梁冀对汉桓帝的控制和监视可以说是无所不及、无孔不入，已经到了可以说对皇帝的吃喝拉撒、饮食起居都掌握的地步。那么其他的国家机密，那就更不用说了。群臣的人事安排，包括其他的大臣权限内的事情，梁冀也必须完全参与。新拜的一些太守要先去拜见梁冀，才敢去自己的岗位报到。所以梁冀在整个东汉历史上就显得很特殊。我们去看《后汉书》，特别是东汉中后期的这些人物的传记，发现哪一个传记都少不了他的身影，都是坏事。可以说一部《梁冀传》，半部《后汉书》。
在梁冀掌权的这十多年的岁月里，其他的大臣都在干什么呢？一部分肯定是被梁冀打击了，像刚才说的李固、杜乔等人。那么我这个时候还要单独说一个家族，就是袁氏家族，即我们很熟悉的袁绍的祖辈。袁绍的祖辈，在东汉真正奠定局面的，是一个叫袁安的大臣。这个人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人，声誉很高。
但此后袁氏家族出来的这些人物，包括袁逢、袁隗、袁绍在内，在皇帝当朝的时候都能干到三公，干到最高级的官员。而且他们袁氏家族里也有宦官。所以在《后汉书》里面，你看不到袁氏家族跟外戚、宦官斗争这样的情节。所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无讽刺地说：“袁氏贵宠于世。”就是袁氏家族非常高贵、受宠，在当世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不与它公族同”，跟其他的这些公族、士大夫不一样。这实际上是《后汉书》对袁氏家族一个比较“差”的评价。
我们看《三国》的时候，袁绍经常会说，袁氏家族四世三公、累世清贵。其实他的家族在东汉的中后期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名誉的家族。
所以说，梁冀能够长期把持朝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两个妹妹分别是汉顺帝和汉桓帝的皇后，他把持了两代皇后。另一个原因就是梁冀跟宦官、跟部分士大夫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所以，随着汉顺帝的皇后梁太后和汉桓帝的皇后小梁太后分别去世之后，梁冀实际上已经没有资本再去当大将军了。因为汉桓帝可能要娶新的皇后，这就意味着又会有新的外戚要上台了。所以这个时候，梁冀就非常紧张。他希望跟汉桓帝摊牌，甚至希望把自己家族里的其他女性再嫁给汉桓帝。
这个时候，汉桓帝终于找到了时机。他纠集了几个宦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了政变，很快就把梁冀给打掉了。如果从史书上去看汉桓帝除梁冀这个故事，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因为梁冀他把自己的这些亲戚、朋友，还有他自己的集团成员都安插在了洛阳城的一些重要的位置，包括军队、警卫部队以及城门的部队里面；在宦官里面他也有盟友，有他信任的人；在外朝，也有他不错的士大夫的朋友。
这个时候汉桓帝之所以能够迅速向梁冀发难，并且迅速成功，主要原因就是他得到了宦官的支持。有部分宦官非常支持他，他们歃血为盟，甚至还很快找到了一些警卫部队里面听从他们的人，从而组成了一支军队。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桓帝在发动政变的时候迅速占领了尚书台。我们前面讲过，在东汉的体制下，尚书系统相当于办公室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皇帝的意志也要通过尚书台的诏令，加盖印信才能生效。那么谁能把握了尚书台，实际上就取得了以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地位。
所以汉桓帝就通过宦官和尚书台迅速调集政令，调集这些听从自己的宦官和部分警卫部队，当天就把梁冀给铲除了，梁冀也当天自杀。不仅如此，整个梁氏家族也被铲除。可以说，在东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出自凉州的安定梁氏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仅如此，因为作为六大家族之一的梁氏家族被铲除，所以实际上六大家族的皇后外戚体系也就无法维持了。从此之后，东汉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既有根基又有实力的外戚。在看《三国演义》时，大家都很熟悉大将军何进，以及他的妹妹何皇后。可是何皇后的家族是南阳的一个屠户。无论是这个家族的资历，还是他们当朝的实力都是非常弱的。只是因为在三国那样一个特殊情况下，他们的实力一度看上去好像还很显赫。而我们都知道三国的走向——何进很快被杀，何皇后很快也被废，这个家族的实力是不行的。
总之，梁冀轰轰烈烈把持了汉家的朝政这么多年，汉桓帝仅仅通过几个宦官就把他铲除掉了。这说明什么呢？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是皇权的外延，都是皇帝体系里的部分。而外戚和宦官相比的话，宦官其实离皇帝更近。汉桓帝政变成功之后，他肯定就要大力表彰宦官，去抬升宦官的地位。所以说，这是梁冀被铲除之后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宦官的实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那么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梁冀虽然被铲除了，但是因为梁冀长期暴力地压迫小皇帝汉桓帝，以至于塑造了汉桓帝的性格。