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批判
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或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例如，这个“主义”在20世纪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大国的历史进程。犹如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把阶级斗争看做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否夸大其词，有意制造仇恨、撕裂族群？有人推崇马克思主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奴役、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科学学说。有人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
一位女作家在《左边的敌人与右边的敌人》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背景进行了揭示：
“十九世纪，当欧洲人发现金融资本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时，为了避免大众跟着少数看到问题实质的人走，‘集团’两害相权取其轻，营造了两百年来最成功误导世人的非主流话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了一些真理，揭了一些资本的秘密，挖了统治者的墙角，这是营造非主流话语必须的，但却把主要矛盾引向资本剥削和阶级斗争，从另一面，最危险的一面，悄悄地保护了‘太岁’，将民众的怨恨引向实业资本。大量使用贫穷劳动力的就是干实业的大小老板们，他们往往也是白手起家，不过是金融资本的高级佣工，但他们被成功塑造为无产阶级的敌人。自此‘集团’将它已控制或欲控制的社会一分为二，彼此互为敌人，自己隔岸纵火，坐收渔利，高枕无忧”。
这位女作家明察秋毫、洞幽烛微，她所做的独到分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发展，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以及在中俄等国展开的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马、恩之间的“神秘”友谊
作为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一员，马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产生兴趣，如果不结识恩格斯，聪明而又富有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一生大概也会像鲍威尔一样，只在思辨哲学这一领域去批判社会现实。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只适合于躲在书斋里做学问的马克思，开始参加国际工人运动，渐渐热衷于做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并自觉为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1844年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会晤，相处十多天，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哲学到经济学，从社会历史到当时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据说，“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二人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马、恩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列宁称赞他们的友谊“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第二年，二人合著的《神圣家族》出版，意味着着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学派彻底划清了界限，做出这种决裂的动机，可以用马克思自己的一句话来表达：“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开始与恩格斯并肩战斗，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力图以“科学理论”唤醒更多的群众投入到社会革命实践中。
在与恩格斯见面的前几个月，马克思已经开始研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并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公开出版，马克思生前为什么对这部手稿三缄其口、秘而不宣？是马克思觉得撰写这部手稿时思想还没有发展成熟，还是受到了恩格斯的某种影响？
恩格斯这个人很可疑，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生意人，利用业余时间能写出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与政论文章。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友谊到底是“伟大”，还是“神秘”？在学术上，恩格斯似乎只是马克思的助手，却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研究方向乃至人生轨迹。二人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把自己的名字隐去；马克思安葬在伦敦市北郊的海格特墓园，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谒者络绎不绝，恩格斯却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洒向大海。
恩格斯经常与马克思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马克思的学术研究？他整理出版马克思的遗著，有没有加上自己的私货？多年在生活上资助马克思一家，属于无私的帮助？还是另有图谋？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是否受到恩格斯的利诱与胁迫？为何马克思晚年说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其中是否有不便明言的隐情？这些疑问都留待学界去揭开谜底。
二、真假马克思
以1844年马、恩会晤为分界，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参照，考察马克思后面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等著作，可以揭示马克思前后思想演变的轨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劳动本来体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成了工人的谋生手段，也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把劳动异化归咎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克服劳动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主义”这个中文译名偏差很大。据说，陈望道根据英文版《宣言》为底本，参考日文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从此，“共产”一词逐渐流行开来。孟子云：“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陈望道的名字倒是很响亮，却才短学浅，连一个名词都翻译不准确。
