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岁时记》版本源流
《荆楚岁时记》版本源流
1.《荆楚岁时记》的最初流传
《荆楚岁时记》成书于6世纪后期。
由于本书写定于北朝，因此，其最初流传的范围大概限于北朝，它首先为北朝学者所注意。
身历北齐、北周的隋著作郎“杜台卿”，在其著作《玉烛宝典》中，首次引录《荆楚岁时记》的部分内容。
而杜台卿著《玉烛宝典》的成书年代，大概在北周灭齐(577年)之后、隋代周(581年)之前。(《瑞书社杜台卿传》
与《荆楚岁时记》成书仅隔20年左右。
《玉烛宝典》是一部月令体著述，著书的主要目的是给当政者参考。
因为当时承400年分裂之后，周秦以来的文化传统多有断裂。
为了恢复古代礼制，隋初一些儒臣提出一系列复兴古制的建议。
杜台卿在开皇初年，以自己新成的《玉烛宝典》，上奏给新朝帝王，有他的用意，也正合隋文帝口味。
因此杜台卿受到皇帝奖赏，《玉烛宝典》一开始就受到世人瞩目。
而《荆楚岁时记》却是另一番情形，它是南人客居北方的述旧之作，问世之初，就没有进献的打算，自然得不到朝廷礼遇。
《荆楚岁时记》是通过民间流传被广泛熟知。杜台卿也是在民间得到宗懔的这本著作。
关于《荆楚岁时记》最初书名的问题，研究界有不同看法。
一般认为，《荆楚岁时记》即是本名，但细心的研究者提出为何《玉烛宝典》在引用本书时称《荆楚记》而不是《荆楚岁时记》。
日本守屋美都雄博士在他的《中国古岁时记之研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
他认为《荆楚记》是最初的书名，在杜公瞻给该书作注之后，才使用《荆楚岁时记》。
2. 隋朝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
在《荆楚岁时记》的流传过程中，隋人杜公瞻有突出贡献。隋大业中，朝廷 “普诏天下诺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 《隋书经籍志二》) 。
这是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作注刊布的现实动因。从本书杜注常以南北民俗比照方面不难明白杜氏这一用意。
杜公瞻是一位有家学渊源的博学之士，他遵循宗懔现实记述、文献溯源的方法，结合北地风俗对本书进行全面注释与补正，使本书民俗记述更具有历史层次及地城特点，
从而提升了《荆楚岁时记》的地位。
正如守屋关都雄《荆楚岁时记解说》中所云 :“杜公瞻把荆楚一个地方的风俗志，变为联系中国古今的、横亘于整个中国地域的风俗资料集成。"
举一例: 在《荆楚岁时记》元日条下，有 “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 " 的祈祷习俗。宗懔这种简略记述，不免会给后人留下疑问。
杜公瞻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一颇有意味的民俗，引用了《录异传》中的一则故事，来解释说明这一民俗事象。
商人区明在得到彭泽湖青洪君的婢女如愿后，一切如意。区明逐渐因富生骄。正月初一，如愿起晚，商人杖打如愿，如愿走入粪中，一去不返。
由此留下打粪堆求如愿的习俗。《录异传》的这种解释，很可能在有了此民俗现象之后才出现。但它反映了当时的民众思想，并有利于此项民俗的流传。
杜公瞻接着记述了北方此项民俗情况：“今北人正旦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以答假痛"，当时人认为这就是由如愿故事而来 。
在杜公瞻这种引证古今的注释之后,《荆楚岁时记》的民俗内容更生动饱满。经杜注之后,《荆楚岁时记》由隐而显，日益受到世人重视，得到广泛传播。
3.《荆楚岁时记》在唐宋时期的流传
《荆楚岁时记》在唐初已有较大影响，成书于唐武德七年(624年)的《艺文类聚》不仅在书中列出与天地州郡并行的“岁时"门类，而且对《荆楚岁时记》多所征引，是《荆楚岁时记》作为书名在后代文献中的首次出现。其后徐坚的《初学记》(成书于唐玄宗时代) 亦在“岁时"部中大量引录《荆楚岁时记》的有关节俗内容。《荆楚岁时记》在唐朝已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并且传至海外。据日本学者考证，在奈良朝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入日本。在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就有日本人参照《荆楚岁时记》写成风俗记事的勘奏文。公元10世纪，日本惟宗公方(明法博士)著述的《本朝月令》，曾引用《荆楚岁时记》。在宽平年间 (889-898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部中记录“《荆楚岁时记》一卷”，反映出宗懔《荆楚岁时记》流传于日本的情况。
中国本土史籍著录中，最先明确著录《荆楚岁时记》的是后晋刘煦《旧唐书经籍志》。在该书杂家类中有:《荆楚岁时记》十卷，宗懔撰，又二卷，杜公瞻撰。
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农家类: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二卷。
从新旧唐书著录情况看，唐代《荆楚岁时记》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宗懔原本，另一种是杜公瞻注本，二者并行于世。
入宋以后，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与杜公瞻注本合而为一。从宋代目录书中可以清楚地获取这一信息。
王尧臣、欧阳修的《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等都只著录《荆楚岁时记》，卷数多则六卷,少则二卷。一般都署名宗慷撰。杜注本已融进宗慷原书，因此无需再提杜注本。只有郑樵在《通志略》月令类明白地记录:《荆楚岁时记》二卷，宗懔撰，杜公瞻注。