汉桓帝从小来到洛阳，战战兢兢，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可能会被废掉。所以我们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儿童，他正好处在青春期成长的一个关键的人生阶段里，有这么一个人一直在压迫着他。如果有朝一日他突然掌权了，他的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天的犯罪心理学里有一个论断，说是在家庭里面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人，他极度痛恨家庭暴力，但是他长大之后想摆脱这种家庭暴力很难。并且他自己很大程度上反而会成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也就是从加害者变为施暴者。
02：汉桓帝：秦制、儒教裂痕加深
我们从汉桓帝的成长情况来看，他就很像是这样。所以说，梁冀虽然被打倒了，但是汉桓帝上台之后，并没有完全改变梁冀那个时候的政治生态。他仍然采取非常暴力的方式对待他的臣民。
汉桓帝亲政之后，他极大增强了自己的权力。之前我们就讲过，刘秀建立东汉时就已经从制度上做了很多调整，已经加深了皇权。汉桓帝亲政之后，他进一步去包揽自己的权力，维护皇权的统治。他要揽权，那就要做大量的事情，他一个人肯定是做不来的，所以他就会让很多宦官来帮他做。而对于外朝的士大夫，他一定会担心不要再出现一个像梁冀这样的人了，因此外朝的士大夫谁要挑战他，谁要对他进行劝谏和阻拦，汉桓帝都会很生气。他会借助宦官去打击士大夫；而他觉得哪个宦官过于贪婪，超出控制，他也会默认士大夫打击宦官。也就是说，他在朝政之间玩平衡。
我们如果不明就里的话，会觉得这个皇帝不是很有能力吗？因为他似乎很注重势力之间的平衡，而我们不是要强调秦制和儒道之间的平衡吗？这其实是两回事。汉桓帝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默认宦官跟士大夫之间斗争，实际上是在加重他们之间的裂痕。
我们要明白一个前提，宦官是皇帝最贴身的侍从，而且是阉人。那么在东汉早期，包括中期的时候，这些宦官跟士大夫的接触并不多。按照当时的体制，士大夫甚至不能直接去参奏宦官。那个时候，士大夫主要是通过跟外戚的联合，或者说通过对外戚的批判来对皇帝产生影响。
而到了汉桓帝，因为宦官跟他走得太近，士大夫跟宦官的这种矛盾就越来越深。开始出现士大夫直接打击宦官，宦官也直接去打击士大夫的现象。总之，这个时候，士大夫跟宦官之间的裂痕实际上是加深了的。
汉桓帝这样的一种统治权术，表面上维护了他个人的统治，一时效果是有的。但是，他从根本上对东汉的这种“秦制-儒教”体系是有伤害的。
而宦官在哪些程度上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呢？他们具体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个地方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第一，宦官的家族逐渐庞大。我们老觉得宦官都是一些阉人，也就是后世的太监，他们怎么还会有家族呢？我们刚才讲过了，东汉是一个“秦制—儒教”的体系，儒教的影响是遍及整个社会的。所以宦官他有很强烈的诉求，也希望把自己的这些权势、爵位给传承下去，也希望自己的家族能沾光。所以，在东汉的时候就会逐渐出现宦官收养养子，并且养子还能够去袭爵的现象。因此，这个时候宦官不知不觉也会形成很庞大的家族。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有趣，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从汉碑里面发现的事情。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阳）有一个家族姓州，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他们家族的一个碑。在东汉的时候，很多士大夫都会立碑。这个碑一般都会刻这个士大夫当过什么样的官、有过什么样的道德文章，碑的后面都是他的门生、子弟、下属、学生等。这块碑一般会放在他们家的家庙里，来作为表彰。
而这个故事发现的碑很奇怪，它是一个宦官的碑。这个姓州的人叫州辅，他曾服侍过六位皇帝、四位皇后，当过长乐太仆。所以说，他是宦官里面的一个高官，而且也被封侯。很有趣的一点在于，他的这块碑跟士大夫的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都是他的家族成员，包括他的一些所谓的门生给他立的碑。而且这个碑的后面还有著名的士大夫的名字刻在上面。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一个宦官，在东汉这种很剧烈的儒家影响下，他居然能够在自己的故乡培养起一个那么大的家族，而且这个家族气质上看上去跟士大夫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没有人知道州辅是一个宦官的话，你会认为他就是一个士大夫。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东汉的宦官跟其他皇朝的宦官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宦官这种势力的增加以及他们影响的拓展是在东汉这个时候拓展、培养起来的。如果说在汉桓帝之前，宦官的影响往往只集中在中央，那么现在就会发现，即使宦官去世了，或者他服务的皇帝去世了，这些汉桓帝之后时期的宦官势力还会一直在地方上有影响。而且他们还会得到传承，甚至得到积累和巩固。