考察英文单词“communism”，词根“commu-”有“交流”“交通”“交际”的意思，马克思创造的这个词，只有置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下，才能明白其真正涵义。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是被动联系起来的，是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个异己的力量把人们被动地组织起来。未来的人类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完成了“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从精神层面或者说从人性的复归这个高度来界定未来的理想社会，可是译成“共产主义”，就局限在物质资料上。共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更像是粗陋的平均主义，完全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
以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为参照，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得出了劳动异化这个结论，并指出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根源，马克思由此入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这个时期的马克思还只是停留在哲学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进行揭露与批判。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不满足于从学术层面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而是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用暴力革命这种形式直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何在？马克思逐渐创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贯穿着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主线，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如《共产党宣言》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但作为一个独立社会形态的奴隶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为了渲染阶级斗争的残酷与源远流长，虚构了奴隶社会作为五大社会形态之一。我国夏商周三代，是小康，是儒家士大夫心中的理想社会，如大程夫子曰：“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郭沫若等卑劣无耻的文人，为了迎合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社会形态论，不仅曲解了“封建”一词的涵义，还抹黑“井田制”，把夏商周三代污蔑为奴隶社会。
其次，鼓吹直接的暴力革命，宣称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似乎难以让人信服，马克思又围绕生产力为核心做起了文章。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就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形式体现出来。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就要让位于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把头脚倒置，忽略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精神性的因素，如人类道德水准的提高，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惟一尺度，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态度。从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角度为暴力革命寻找合法性，更是包藏祸心。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社会历史是群众的事业”，这些结论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但不能把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个人叠加起来，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这确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对于个人而言，物质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体现了它的主体性，人类社会依据自身的尺度向前进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并不依附于生产力或某种外力的推动。
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以众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能把社会历史的“物质性”建立在群众主观的感性的活动上。退一步说，即使人世间没有君子，只有小人，每一个人都是贪财好利的庸俗唯物主义者，也不能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由物质性的生产力所驱动的。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命题完全不能成立，深究其本质，正是把人类社会对象化，取消它的主体性。
马克思这个人很聪明，不敢说他读懂了黑格尔，至少可以推断他部分地读懂了黑格尔。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非常深刻。文字在思想面前，总是显得苍白无力，所谓“总和”，当然不是数量上的叠加，只可意会，不能拘泥于文辞。这个社会关系更不局限于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而是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为背景考察人的本质，这个横向的视野打开，由具体的个人所展开的实践活动才构成这个社会总体的“历史”，没有任何外在性与偶然性可言，这就是“理性的狡黠”。黑格尔指出：“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展示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程，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人的本质的复归两者统一起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只要承认异化劳动的扬弃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那么，所谓社会“革命”，只能是社会内在的自我革新，有因有革，有损有益，革命的力量不能从外部去引入。
