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三国：曹操与献帝的交锋
文 | 十二妖音
自兴平二年(195)秋七月，献帝脱离凉州军阀的控制，一路向洛阳奔逃，李傕等人亦是紧随其后，夜焚学舍，斩杀近臣、抢夺宫人……致使献帝是风餐露宿，担惊受怕，狼狈不堪……《资治通鉴》中曾描写道，“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
经历一年的逃亡、流浪生涯，直至建安元年(196)秋七月，献帝最终到达洛陽。然而此时的洛阳已是宫室烧尽，百官唯有亲自动手斩除荆棘，靠墙壁间生活。
献帝与群臣皆是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其间与其距离最近的荆州刘表、益州刘焉皆是皇亲贵胄，迎奉献帝完全是在自取灭亡，自是对献帝的生死漠不关心。幽州公孙瓒正与刘虞势力对峙，扬州刘瑶与孙策相互攻伐，豫州袁术、冀州袁绍皆在忙于向周边侵蚀，曹操位于兖州更是四面楚歌，哪里还顾得上献帝。
州郡各拥有强兵，粮物没有运送供给，众多官员饥乏，尚书郎以下，只得亲自外出采取自生的禾类充饥，有的饿死在墙壁间，有的则被兵士所杀。
实则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并非曹操一家，自献帝向洛阳而来，当时河北第一谋士沮授就曾谏言袁绍‘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谁能御之！’然而袁绍并未采纳……
毕竟前文亦有提及，袁氏门阀的威望遍及宇内，完全没有必要依靠汉室余存的光辉提升自我。到时消灭其他诸侯，代刘而立亦不过水到渠成之事，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请个皇帝供着。只是袁绍没有想到，即使献帝对自己没用，亦可以用来防止对手‘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国志·袁绍传》中载，“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
而曹操的情况比袁绍却是不同，曹操的出身并不光彩，比之袁氏门阀更是弱小的可怜，虽占有兖、徐之地，却无法与北方袁绍相比，急需声望与人才。
荀彧曾言，“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尊奉献帝恰好能够弥补曹操道义上，政治上的不足。
然而曹操迎请献帝亦并非是一帆风顺，此前河内张杨就有意护送献帝回返洛阳，却被护驾诸将拦了回去，据《资治通鉴》中载，“操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洪不得进。”
杨奉、李乐、韩暹等人费尽心力方才将献帝护送至洛阳，自是不希望其他诸侯前来摘取胜利的果实。但董承忧患韩暹等矜功恣睢，干乱政事，欲潜召兖州牧曹操，将兵诣洛阳，以制衡韩暹等军阀；而张杨帐下董昭，早已倾心曹操，不断在背后穿针引线、推波助澜，并助曹操迁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
以致韩暹、杨奉、董承、张杨相互之间分歧愈演愈烈，双方鹬蚌相争，而曹操渔翁得利，方才顺利兵进洛阳。并非太尉杨彪奏请献帝宣召曹操入洛阳。
而董昭此人更是在曹操到洛阳朝见献帝时，协助曹操顺利迁都许昌。
客观而言，洛阳已是一片废墟，迁都洛阳耗费之巨，非是目前的曹操一州之力能够负担起的；且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北面临接袁绍的势力，西面凉州军阀混战不断……皆需要曹操派兵驻防，曹操的兵力早已相形见绌。
相对而言，许昌属于曹操的势力范围，西北嵩山山脉，西面石人山、白云山、伏牛山等山脉阻隔，南面大别山、博山等山脉横亘，仅东面属平原地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且曹操以洛阳此时无法作为帝都，而逼迫献帝与群臣迁都，但这些皆不能作为永久迁都的理由，故而如果迁都之地远离洛阳，其操作难度必然加剧。从相对位置而言，许昌亦是最佳选择。
但是迁都许昌并非没有花费，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亦是必不可少。且据《曹操集·上杂物疏》中载，曹操向献帝进献过大量的御物，包括各种食器、文房四宝、香炉家具，以及一些日常用品、甚至是自己的珍藏品。
然而曹操本人却是十分节俭。《曹操集·内戒令》中有云，曹操的衣服、被褥皆能使用十年，每年亦仅是拆洗缝补即可；严具亦是简单的皮箱，乱世后，更是改用方形竹箱；曹操患有逆气病，即头风。需常备铜器，发病时以冷水浸头。然而铜器久置会有铜臭，于是改用银制小方器，又恐世人误会自己喜银器而竞相效仿，而改用木器盛水。