刚才说过，在汉桓帝的时候，他开始逐渐挑动宦官与士大夫针锋相对，那么这个时候的士大夫又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也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东汉的士大夫去古未远，他距离先秦的时候没有那么远，所以他还有很多从战国以来传承下来的一些气质。东汉的士大夫跟儒生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儒生理解成一个纯粹的，像教学的老师那样一个形象。但是士大夫他们多数是官员，甚至是将军。他们即使不当官员、不当将军，在地方上也是重要的人物，是名流。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一个要担任地方官，甚至要去打仗的一个人，即使他饱读儒家诗书，但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儒生吗？恐怕很难。
打仗就更不用提了，你还要懂兵法。我们会发现，东汉的士大夫非常特殊。他们一方面标榜儒家的理想，用儒家的价值观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比如说必须跟宦官斗争、去批判皇帝等；另一方面，他们在实践手段上却完全是一套管理学的东西，相当有手段，而且敢于杀伐决断。比如说士大夫当太守，这个宦官的子弟在当地是一个重要的豪族势力，那么这个士大夫很可能就把他给杀掉了。能文能武、敢于决断，这就是东汉士大夫的分内之事。并没有出现像南北朝时候的南朝，或者到南北宋时候的宋朝那样一种文臣对武将的鄙视。没有。所以说，武力值也是这些士大夫技能树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点。
像后来三国时候出现过很多奇士。比如说像诸葛亮、荀彧这些人。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东汉士大夫这种很务实的、带有法家性质的管理手段这边逐渐走过来的。所以说像诸葛亮，我们说他肯定是一个忠君爱国的人，追求大一统，非常有道德、有理想主义。但是，他在蜀国治理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他的手段都是法家的。诸葛亮没有法家的手段，就没有资源去支持他那种儒家的理想；他没有法家的手段去征兵、征税，他就没有钱去按照儒家的理想去北伐。所以说，我们要理解三国时候的一些士大夫的行为，就要从这个时候去溯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的士大夫就很特殊了。一方面，我们认为他们的儒家修养确实很高，在日常生活里，跟上下级、家人的关系相处中，包括遇到一些婚丧嫁娶、去祭祀他的朋友的事情等，他都可以按照儒家的要求和礼仪去做，没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标榜儒家的理想，维护天下的纲纪、澄清天下的污浊。这些东西他们讲得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陈蕃的故事。陈蕃是当时的一个大臣。在陈蕃小的时候，他的院子很乱。他父亲的一个朋友来看他，就说，你看你这个院子里搞得这么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听了就说，大丈夫要扫除天下，我为什么只要扫除这一间屋子呢？如果我们翻《后汉书》，就会看到当时的很多人，包括陈蕃在内，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同样的表述——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我们会认为这种话是当时很多士大夫的一种道德理想的体现。
另一方面，东汉士大夫的手腕也很强烈，不是那种仅仅是满嘴仁义道德的人。而且他们敢于杀伐决断，对于宦官也能下得去狠手，动辄把宦官杀全家。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时代风貌。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溯一点事情，就是东汉的士大夫是怎么来当官的，他们的入仕渠道是什么。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唐朝以后的科举制，通过考试进入到官僚体系里面，从而走上仕途。对于东汉来说不是这样的。东汉主要是通过察举制，它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地方上的察举，相当于乡举里选。由太守在本郡通过推举的方式，把所谓的孝廉，也就是一些有才能、有道德的人推上去。再有就是像中央的三公、大将军，他们会辟招一个有才能的人。皇帝自己也会亲自去征召。这是东汉主要的进身的渠道，特别是东汉的名臣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来的。
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说，你这个人如果想要做官、想要进入仕途，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让别人知道你、听说过你，而且觉得你这个人又有道德又有才华。在这样的一种体系之下，士大夫之间逐渐就形成了一种舆论上的氛围。这一点也是跟以前和以后朝代都不一样的地方。在这段时期，舆论来决定着一个人能不能走向仕途，这个仕途能走多远。