王船山说：“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学术研究，以求真为唯一目的。可惜，马克思后来的学术研究完全服务于政治斗争，他构建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偏离了思辨哲学的路线，也背离了学术的求真精神，只是不择手段为暴力革命寻找合法性。
三、道德总是或隐或显支配着人类的行为
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反复出现的是“斗争”“矛盾”“生产力”等词汇，“道德”这个决定人们行为方式最重要的因素，却没有任何地位。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似乎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占有了财富，就是罪恶，凡是资本家，必然为富不仁，他们通过剥削工人、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致富。《大学》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世界上难道没有为仁不富的资本家，他们为社会提供产品，为国家纳税，养活一批工人，然后才领取自己的一份收入养家糊口？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出发来解读人类社会发展史，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宣称，“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论断本身倒是客观上包含一点“德性”的因素。资本在资本家的支配下追求利润，但更要看到，资本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展现出了“个体性”与“能动性”，把社会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运转起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资本，没有原罪，问题出在资本家那里。资本家以榨取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是出于自私；工人只是把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也是出于自私。如果把资本家与工人互换一下位置，穷人乍富，也许他会更贪婪，榨取剩余价值会变本加厉。自私，是人世间一切罪恶与诡诈的根源，唯有道德才是对治自私的良药。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通过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实，在人的自私与贪婪没有被克服之前，工人不可能做到自由自觉地劳动，必然是被动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协作也是不情愿的，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如何兼顾效率，这是个大问题。身居高位的人掌握权力、掌管财产，又如何监督他们不假公济私？一个政权可以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但最难改变的是国民的道德素质，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资本，属于物质性的力量，唯有道德才能彻底降伏资本，让物质性的力量臣服于精神的高贵。但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道德对资本实现完全驯服之前，要借助国家政权这种强制的力量来监督资本的逐利，防止资本家在背后合谋，结党营私，围猎政府官员，攫取国家政权。
人具有主观意识，所发出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性的，在做出行为前必然经过理性的综合分析与判断。在做决断时，即使良心让位于利益，在欲望的驱使下做出了不符合道德的举动，道德也在行为的背后发生着制约作用，故孟子曰：“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或者说，无论人的行为偏离了“善”有多远，总是在以“善”为原点的多维坐标系中展开，这就是道德的神秘力量，也体现了“善”之先天性与绝对性。只有正义可以光明正大地行走于世间，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为什么邪恶总是与黑暗为伍，阴谋怕见阳光？这说明世人天性都是善良的，足以证明孟子“性善说”的正确性。这层意思如用基督教教义来表达，就是：神爱世人，上帝既然创造了人类，就不会撒手不管，而是时刻照临着人世间。
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事业，英雄人物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在某个特定环节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道德总是或隐或显支配着人类的行为，要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不能把“道德”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能“群”，马克思也认识到，理智使人们连接成一个整体与自然界发生关系。
“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促使人们结合为一个整体，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需要，更应看到道德与礼义使人们自觉组成一个各安其所、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荀子所谓“君者，善群也”，须注意，这个“群”不是取“入群”、“合群”之义，而是使动用法，“使…合群”。有德者居其位，居上而临下，以德化人，以善养人，使民众相善相亲。如舜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是舜之“善群”。反之，无德之人窃取高位，则是曾子所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德性不是抽象的，本身就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秩序。《尚书》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同样，道德礼仪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维系着小到一个社会团体，大到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又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有物质生产层面的社会分工，还有社会治理层面的等级秩序，且后者是纵向统贯的，前者是横向拓展的，后者制约前者。所以，国家行政权力一定要有效监督和约束资本的运行，而不能让资本主宰了行政权力。在资本的视野中，只有一个个经济人，作为客体的对象化的个人；而在行政官员的等级序列中，每个职位有多大权力，就要担负起多大的责任，在其位而谋其政。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命题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充满了恶意：把人物化，取消了人的精神的独立尊严，把人类社会物化，把内涵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归约为经济关系，故意忽视道德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还故意妖魔化“统治”一词，打上阶级的烙印，好像一说统治，就意味着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统者，一贯也；治者，理也。如果德、位相配，哪里有压迫与剥削？应该为“统治”一词正名，恢复其本义。
