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贾平凹眼中的对方

我 眼 中 的 莫 言

贾平凹

中国出了个莫言，这是中国文学的荣耀。百年以来，他是第一个让作品生出翅膀，飞到了五洲四海。天马行空沙尘开，他就是一匹天马。我最初读他的作品，我不是评论家，无法分析概括他创作的意义，但我想到了少年时我在乡下放火烧荒的情景。

那时的乡下，冬夜里常有戏在某村某庄上演，我们一群孩子就十里八里地跑去看。那是我们最快活的事，经过那些收割了庄稼的田地或一些坡头地畔，都是干枯的草，我们就放火烧荒。火一点着，一下子就是几百米长的火焰，红黄相间，顺风蔓延，十分壮观。这种点荒是野孩子干的事，大人是不点的，乖孩子也不点的，因为点荒能引起地里堆放的苞谷杆，还可能引发山林火灾。

但莫言点了，他的写作在那时是不合时宜的，是反常规的，是凭他的天性写的，写得自由浪漫，写得不顾及一切。自他这种点荒式的写作，中国文坛打破了秩序，从那以后，大批作家集合起来，使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

莫言一直在发展着他的天才，他的作品在源源不断地出，在此起彼伏的鼓声中，当然也有指责和谩骂，企图扼杀。但他一直在坚挺着，我想起了野藤。

在农夫们为果园里的果树施肥、浇水、除虫、剪枝的伺候，果树还长得病病蔫蔫的，果园边却生长了一种野藤，它粗胳膊粗腿地长，疯了地长。它有野生的基因，有在底下掘进根系吸取营养的能力，有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这野藤长成一蓬，自成一座建筑。这就是猕猴桃，猕猴桃也称之为奇异果，它比别的水果好吃且更有营养。

读过了他一系列作品，读到最后，我想的最多的是乡间的社火。

我小时候在我们村的社火里扮过芯子，我知道乡间最热闹的就是闹社火。各村有各村的社火，然后十点开始到镇街上集合游行，进行比赛。我扮的芯子是桃园三结义中的关公，六点起来，在院子里被大人化妆，用布绑在铁架上，穿上戏装。当社火到了镇街，那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相当地狂欢。

莫言的作品就是一场乡间社火，什么声响都有什么色彩都有，你被激荡，你被放纵，你被爆炸。

我也想过，莫言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一、他的批判精神强烈，但他并不是时政的而是社会的人性的。

鲁迅的批判就是这样的批判。如果纯时政的，那就小了，露了，就不是文学了。

他的这种批判也不是故意要怎么样，他本身就是不合常规的，它是以新的姿态新的品种和生长而达到批判力量的。

这如桑麻地里长出的银杏树，它生长出来了它就宣布这块土地能生出银杏树。

二、他的传统性、民间性、现代性。

传统性是必然的，他是山东人，有孔夫子，这是他的教育。民间性是他的生活形成。现代性是他的学习和时代影响。传统性和现代性是这一代作家共有的，而民间性是各有而不同，有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也能丰富和发展现代性。

三、他的文取决于他的格，他的文学背后是有声音和灵魂。

四、他成功前是不可辅导性，成功后是不可模仿性。

莫言是为中国文学长了脸的人，应该感谢他，学习他,爱护他。

祝他像大树一样长在村口是我们辨别村子的方位。

我看贾平凹

莫言

我跟平凹先生年龄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从小生活在农村，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的动乱，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猜忌、斗争，以及在社会变革这种大浪潮当中，各种道德、价值观的碰撞、混乱、发展、进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个方面。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批人的作品，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时代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作家，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写出来这样的作品。

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比如平凹先生的故乡在南北会合地，这种南方的灵秀、北方的粗犷之间，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形成了贾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层创作心得。这跟我们老家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是听着秦腔、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我们可能是听着猫腔（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茂腔）长大的，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我们可能吃红薯或者玉米长大，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

平凹先生八十年代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改革开放他是最早冒出来的一批作家，但是我们现在想一下，跟贾平凹先生同时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写作了，很少看到他们的新作，即便偶尔有新作也很难有新的气象，而能够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下来的作家屈指可数，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而平凹先生的这种低调、谦和、厚道我也是很有发言权的。

几年前，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一篇给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贾平凹先生写的，他写的是关于名字的问题。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言的人从新疆拍来的电报，让去迎接他。当时我跟他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往，但是我们被困到兰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个熟人。后来我说试一下，给贾平凹拍封电报，写陕西省作家协会贾平凹收。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到广场一看已经没有人了，我们几个同学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喊贾平凹也喊不到，后来他们说你别在那儿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认识人家，也没有任何交往，人家凭什么接了莫名其妙的电报跑这么远接你呢？后来我觉得大家说得对。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我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骑自行车去接我，举了一个皮包，皮包上写了两个字——“莫言”，到处问，没人回答他。这真是一段佳话。我知道后也在想，换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干吗要接他。而且在广场转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欠了平凹一顿饭。

平凹先生在陕西作家、甚至在中国作家里，在他这个级别的、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是出国最少的一个，出了寥寥无几的几次国，而我们前几年经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陕西省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他来北京的大学都是屈指可数。而我们这几年，可能全国的起码三分之一的大学都到过了。平凹先生出国少、出省少、应酬少，但是一直在闷着头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质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而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将近40年的历程，短篇、中篇、长篇、散文，在各个方面、各种文体都有创造性的贡献。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把贾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作为他的朋友兼他的读者，我出道要晚好几年，当年读他的《满月儿》《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受到受益匪浅。我名字叫莫言，但实际上讲话很多，废话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讲话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记住他两段名言，一段是关于男人的装饰的问题。他说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关键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脚，一个是头，把皮鞋擦亮，把头发梳光就可以出门了，这让我们当年这些买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买双新皮鞋，然后买一盒发蜡，出门把头发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觉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另外平凹也讲过，关于他的普通话的问题，平凹先生曾说，普通人才讲普通话。毛泽东讲普通话吗？周恩来讲普通话吗？他们都不讲普通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证明贾平凹先生是伟大的作家，不讲普通话。他的方言跟他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