有时候，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大夫可能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很年轻。但是如果得到士大夫领袖的认可，那么他可以一步登天。比如说有一个叫李膺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士大夫领袖。史书的记载曾说，“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哪怕这个人是个后进的人，没有什么资历的人，只要能够受到他的接见和赏识，那么就能像登龙门一样声名鹊起。你成为这样的一个名士之后，你不想当官，也可以当大隐士。你如果想当官，那很快就能实现自己官职的跃升，由州郡到中央成为高官。
但如果这个士大夫、这个士人跟朝中的宦官关系密切，或者说他没有按照士大夫的方式去做事，那么他很快就会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会“社死”。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当时东汉的精英群体——士大夫群体里这种舆论的氛围。所有士大夫都在标榜自己的道德理想，重视舆论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通过皇权、国家朝廷正式渠道选拔出来的人，可能大家并不觉得这个人怎么样；相反，倒是由舆论认可的人反而能够受到重视。
可以说，皇权也在其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我们也可以看作是秦制和儒教这种体系也受到了某种形式的冲击。无论是宦官，还是士大夫，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面貌会使得秦制和儒教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我认为在汉桓帝当政的时候，这个格局也就已经奠定下来了，这种裂痕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可以说你再想往回找补就已经有难度了。
所以，我认为梁冀和汉桓帝对于东汉政权走向覆灭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但是梁冀和汉桓帝毕竟不是真正把东汉推向深渊的人。因为汉桓帝多少还比较有能力，而且他作为皇帝来说，他基本上还是在秦制和儒教的格局之间行动。他当政期间把外戚完全铲除掉了，应该说还是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来作为对汉桓帝评价的结束。汉桓帝还活着的时候，他曾经问过身边的一个侍从，他说，你认为我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皇帝？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不能说不好，但是你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好。这个问题你说得太好了，汉桓帝也不认，可能认为你是在讽刺他。
那么这个人很会回答。因为他是一个士大夫，他并不想昧着良心来说汉桓帝是一个像尧舜这样的圣君。但是他也不觉得汉桓帝就是一个完全不行的皇帝。他留了一句话，说“陛下为汉中主”。汉桓帝这么一听就有点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呢？这个人就说，你既能用士大夫也能用宦官，就是说偏儒教一点也行，偏秦制一点也可以。所以我叫你是中主。汉桓帝一听，其实还很高兴，觉得你很了解我，觉得我平衡术做得好。所以他对这个人施以奖励。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汉桓帝的评价应该是，他还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并不能说跟他的继任者汉灵帝那样完全等量齐观。但是，毕竟从他开始东汉的裂痕已经非常明显，东汉能不能延续下去，就看他的继任者汉灵帝的工作了。
03：汉灵帝：退国为家
但是很遗憾的是，接任汉桓帝的皇帝是汉灵帝。事实上，汉灵帝已经使汉朝进入垃圾时间了。所以从汉代以后，后世之人基本都认为汉灵帝要为东汉的覆灭负责，没有人去怪罪汉献帝，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史料里面关于汉灵帝的部分几乎是没有什么好话的。他的故事也非常多，我们只聚焦一点，就是我对于汉灵帝的一个评价，叫作退国为家。
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个概念，叫作化家为国。我在一开始讲到东汉刘秀，包括他的子孙建立这样一种“秦制—儒教”政教体系的时候，一个根本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个姓刘的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的统治，通过种种手段最后把它变成一个公天下的。也就是大家都认为我是刘姓，是代表儒家价值的这样一个体系，这叫作化家为国。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统治手段，它能够让儒家变成汉家的意识形态。这让大家接受刘姓的统治，认为虽然你是一家一姓的，但是我也认为现在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做法是很不容易的，是巩固东汉政权长治久安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到了汉灵帝的时候，虽然他不是东汉的末代皇帝，但实际上他做的种种行为是把这个过程又翻回去了。他把天下的这一环，他作为刘姓皇帝维护天下纲纪的这一环给逐渐抛掉了，把他的列祖列宗辛辛苦苦做出的这些举措一点一点给去掉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士大夫也不愿意跟他合作的人，从而造成了一个在他去世之前帝国已经从观念上、思想上分崩离析的局面。所以我把它叫作退国为家。