孟子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一个国家，如果想长治久安，就应该尊贤使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以德配位，道德越高尚，越是居于更高的位置，以德性为原则把上下尊卑的秩序立起来，不但不是阶层固化，反而是建立了一个以德举人、人尽其才的上升通道。为仁由己，欲仁而得仁，人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人们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想到等级秩序，就觉得不平等，与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掺乎在一起，完全把道德礼义排斥在社会治理之外。西方自由主义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中。他们视野褊狭，见识浅陋，被原子个人主义所局限，哪里知道德性之尊贵？更不会懂得，唯有把高下尊卑的秩序给建立起来，打通上升通道，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一左一右，均是魔鬼发明出来，肢解原有社会秩序的两种秘密思想武器。
四、“智”与“德”之间的张力
智力与德性之间存在着张力，二者分裂又重新实现统一，才是人从异化状态到人性的复归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创世纪》说亚当、夏娃在蛇的迷惑下偷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像神一样知道善恶，羞耻感也产生了。基督教神学家不一定能读懂这个故事的寓意，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此有深入的解读。黑格尔认为，人类最初处于一种天真无邪的素朴状态，但人类必须超越这种原始的直接的素朴状态，成为“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人类始祖享用了禁果，代表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便与他自己的直接的存在破裂了”。
儒家的性善论与基督教的原罪说，看似截然对立，其实，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天命之谓性”，天之“命”下贯流行而为人之“性”，合天命而言人性，不得不言性善，故儒家宣称人皆可以为尧舜。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只有通过上帝才能获得救赎，唯有上帝是全能、至善而又圆满的，以上帝的视角俯视人世间，所谓“罪”，即是不完善、不圆满，意味着“缺失”。
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为“智力”，还没有进展到德性，就可能被私欲所驱使。站在儒家性善论的立场上来看，则是“智”与“德”产生了分裂。光明的德性是本来具足的，但智力产生以后，反而遮蔽了德性，所谓“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不论依据基督教教义，还是儒学义理，须知，这个智力或知识本身不是“罪”。人类的智力活动被生命层面的欲望所主宰，精神不能保持主体性，总是被降低为满足欲望的手段，服务于感性的直接存在，导致精神产生了异化，这才是“罪”，进而衍生出虚伪、阴谋、狡诈甚至邪恶。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黑格尔认为，《圣经》中的这句话反而表明知识具有了神圣性。
动物被必然性的生命规律所支配，没有什么是“应当”，唯有人类的行为，才适合于进行道德评判。当人类从类似动物那种感性的直接存在中分离出来，有了自我意识，有了认知与判断能力，面临多样性的选择，也就具有了自由，同时要对所拥有的“自由”负责，道德于是产生了。
须知，人类迄今为止所拥有的“自我意识”还是建立在内外人（物）我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这个“自我”太狭隘，还不太纯粹，没有突破生命层面的欲望对于精神活动的制约。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这个“自我意识”由外而转向内再做进一步收敛，就从自私用智转向德性之“知”，从而克服“智”与“德”之间的分裂。
“智慧出，有大伪”，虚伪与邪恶总是伴随着智力而产生，人有了智力，如果做起坏事来，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为从根本上消除虚伪与邪恶，道家反对文明开化，主张返朴归真，回到原始的无知无识的混沌状态。如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庄子曰：“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其实，这不是拔本塞源，而是因噎废食。儒家中性地看待这个“智力”，它可能被私欲所奴役，流于诡诈而作恶，也可能向上提升，由“闻见之知”而升华为“德性之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治理水患，应顺着水势来疏导，而不能搞围追堵截。儒家主张以德性来提撕智力，把“智”从私欲的奴役下给拯救出来，让“智”成为入德之门。
个人的私欲，起起灭灭，总是处于流变之中。“饭后思味，则浓淡之境都消；色后思淫，则男女之见尽绝”。欲望起灭不定，与欲望结伴而行的生命是不断流逝的，是有限的。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人，上帝许可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可以永远活着，似乎上帝对人的生命直接负责。人违背了上帝的训诫，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有了智力，能分别善恶，就有了自主选择的自由，从此需要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以向上提升（天堂），也可以向下堕落（地狱）。上帝把人赶出伊甸园，不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是获得智力所要付出的代价，意味着人的个体生命从此是有限的，是不圆满的。
人类的始祖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直接创造的，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就自身代代繁衍下去，虽然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并没有远离上帝，上帝就是心中的“主”。唯有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上帝是救世主。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洗清罪恶，只有通过信仰上帝而获得救赎，进入天国而得永生。魔鬼则不失时机诱惑人犯罪，消解人的精神独立性，让欲望做主宰，向下堕落。基督教教义的背后，也蕴涵着深刻的道理，可以与儒学会通。
儒家主张人之性善，“性善”是后天修学功夫成为可能的内在根据。阳明先生反复叮嘱，学问功夫须晓得头脑，“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正如基督教徒说不能靠自己来洗罪，唯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救赎，信仰上帝，事奉“主”，只是恢复心中本具的光明德性。被魔鬼诱惑，就是被私欲所驱使，宋明儒特别强调念念存天理、去人欲，如阳明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基督教中有天国与地狱，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欧洲文艺复兴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反对“神本主义”，只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基督教教义。至于倡导个性解放，鼓吹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与享乐，实则是放弃道德的自律而为欲望松绑。