曹操在《度关山》中亦是慨道，“侈恶之大，俭为共德。”
《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引注《傅子》亦云，“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曹瞒传》亦言及，曹操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而《三国志·荀彧传》中荀彧亦曾赞曹操，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
《三国志·卫觊传》中，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尚书卫觊曾上表中亦云‘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与《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引注《魏书》“后性约简，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之言相符。
上述皆能从侧面说明曹操之节俭。
是曹操给予了献帝应有的尊重，是曹操极力维护着汉室最后的尊严……不是孙策、亦不是刘备。不可否认曹操向往权势，因为曹操需要权势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需要权势去完成东汉的政治改革，需要权势去消灭身边所有的掣肘。
譬如《曹操集·陈损益表》中提出的十四项改革意见，以期富国强兵，重兴汉室。 然而改革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曹操的飞扬跋扈只是表象，实则是献帝及其身边的利益团体，抑或曹操改革的反对者在步步紧逼，逼迫曹操不得不反抗而已……
建安四年（199）三月，曹操击败吕布收复徐州后，进而北上攻取河内，因为官渡之战即将来临。然而献帝集团亦是看准了此次千载难逢之机，以曹操讨吕之大功，加封其三千户，同时免去曹操“行车骑将军”之职，转而拜董承为车骑将军。董承继而得以开府，置府吏、幕僚，培植势力，拉党结派。即小说中的衣带诏事件。
官渡之战绝对是曹操的生死之战，选择此时发难，完全是恩将仇报不给曹操留活路。曹操自是不会客气，建安五年（200）春正月，曹操大军突然返回许都，逮捕董承、种辑、吴硕三人，连同王服，全部诛杀，并夷其三族，包括怀有龙种的董贵人。
然而退一步而言，假设献帝成功了，袁绍击败曹操坐拥北方，献帝的结局应该更加凄惨吧。
献帝却继续在绝望中挣扎着，建安八年（203）冬，汉献帝刘协宣布以汉武旧制，重置“司直”官，位司隶校尉之上，以亲信韦晃任之，负责督察许都百官。曹操此时正忙于平定袁氏兄弟，并未驳回献帝的任命。毕竟此时袁绍已死，天下已没有人能够让曹操感到威胁。任凭献帝机关算尽，在绝对实力面前亦不过跳梁小丑尔。
直至建安十三年（208）北方既定，曹操将目光转向了南方荆州，准备一战而定天下……
因‘衣带诏’之教训，曹操为防止献帝在关键时刻扯自己的后腿，于六月罢三公之制，复置丞相、御史大夫。而自任丞相，开设丞相府，下设十三曹，编制官员三百八十二人，于邺城另立小朝廷，将原三府台、尚书台的权力归于己手。遣亲曹之臣，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作为许都代言人；另任长史王必负责许都宫城守卫，严密监管献帝。
所幸曹操未能实现一统，献帝唯有继续蛰伏待机，直至建安二十三（218）正月……
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穆以金祎与王必善，因以间之，趁曹军主力集结于汉中与刘备对峙，纠集党羽，夜烧王必军营，欲控制许都，南联荆州关羽，挟天子以攻魏而反攻曹魏。结果却是不成气候，此亦是汉室最后的反扑。
综上所述，曹操自任丞相是建安十三年（208），而非建安元年（196）。小说中有诸多细节在时间上做了手脚，无非是昭显曹操早有不臣之心，实则并非如此……
万事万物皆随时而转，随势而变。曹操最初选择拯救这个乱世，并没有任何过错。曹操能够称魏王，其根基是大批的拥护者希望曹操能够称王，这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曹操身在风口浪尖，唯有一路前行，否则等待自己的只有万劫不复。
献帝亦没有错，不愿意放弃皇帝的尊荣，不甘心作为一个傀儡。这种矛盾是不可化解的，因为政治没有对错，只有你死我活……
注：
“严具”主要是用来盛放梳篦、毛刷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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