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岗位职责同一个鼻孔出气

冬去春来三五载，飞花落叶二十年。转眼间，我已工作二十多个年头。一路走来，看过无数日升月落，历经无数风吹雨打。春有群花斗艳，秋有百果呈金，冬有银妆披岳麓，夏有明月渡湘江。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各司其职，各尽其功，不以贵媚，不以贱傲，不以富卑，不以贫耀，真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春而暖，夏而暑，秋而凉，冬必寒。

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开始从事质量管理工作。对于生产企业来说，搞质量的人，无论是质量检测，还是质量管理，都是被边缘化了的，很难得到重用。二十年前这样，现在依旧如此。前不久，就有人盛气凌人地问我“一个企业靠搞质量，能搞出效益来吗”。面对她的质疑，我虽然哭笑不得，但仔细一想，便终于明白只能是她“对”。理由非常简单，她的岗位她负责，她是领导。领导的意志决定员工的价值观（注意是“员工”，不是“人”，因为领导是有公司属性的，其意志只能强加于她的团队，至于团队之外，她鞭长莫及）。更何况，古往今来，贸易成交的是产品，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说是卖质量的。然而，因为是书呆子和死脑筋，我又不得不想，如果饭煮成了屎，还能当饭卖不？如果还有人说能，那让他去吃！这岂不是就涉及了质量问题？同样是空调，格力的贵，其它品牌的便宜，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难道都是我吃饱了撑的，空劳神，白费力？然而，最悲哀的是，这是我的岗位履职思维，只因为我的岗位，我也得负责。我是清醒的，所以我能明白我与她的意识冲突，不是因为岗位的重叠，而是因为岗位的差异：岗责的差异，级别的差异。她的话告诉我，领导是决策者，领导的意志不容质疑。只要稍有质疑，我就必然糊涂。

搞产品质量工作为什么不会有出头之日，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个中原因。只是我早已被推到了产品质量工作的边缘。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算得上是曾经的高大尚——体系。

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体系认证逐渐为国内众多企业所追捧。那时候，但凡是有体系审核员身份的人，无论走到哪家企业，都会被像神一样供着。他的话，有时比领导的“圣旨”还管用。他就代表企业追求的规范管理，就代表企业的效益提升。他的岗位，他负责，不是他的岗位，也得请他“负责”。只是负责的结果，到头来，都成为了一笔糊涂账。

也就是在这种糊里糊涂的盲从中，我转了体系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一直到现在。客观地说，体系本身确实是高大尚的。记得有一次在与一个办公司的朋友交流时，他说体系是无边的，可以涉及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体系工作做好了，就让自己成长为了企业家。这是他对体系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他的认识与理解是对的。我对体系的认识，与他的观点唯一不同的是关于资金与方向。体系是不能离开资金的，否则是空谈。同时，资金是不能不择向的，无的放矢或混乱不堪的资金投入，都不是体系的追求。作为总经理的他，他的岗位他负责，资金与方向都由他决策，所以他对体系的理解，与我是有差异的。

随着岁月的推移，很多企业并没有从认证标准体系建立与运行中获得明显的效益，体系渐渐成为了企业的鸡肋。企业中从事体系工作的人，也逐渐成为了企业中的荆棘，碰起来有刺，不碰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我的岗位逐渐边缘化，即便有一两个刺，也软化成了弯曲的狗尾巴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因为体系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不是某一个岗位的事。体系不是任何人想要就可以要、想不要就可以抛弃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正在抛弃，只能说我们正在抛弃标准——是不讨我们喜欢的标准。抛弃一个标准的同时，我们正在走向和形成另外一套自由化的规则——不自觉的非标体系。这种非标体系也许更加适合我们的胃口，更加适合我们的工作习惯，也许能产生更好的未来，当然，也可能带来我们不期望的后果。站在边缘化的岗位上，我之所以还想着这些非边缘化的问题，只因为一句话：我的岗位，我负责。我还处在体系运行管理的岗位上。

“一个企业靠搞质量，能搞出效益来吗？”这话又开始折磨我。还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问我：“一个企业靠搞体系，能搞出效益来吗？”如果有人问，我该如何回答？！体系是围着最高管理层的意志转的。无论是企业愿景，还是企业使命，或是企业核心价值观，那都是最高管理层基于企业长远战略目标的策划，而这些东西，又都是企业体系运行的核心依据，搞体系能不能搞出效益来，都体现在每年年底的财务数据中。

雍门歌悲喜，余音当绕梁。我的岗位，我负责，置身于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学一学中医望、闻、问、切的本领，养成与岗位职责同一个鼻孔出气的习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为着那一个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的岗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