除了少数人自觉地涵养德性以外，大部分人所拥有的智力都在欲望的驱使下被降低为手段，资本主义社会更加重了“智力”与“德性”之间的裂痕。古希腊人说：“知识就是美德”。到了近代，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恩格斯说得更露骨：“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物化的科学即是赤裸裸的技术，与探索真知没什么关系。科学技术服务于物质生产，知识由德性下降为力量，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并没有提高精神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欲壑难填，物质财富的增长进一步激发了更深层的欲望，精神越来越成为物质的奴隶。
五、列宁，应是恩格斯的“同事”
强调道德对于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不是为了鼓吹文质彬彬，装做温良恭俭让而放弃斗争，只是为了恢复人以及人类社会本该具有的尊严与秩序，不被歪理邪说所迷惑。把资本主义社会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考察人的本性以及智力与德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识别出真正的魔鬼，清算魔鬼的罪恶。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与揭露是深刻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精神却极度匮乏，物质财富的增长进一步放大了人心的自私与贪婪，德性修养没有同步跟上，身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个人越来越受制于欲望的主宰。而且社会化大生产与世界市场的开辟还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以礼法为原则构建的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解体了，纵向的社会层级治理结构不见了，整个社会越来越按照物质资料生产的需要被组织起来。
资本主义是物质力量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刺激了人们心中的欲望，冲击了人类的道德防线，解构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把它看做是魔鬼。
并且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数百年间，真有一只神秘的黑手躲在幕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大魔鬼，它为这只活魔鬼的生存与栖息提供了土壤。要是没有这只活魔鬼在背后使坏，打着“平等”“自由”“解放”“博爱”等旗号挑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恶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可以被原有的社会秩序所统摄。这“魔鬼”长着人的躯体，脑袋却与众人不同，它鬼头鬼脑，鬼鬼祟祟，鬼迷心窍，阴邪成性，集三千邪恶于一身。常人身上长着毛孔是为了出汗散热，这个魔鬼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魔鬼不满足于榨取世界的财富，它野心膨胀，企图以雄厚的资本以及对前沿技术的垄断来统治整个世界。统治的手段就是“利诱”加“威逼”，但主要还是利用人心对于财物的贪婪，以利益收买各国的政界、企业界、学术界的精英阶层，逐渐编织成了一个资本与权力交织的黑暗网络。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把黑手伸向世界各地。
这个黑暗网络不论隐藏得多深，也会或多或少露出一点蛛丝马迹，须要释放一些烟幕弹来掩盖魔鬼对于世界的敲诈与操纵，阻碍人们追查真相。制造对立与仇恨，“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让世界处于一片混乱中，不仅符合魔鬼邪恶的本性，而且魔鬼躲在阴暗处才更加安全。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撕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让他们相互斗争，把劳工阶层的怨恨引向实业资本，为基层民众发泄怨恨树立一个靶子。少数金融寡头操纵整盘棋局，真正的剥削者毫发无损，躲在幕后看大戏。
阴谋是见不得阳光的，这个黑暗网络的秘密一旦曝光，崩溃只在一瞬间。阴邪成性的魔鬼最担心的就是泄密，它收买各国精英阶层不得不小心翼翼，只有经过反复考验觉得特别“可靠”的人，才授予纳投名状的资格，让他成为局内人。魔鬼收买的“买办”虽然是各国的“精英人士”，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但人数极少，要贯彻魔鬼的意志完全操纵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商君书》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商君书》记录的这些阴谋诡计，充斥着颠倒是非黑白的混乱逻辑，正常人的思维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魔鬼却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玩得更加精熟。
在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暴力革命，发动基层民众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打倒没有烙上魔鬼印记的精英人士。鼓吹抽象的自由、平等，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一盘散沙，社会没有了凝聚力，可以更好地进行渗透与操纵。“民要攻打民”，说的正是阶级斗争。至于“国要攻打国”，也是魔鬼在背后使坏。
《商君书》云：“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魔鬼在幕后操纵的棋局，当需要欧美列强为资本主义在亚非拉的侵略扩张充当马前卒时，需要“抟力”。这些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了，也不太好控制，必须引发列强之间的战争来“杀力”。诸如帝国主义列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瓜分殖民地而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为转嫁国内危机而发动对外战争等，只是魔鬼掩人耳目而编造的谎言。
恩格斯极有可能是黑暗资本帝国派遣的一个间谍，对马克思进行利诱加威逼，让黑格尔的好学生最终背叛了学术，背叛了良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列宁被看作马、恩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其实，他更应该是恩格斯的“同事”。
列宁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规律，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形成了列宁主义。斯大林把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宣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列宁把这种特殊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垄断资本主义定性为“帝国主义”。既然垄断在20世纪初才形成规模，前面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说明这段历史没有被操纵，自然也是清白的，这难道不是替魔鬼释放烟幕弹吗？这个魔鬼不是短时间生长起来的，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忽明忽暗，都有这只魔鬼操纵的身影。