我就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觉得这三个例子都还是很有意思，而且跟三国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一，叫作卖官鬻爵。就是通过售卖朝廷官职和爵位来拿钱。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卖官鬻爵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事情。我们从大的历史来看，它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而且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国都有这种事情。因为当这个皇朝、国家财政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卖官鬻爵实际上是一个应急的方式。但是这些卖官鬻爵一般来说都是买卖一些低级官员、没有实权的职位，或者一些已经没有什么用的爵位。而汉灵帝不一样，他除了买卖这些低级职位之外，他一直卖到了三公九卿。也就是说，把外朝最高级别的官员官职都要拿去卖了。
他不光卖，而且要强卖。什么叫强卖？是我要提拔你当太守，你也必须得给我钱去买这个官，你不买还不行。有的太守甚至为此而自杀了。所以说，汉灵帝还搞这样一种方式。他不光是强卖，他还没有把这个钱拨到国家的财政里面。
一般情况下，都是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皇帝会拿小金库的钱来补贴一下财政。因为天下都是你的。但是汉灵帝干了什么呢？他把卖官鬻爵的钱都放到自己的小金库里，而不是拿给国家财政做补贴。
第二件事情就更加有趣了。我们刚才说了，皇帝是富有四海，是天下的主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因为汉灵帝曾经是一个侯爵，他是在儿童时期被选到洛阳来做皇帝的。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念念不忘自己当年是一个列侯的身份，他可能在心理上仍然还觉得那个地方是他真正的家。所以他不断派人去他的老家买地置业、盖豪宅。他作为一个皇帝，将来肯定是死在洛阳的皇宫里面的，难道他还想着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吗？难道还要放着皇帝不当，要当土财主吗？这个事情非常离谱，但是又不那么离谱。
我们看《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时候很熟悉一个情节，就是董卓当时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政权，而且还行废立之事。但是他仍然在郿坞那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坞堡。并且他还很得意地说，我在里面储存了几十年的用度，有一天我争天下不行，就是说有一天我想当皇帝当不了，我还可以回来享半生富贵。读者可能都会觉得，这个董卓怎么会这样想呢？你如果当皇帝当不了，你还能够全身而退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董卓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再看汉灵帝这样做就知道，原来那个时候从上到下，大家都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作为一个摆在天下之前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天下意识已经丧失了。
这两个人还只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当时其他的将军大臣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大臣叫周景，他就是周瑜爷爷的兄弟，周瑜的从祖。那么这个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喜欢举荐人，喜欢举荐人当官。我不光如此，我还要“移臣作子”。什么意思呢？我举荐的这些人，我要像儿子一样去疼爱他们，去看待他们，我要支持他们。那么我也希望这些人要像看父亲一样的看我。本来你是给国家举荐人才的，但是他就把国家公器和自己的家族利益绑定在一起了。
将军们也是一样的。《三国演义》里面动辄都是谁拉起一支人马，谁返回故乡招兵买马。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你能随随便便招来兵、买来马吗？但是以《后汉书》为例，从东汉的中后期就不断出现家兵这个词。这就说明在汉桓帝、汉灵帝特别是汉灵帝这个时候出现了家兵。家兵顾名思义就是家族的军队，也就是说将军他也能够从自己的家族里面来征兵、征募军队了。
我们这样来看的话，皇帝、权臣、普通的大臣和将军，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家族而努力，而把天下摆到了后面。