《荆楚岁时记》在宋代受到人们的珍重，宋太平兴国二年至七年(977-984年)间，李昉等编撰成书的《太平御览》引录《荆楚岁时记》书达60条，陈元靓的《岁时广记》收录《荆楚岁时记》书内容53条，祝穆辑《古今事文类聚》亦收录21条。这是择其要者。它书收录《荆楚岁时记》的也不少。上述引录情况反映了《荆楚岁时记》在宋代的广泛流传，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4.《荆楚岁时记》在元明时期的亡佚与辑佚
一度在宋代为人广泛征引的《荆楚岁时记》，入元以后寂然无声。只有陶宗仪《说邪》中引录8则，
《宋史.艺文志》农家类录宗憬《荆楚岁时记》一卷。翟估的《四时宜忌》引《荆楚记》、《荆楚岁时记》数条。
由此看来，《荆楚岁时记》亡佚于宋元易代的动荡之际。
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也有了新变化，出现了文化平民化的趋势，人们开始注重精神需求。
因而刻书业兴旺起来，为了适应这一社会需要，书商开始翻印古籍；一些文化人也藉此对亡佚名著进行辑供整理，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荆楚岁时记》获得重新出世的机缘。从现存明辑供本看，主要有万历年间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
与陈维儒《宝颜堂秘笈》本两种。明代还有祁承煌《淡生堂余苑》本，此本世人希见，国内已不存。
日本曾有钞本 (清杨守敬所著《观海堂书目》中曾予著录) 。
比较而言，依明何铿版刻印的《广汉魏丛书》本影响较大，且辑录较精(辑36条)，后人多沿用此本。
但由于辑录者态度过分严格，因而原本内容多有脱漏。
《宝颜堂秘笈》本较前者内容为多(辑48条)，但不免存在臆误之处。
《秘笈》本同样存在脱漏问题。除脱漏文字较多外，上述两个明代辑本还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没有恢复原本的体例。
原本文字与杜氏注文混淆。《荆楚岁时记》原文并不像今本正文那样简略，它既有现实记述，也有文献解说。
比如夏至节，原本为 “夏至节日，食粽。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民斩新竹笋为简粽，棣叶插头，五彩绥投江，以为辟火厄，
士女或取棣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为长命缕。"
正文与引文互相配合，说明了食粽习俗的来源。但明代辑本不仅在辑录中有脱漏，而且将周处以后的文字列入注文，使人难辩原貌。
同样例子不少，如正月十五条。
原本对《续齐谐记》的引用。冬至日有关赤豆粥的传说等，在明辑本中或脱漏或列入注文中。
《太平御览》在引录《荆楚岁时记》时，遵守原书的编排格局。正文用大字排印，注文则用双行小字附于本句之下。
正文与注文的分别一目了然，由此看出《荆楚岁时记》在宋代正文与注文合刊时的原貌。
5. 清代以来《荆楚岁时记》的版本及流传
清代以来，人们普遍沿用《广汉魏丛书》。在《广汉魏丛书》之下有四个分支：
一是明辑清刻《五朝小说》本，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五朝小说大观》本；
二是清乾隆时《增订汉魏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年)《湖北先正遗书》本；其后有商务印书馆的《旧小说》(1935年排印1957年再印);
三是清嘉庆年间刻《广汉魏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四是《宝颜堂秘笈》本流传不广，清《四库全书》选用此本。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该本。
清代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辑本,这就是《麓山精舍丛书》本。
湖南善化人陈运溶根据《艺文类聚》、《初学记》及《太平御览》三部类书所引录的《荆楚岁时记》内容辑成新本，且有较合理的序次。但他见书太少，仍有较多遗漏。
余嘉锡曾感叹: “安得好事者旁考群书，重加校辑，尽复古本之真面目乎。”(四库提要辩证》卷8)
本世纪80年代，随着古籍整理工作开展，余嘉锡先生的期望正逐步变为现实。
国内相继出版了数部校勘与辑补了的《荆楚岁时记》，简体横排、标点注释及内容的补正与扩充，
不仅为本书的传播、今人的利用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且为深入研究《荆楚岁时记》本文的内容打下了基础。
在校注原文、輯补佚文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姜彦雅的辑校本 (岳麓书社,1986) 和宋金龙的校注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
姜彦雅本以《广汉魏丛书》本为底本，参考《广秘笈》本 (即《宝颜堂秘复》本) 等10种刊本，以及34种引录书籍，辑校而成。
条目由底本的38条增加到77条，还按内容分类编排了目录索引，给读者查考提供了方便。
宋金龙本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将《广汉魏丛书》本作为主要参校本，麓山本作参考，并且从唐末明清类书和其它书中辑出佚文300条，附在书后。
这是宋氏校注本的主要贡献，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关于《荆楚岁时记》的本文整理工作，并非尽善尽美。由于本书亡佚甚久，可供参考的文献有限，因此本书正文与杜氏注文混淆的情况很难区分。
上述整理本均未能在这方面作出明显成绩，对佚文也未能有效考辩，这是《荆楚岁时记》整理方面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齐帆齐书评写作营--第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