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这两句话是说给天性善良的人们听的，苦难可以磨练心性，对于善人来说正是进德之资粮。某个古老民族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这个民族中的少数“精英”把历史上遭受的苦难与歧视转化为刻骨的仇恨，心理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变态，以至于视全人类为敌人。魔鬼的做大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但在萌芽阶段参杂着民族仇恨与宗教斗争等复杂因素。
列宁不仅要为魔鬼前面几百年操纵世界的黑暗历史洗白，而且把垄断资本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让国家政权为垄断资本的罪恶买单，把暴力革命的怒火引向英、法、德、美、日等国家，目的是要保护真正的魔鬼不受审判。须知，这些看似主权独立的国家，也是黑暗资本帝国的超级打手，魔鬼驱使这些国家如驭牛马，驱使完了还要让它们当冤大头。
魔鬼在世界各国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抽象的概念与假惺惺的“正义”来给各国劳工阶层洗脑，淡化他们的国家意识。既然国家是暴力机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有什么理由爱自己的祖国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背叛了国际主义原则，倒向自己的国家，丧失了共产主义的“良心”，倒向了“帝国主义”。列宁公开宣判第二国际彻底破产，另组建第三国际，重新举起世界革命的旗帜。“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散发出臭味来”，列宁装作满腔正义，站在国际主义这个代表全人类利益的道德制高点，公开诋毁爱国主义。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是魔鬼利益的代言人。
列宁为魔鬼释放烟幕弹，魔鬼也努力为列宁掩盖他的真实身份。据说，列宁可能是德国派遣的间谍，在德国资金与军火的支援下发动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还有学者提供各种证据，力图证明列宁不是德国的间谍，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两方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正掉入了魔鬼设置的陷阱中。向列宁身上泼脏水，只是为了掩盖更大的罪恶。正如台湾的李登辉不惜贴上“媚日”的标签来丑化自己，虐待自己，目的是掩盖它的真实身份，隐藏它的真正主人。
六、“斯派”与“托派”
托派与斯派之间的斗争，表面上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两条路线之争，实则是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是“国家党”与“买办党”之间的决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起闹革命，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列宁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主义”，无论多么动听，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又能鼓动多少人去参加“革命”？如果黑暗资本帝国不从财力、人力、组织、武器上支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很难想象，十月革命会取得成功并能巩固政权。魔鬼习惯于暗中使坏，在操控俄国“革命”前后，秘密布下许多棋子。布尔什维克必然是“党中有党”，托洛茨基就是最重要的一颗棋子，是列宁路线的继承人。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列宁死后，斯大林掌握了权力，清洗了托洛茨基一派，并且逐渐掌控了共产国际。
魔鬼精心布置的一盘棋局被斯大林所破坏，当然不会甘心，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但对苏联的渗透与收买并没有停止。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非常血腥，应该是斯大林继续清理隐藏在党政军等各条战线上的买办势力。
沙皇俄国，有浓厚的英雄情结，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每当欧洲国家发生民主运动，沙俄义不容辞，都要派兵镇压，维护欧洲的封建秩序，所以与魔鬼结下了深仇大恨。按说，沙俄二月革命后政治民主化，魔鬼就可以操控俄国的政权，为什么还要派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一是为了复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敲诈欧洲诸国。
魔鬼本来准备将苏联打造成世界革命的中心，让它在国际上成为“麻烦制造者”，以便更好地挟制欧美列强。魔鬼每次布局，志在必得，没想到头一次遭遇到斯大林这个政治强人的阻击，对苏联逐渐失去控制。魔鬼品尝了失败的苦果，除了操纵媒体痛斥斯大林独裁专断以外，还痛定思痛，开始扶植德国法西斯快速崛起。在魔鬼的授意下，德国在欧洲高举反共产主义的旗帜，目的正是要消灭苏联，西班牙内战就是一次预演。1936年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也是魔鬼在苏联东西两面布局，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共两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旗帜，合作北伐，刚打到长江流域，蒋介石就调转枪口，对共产党大开杀戒。蒋介石为什么会叛变革命？国内两党之间的矛盾也要从国际上托派与斯派之间的斗争中去寻找原因。
1923年蒋介石赴苏联考察，那时共产国际与苏联还在魔鬼的掌控之下。按照魔鬼的出牌套路，名义上是蒋介石开展一次考察之旅，实质上是魔鬼在考察蒋介石的“可靠性”。蒋介石应该通过了考察，纳了投名状，所以回国不久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后来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说蒋介石通过这次考察看出苏联体制的问题，对苏联没有任何好感，在日记中写下“求人不如求己”，回到宁波老家休假，不愿意去广东任职，完全是为蒋介石洗白、为掩盖幕后真相而公然撒谎。
由于斯大林后来控制了共产国际，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听命于斯大林。国共之争，实质是魔鬼与斯大林之间的交锋在中国国内的延续。中山舰事件以及后面的清党，绝大多数中共党员都蒙在鼓里，他们是“局外人”，不知道“斯派”与“托派”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以及背后的惨烈。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东渡日本名义上是为了婚姻，实则是被斯大林打乱了节奏，需要蒋介石再次确认一下手续，表达忠心，纳投名状。蒋宋联姻，取二人姓名中间一个字，人称“中美合作”，无论说蒋介石亲美，还是亲日，都只是为了掩盖真相而释放出来的烟幕弹。