再有一点，就是汉灵帝这个人，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这一点我们得承认。他很有文艺细胞，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也很喜欢玩，他的统治充满着娱乐性和世俗性。比如说他经常在宫里面搞一些模拟集市，搞一些买卖，让宫女和他一起在那边装模作样去买东西、卖东西。他还给他的宠物狗戴上了士大夫的帽子，也就是冠。我们说的这个冠，是进贤冠，还着绶带。绶带一般都是官员的象征。
那这个事情是说明汉灵帝这个人不严肃吗？不仅仅是如此。“秦制—儒教”的儒教国家里面，儒家的礼教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服饰、冠冕、马匹，包括出行的仪仗等。我们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一些花花绿绿、没有用的东西，似乎就是一些摆设。但事实上并不是，在这种礼教国家里面，它就是礼教的展示，展示的是你汉家神圣的形象。我们有一句话叫汉官威仪，什么叫“威仪”，在这就能体现了。
所以说汉灵帝做的这些事情，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不仅仅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衣冠的错乱，展示着这个礼教的错乱。他把皇帝这样一个很神圣的统治变成了一个儿戏。那么他作为刘氏，作为一个姓刘的天子，他还有资格去做这个天子吗？别人还能把他当皇帝看吗？这就很难了。
最后我们回到东汉的初年一对比，就会发现刘秀本来就是一个小军阀、一个地方上的地主，最后变成了天子，是化家为国；那么到了汉灵帝的时候又退回去了，变成退国为家。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式、这几个方面来认识汉灵帝，就能够发现天下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
所以在汉灵帝的时候，出现了黄巾之乱，或者说黄巾起义。它就像一个戳破了气泡的针尖一样，整个天下一下子就风云汹涌——四面边声连角起，可以说各路军阀、地主纷纷出面。这个时候，有很多三国时候的人物就已经出来了。本来这些人物就像我在今天一开始讲的那样，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守着一亩三分地，守着自己祖先的坟墓，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是不愿意建功立业的。
但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天下既然已经分崩离析，那么这些人就没有必要再留在家里了。比如说有个叫孙坚的人，他本来是吴郡的一个小官，而通过《后汉书》可以发现，这时他已经跑到西北去跟董卓一起打仗去了。再比如说刘备和公孙瓒，他俩都是同门的师兄弟，都是跟着当时的大儒卢植学习的。也就是说刘备是受过儒家教育的，公孙瓒也是。但之后二人，特别是刘备，他后来却带了一帮江湖兄弟。因为他要抓住黄巾起义这样的一个契机来实现自己阶层的跃升。
比如说关羽，关羽当时是一个杀人犯，他逃难江湖遇到了刘备。再比如说张飞，张飞实际上是涿州的一个地主，财力还是比较雄厚的。那么他也加入了刘备的团队。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当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了，就进入到我们熟悉的情节了。所以到汉灵帝一死，整个国家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力量来维系了。士大夫跟宦官之间的矛盾也已经极度加深。
袁绍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东汉的那些士大夫们的一个小领袖，而且还属于新生代的一个领袖。袁绍在洛阳带了一拨小兄弟，包括有曹操。曹操那个时候跟荀彧也已经认识了。这个时候，袁绍冲进宫里面把宦官都杀光了，因为宦官当时杀掉了外戚何进，随后董卓又进入了洛阳。
董卓跟袁绍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目前有一条史料是说，董卓曾经被袁绍的叔父袁隗征辟为属官，也就是说董卓实际上是袁氏的门生。我觉得这条史料是可信的，这可以帮我们来理解为什么袁绍会去把董卓引入洛阳。因为那个时候袁绍认为自己是能控制住董卓的。但是董卓进入洛阳之后，袁绍就已经控制不住他了。那么这个时候袁绍又驱逐了士大夫，废掉了汉灵帝的继任者，立了汉献帝，这就是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三国故事了。
四、尾声
到这里，我们所说的关于东汉的一段历史基本上也就快要接近尾声了。我来简单总结一下，当我们从东汉纷繁复杂的史料里面陷入迷茫，或者说陷入迷宫的时候，我能够提供一个比较粗糙的框架。可能它不是特别精确，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它还是比较有用的，那就是“秦制—儒教”的框架。
大家用这个框架可以理解东汉是怎么样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权，又如何因为梁冀的突然出现和汉桓帝对梁冀的一种应激反应而实现了转折，最后又在汉灵帝退国为家的种种举措和治理之下走向崩溃，来到我们熟悉的三国。
如果说一个皇朝的崩溃还是能够比较迅速重建的话，这样一个“秦制—儒教”体系的崩溃重建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才会有后面漫长的一个大分裂时期。当然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