革命口号必须是光明正大的，革命纲领当然也是正义的，诸如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争取全国人民的解放，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是邪恶魔鬼决不可能大发慈悲，无偿支援各国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与民主革命。阴谋见不得光，只能在暗处潜伏着，革命付出的主要代价，就是革命政党被魔鬼培养的少数棋子所渗透。
斯大林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非常现实，世界革命那一套口号是喊给别人听的，他自己不会相信。他操纵留苏派掌权必然是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如“武装保卫苏联”这样口号，就明显打上斯大林的烙印，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斯大林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左右两边下注，这是由魔鬼的狡诈本性决定的，它决不甘心只能操纵国民党而失去对中共的控制。欧洲局势紧张，斯大林无暇东顾，在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本土势力与留苏派斗争之际，魔鬼瞅准了机会。白区工作路线之争以及后来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应该是魔鬼培养的少数棋子通过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来打击留苏派。风云际会，或者说歪打正着，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扰客观上助推毛泽东成为中共的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动工农群众，先联合国民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三年内战又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最终迎来了国家的独立。
一般以为，原苏联直到1991年才倒台，其实，斯大林死后，魔鬼已经实现了对苏联的全面渗透与控制，“修正主义”这个名词掩盖了苏联被操纵的真相，正如“托派”与“斯派”革命路线的分歧，掩盖了苏俄国家政权与黑暗资本帝国展开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斗争。赫鲁晓夫1958年访华，提出组建联合舰队，共建长波电台，没安好心。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提议，事后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中透露，苏联援助的专家以及派驻军事、公安两部门的首席顾问，换来换去，没有一个任职期限，不通知中方，也不征求中方的意见。这正说明魔鬼通过苏联以援助为名，向中国进行渗透，刺探情报。
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对峙，冷战持续了几十年，也是魔鬼精心布置的一个棋局。有一个苏联在欧洲东边虎视眈眈，更容易操纵欧洲诸国。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各个国家，无论是投靠美国，还是投靠苏联，都间接投入魔鬼的怀抱。二战以后，名义上是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支援欧洲国家战后重建，实则是魔鬼附体于美国，加深了对欧洲诸国全方位的渗透与控制。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开战，中苏边境对峙，均是在魔鬼的谋划布局下对新中国进行的武力威慑。内部的渗透与颠覆与从外面实施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默契配合，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国就发生了“高饶反党事件”，由此可见，潜伏他党内的买办势力已成气候。大跃进演变成浮夸风，饿死多少黎民百姓，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土改激起的左倾狂潮，消灭了士绅阶层；反右扩大化，一方面是借力打力，利用法不责众的心理，保护了潜伏下来的“买办”，同时打击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影响了中国的建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折腾的这些运动，背后都交织着阴谋诡计。魔子魔孙从魔鬼身上分有了阴邪与狡诈，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国家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文革的本质，决不是毛泽东个人要夺回失去的权力，而是“国家党”与“买办党”之间的斗争。猜测毛泽东应是吸取了苏联大清洗的沉痛教训，采用“文化革命”这样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击各条线上的买办势力，可惜这场群众运动同样被买办们操纵，改变了斗争的方向。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以驱逐鞑虏为口号发动叛乱，曾国藩在《讨贼檄文》称自己清剿洪杨邪教，不仅为清府平叛，更是要匡扶华夏名教。文革提出的斗争口号局限于反修防修，拘泥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自始至终被抽象的概念所左右，使得这场运动焦点模糊，性质不明。不应拖泥带水，而是要干净利落地举起打击“卖国贼”，打击“买办”的旗号，叛国者一定心虚胆寒。
改革开放，应是中共与魔鬼达成了某种妥协，双方似乎都在与时间赛跑。魔鬼操控世界几百年，势力盘根错节，又挟持强大的资本与技术优势。中国只有对外开放，引进资本与技术，让国家发展强大起来，才能为世界人民降伏这个邪恶的魔鬼。中国不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国情非常特殊，魔鬼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遇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也盘算着利用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窗口期，把中国给和平演变了。
魔鬼是非常狡猾的，它操控媒体散布谣言，说马克思在早年加入撒旦教，是撒旦教成员，攻击列宁是德国间谍，受德国政府指示发动了十月革命。因为执政党名义上还是尊奉马列主义，魔鬼向马、列身上泼脏水，目的正是要打击执政党，服务于其和平演变的野心。魔鬼还指示买办媒体与买办学者鼓吹自由、民主、宪政，善良的中国人要擦亮眼睛，看穿魔鬼的假仁假义。一旦中国实行三权分立，搞多党政治，无论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政治必然被买办政客所操纵，国家权力将被垄断资本所支配，中国的国家主权就拱手交给魔鬼了。
唯有一党执政，公务员受党章的制约，才能有效防范魔鬼对于行政官员的围猎。阴谋见不得阳光，有效也有限，仅能在小范围内适用，只能收买个别的官员，在八千万党员的大党面前，魔鬼围猎权力使尽各种阴邪手段，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自中央到基层，建立一个以德性与才能为标准的上升通道，官员从基层一步步锻炼提拔上来，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使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人民公仆执掌国家政权，才能为全体中国人守护好国家主权。“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什么是“邪路”，大概执政党也不好明言，需要民众自己用心去体会。
七、结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工业技术发展了，生产效率成倍提高，生产进一步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更加密切，为世界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物质生产的发展，与原有的社会秩序本不冲突，可以很好地与“封建”社会制度相融合。
就像一个有德性的君子，难道不能拥有多一点财富吗？难道真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有钱就会使人变坏？所谓“封建社会”，就不能更富庶一些吗？只是有魔鬼隐藏在幕后使坏，它妖言惑众，鼓吹：要有钱，必须做小人；要释放生产力，必须砸烂万恶的旧社会。
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消灭了贵族阶层，是一场人间悲剧。无比阴邪的魔鬼，有统治世界的野心。解构封建社会秩序，不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而是服务于“魔鬼”统治世界的阴谋。魔鬼处心积虑要肢解原有的社会结构，流沙一样的群众，才好操控，贪财好利的小人，才好收买。魔鬼操控下的世界，没有君子立锥之地。
魔鬼企图通过“资本”这种物质性的力量，来腐蚀人心，夺取权力，最终征服世界。各国的“精英阶层”被暗中收买，人们还没有察觉，已经发生了世界级别的“政变”。
智力与德性建构了社会秩序，并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的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人们思想觉悟与道德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决不是由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五个社会形态串联而成的链条。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欧洲这三场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均是魔鬼在背后操纵，目的就是解构基督教的伦理秩序。魔鬼收买一大批买办文人学者，杜撰了一个“封建社会”作为攻击的靶子，高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虚假的口号，蓄意攻击封建制度的专制与压迫，抹黑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腐朽。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体现在政治伦理上，欧洲国家最防范的，就是君主个人的“专权”。魔鬼心里清楚，基督教是扳不倒的，于是动了歪心思，发动宗教改革，创立基督新教，来打击罗马教庭。
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一左一右，一鼓吹无差别的平等，一要争取绝对的自由，实质是假平等与伪自由。这两个“主义”都是魔鬼释放出来，抹黑所谓旧制度与旧社会，肢解纵向的权力结构与等级秩序，毒害世人的两大秘密思想武器。
启蒙运动与共产主义，是一场接力赛。启蒙运动以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来抹黑欧洲的封建政治秩序，为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做充足的思想准备，最终要摧毁封建政治秩序，打倒一切旧贵族。
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鲁迅，顾颉刚，钱玄同，胡适，陈独秀等人，疯狂抹黑我国的历史，诋毁儒学。正如欧洲18世纪展开的启蒙运动，卢梭、伏尔泰等人激烈批判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假装揭露基督教对人性的奴役。他们是同一个魔鬼，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家收买的同样性质的“买办”文人，按照同一个剧本，演的同一出戏。
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目的是打击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让世界惟一的垄断资本，绝对控制世界经济命脉。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鼓吹国际主义的“阶级友爱”这样的虚假口号，来消解各国劳工阶层的国家意识。“共产主义”把人类社会撕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一个国家的有产者与无产者，都被操控，这个国家也是魔鬼的囊中之物了。
马列主义从产生、传播到付诸实践，均是在魔鬼的暗中掌控下。这套理论体系庞大而严密，又言之凿凿，认真读完这套理论的人不多，即使读完也难以看出其内在的缺陷与逻辑上的不自洽。
鸦片战争以来，魔鬼及其操控的欧美日，长期对中国进行军事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宗教、思想以及组织上的渗透与围剿也在暗中进行，国家四分五裂，被魔鬼重重包围、分割、算计与陷害。既然上层社会的“精英”已经被渗透与收买，为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只有把基层民众广泛动员组织起来，投入到革命运动中。
中共举起马列的旗帜领导了这场革命运动，但革命的合法性，只在于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谋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在于举什么旗帜，喊什么口号。除了极少数被魔鬼收买的棋子以外，绝大部分党员与革命军人对于国家都是忠诚的，他们在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魔鬼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本来是想进一步肢解中国的社会结构，颠覆原有的社会秩序。中共被其表面正义凛然的口号所迷惑，在那个年代确实也难以识破魔鬼的阴谋，更不可能有将计就计、假戏真唱的自觉性。但中共领导的这场革命，考察其用心，是真诚的，虽然经历了曲折，让国家与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是非功过，留给历史学家去评价。
在和平建设时期，这个党为全体中国人守护好领土与国家主权。这个世界第一大党，还要为世界人民降妖除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于算计的魔鬼万万没有想到，它推出的这套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在世界传播了百余年，却为它自己准备好了掘墓人。如今面临世界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在民族大义、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犯糊涂，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拥护中共的领导。
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广泛传播，除了有幕后势力推动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剥削”“推动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在表面上契合儒家的民本主义。希望中共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唯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守护好国家主权，为中华民族谋发展，为全体国民谋利益，为世界人民谋和平，才是最大的政治，其他全是假大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