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41天《地数 第七十七》第二部分
《管子》学习第241天《地数 第七十七》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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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天财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对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谁子也?”管子对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途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则文武是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对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门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丰。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大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曰:“不可。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事尽于此乎?”
管子对曰:“未也。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字词注释
[1]鉒(zhù)银:液体状的金属。
[2]疾:急迫。
[1]税:指财利被别国吸取。字为“捝”之误。
[2]因:利用,收取。
[3]渠:读为“遽”,急。
[4]重泉:作者假托的兵役名称。
[5]鼓:古代重量或容积单位。十二斛为一鼓。
[6]最:聚集。
[1]汝:汝水。汉:汉水。
[2]渠展:渤海的另称。
[3]咶(shì):同“舐”。食。
[4]菹(zū):多水草的沼泽地。
[5]泲水:即卤水。
[6]正:通“征”。征收。
[7]贾:价格。
[8]修:循,沿着。
[9]本:“邦”的借字。
[1]本:此处指农业。
[2]税:收走。字为“捝”之误。
[3]巨钱:大钱。钱币大意味货币不值钱,钱轻。
[4]身:当作“舟”。
译文参考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天然的资源从何而来,地下的财利又在哪里?”管仲回答说:“山表面有赤土,下面就有铁矿;表面有铅,下面就有银矿。另一种说法是:‘山表面有铅,下面有鉒银;表面有丹砂,下面有鉒金;表面有磁石,下面有铜矿。’这都是山上现出矿苗之象。如果山上出现矿苗,国君要严密封山,禁止人们进入。有进入封山开采的,死罪不赦。有违令进入的,左脚进,砍掉左脚;右脚进,砍掉右脚。这样,人们就会远离禁地,不敢犯令了。这就是天地财利资源之所在。”桓公问管仲说:“因利用天地财利资源而建立大功、扬名天下的,有哪些人?”管子回答:“周文王、周武王。”桓公问:“这话怎么说?”管子答道:“玉出产于牛氏的边山,金出产自汝水、汉水西边的洼地,珍珠产自赤野的末光。这些宝物都距周都七千八百里,路远而难以得到。所以先王分别其价值高低而用之,以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国家号令紧急,黄金就涨价;号令徐缓,金价就下跌。先王能做到权度号令的缓急,调节金价的高低,而控制下币和上币的用度的,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控制国内的资源而不让天下他国吸取,并且要利用天下各国的资源,这行吗?”管仲回答说:“行。水势汹涌则流速湍急,号令紧急则物价上升。先王注意把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控制财利资源,对外还能取之于天下。”桓公接着问管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管子答道:“从前,周武王曾采用提高巨桥的粮食价格的办法。”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武王设立一种名为重泉的兵役,下令说:‘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可以免除这一兵役。’百姓就尽其所有来收购并囤积粮食,以此逃避兵役,而使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了二十倍,巨桥仓库中的粮食也贵了二十倍。武王用贵了二十倍的巨桥仓粮来购买丝帛,军队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衣。用贵了二十倍的巨桥仓粮来购买黄金百万斤,终身都不必向百姓征税。这就是平准调节的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也可照此办理吗?”管子回答说:“可以。楚国有汝水、汉水所出产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出产的盐,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这三者都可以像武王那样做。一个十口之家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有百人吃盐。统计食盐的数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孩近二升半。将盐价每升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钱;每升提高一钱,每釜就增加一百钱;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增加千钱。君主若下令砍伐湿地柴草,下令取卤水煮盐,所征税额积少成多,可达三万钟。等阳春一到,就可以利用时机增加国库收入了。”桓公问:“什么叫利用时机增加国库收入?”管子说:“阳春的时节,耕种刚刚开始,命令百姓不得建筑墙垣,不得修缮坟墓,大夫不得营造宫室,不得建立台榭,北海的民众不得雇人煮盐,这样一来,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主将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国、赵国、宋国、卫国和濮阳等地出卖。由于没有盐,所食不美,人们就会浮肿,保卫国家,掌握盐最为重要。君主通过砍柴煮盐,以盐换取天下的财富,那么天下各国就无法损害我们了。”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重农富国,专门发展农业使五谷丰登,可以吗?”管仲说:“不可。农富而粮食等财物众多,如果不善管理,财物就会流散于天下。粮食丰收,如果我国价低而别国价高,粮食就会被天下掠走,那么我国百姓就常被天下各国奴役了。善于治国的人,就像乘船渡海一样,要观察风向。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天下各国粮价低我们就低。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财利就会被天下所掠取了。”
桓公问管仲说:“值得注意的事就是这些吗?”管子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齐国是一个处在交通枢纽位置的国家,出入此地,四通八达,游客货商多经过这里。人们聚集到我国,吃我国的粮食,用我国的货币,同时,良马和黄金也就输入我国。只要我们的号令缓急有节,物价轻重得体,那么天下的宝物都将为我所用。善于治国的,可以使用本不是他自己所有的财物,可以役使本不是他所管辖的臣民。”
核心内容解读
桓公问管子关于“天财地利”的问题,管子告诉他天财地利的来源:山上哪里铁矿、银矿、金矿和铜矿。这些山中显现出宝贵矿物的地方要严加封禁。任何人擅自进入封禁区域,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是死刑。如何利用这些天财地利呢?管子举例周文王和周武王就是通过合理利用这些资源而成名的。具体来说,玉石、黄金和珠宝分别作为上币、中币和下币,用于不同的交易和经济活动。先王们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黄金的重量和价值,控制经济命脉,实现国家的繁荣和稳定。管子通过对天财地利的详细描述,强调了资源管理和经济策略的重要性。
桓公问管子,如何在不向天下征税的情况下守护国家的财富并依赖外部资源。管子举例说明了武王的做法。武王通过设立重泉之戍,限制民众携带大量粮食出行,迫使民众将粮食留在国内,从而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储备。武王利用这些储备粮食进行交易,获取了大量的缯帛和黄金,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富足和军队的自给自足。
管子还提到楚国有汝汉的金,齐国有渠展的盐,燕国有辽东的煮盐,这三者可以与武王的成就相媲美。对于当前的齐国而言,盐业是很好的可控制利用的核心资源。管子详细描述了盐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消耗量,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在阳春农事繁忙时,禁止民众从事筑垣墙、缮冢墓等活动,同时禁止北海之众聚集煮盐。这样一来,盐的价格将会大幅上涨,君主可以利用高价盐的收入来修建河流和输送物资。
中国的制盐业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的煮海为盐到战国末期的井盐,制盐技术不断进步,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明朝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四种制盐法,包括海盐、池盐、井盐和崖盐。海盐的制作方法非常原始且低效,但由于盐的重要性,这些方法仍然被广泛使用。
桓公问管子讨论了只有农业富足是不足以使国家富强的,因为若想守住国家的财富,还需要懂得资源流动的经济规律,利用
便利的交通枢纽作用。管子说,“命令有快慢,物品有轻重,然后天下的宝物就会为我所用。善于利用资源的人,不是因为拥有资源,而是因为善于使用资源。”可以看出,管子强调了资源管理和市场调控的重要性。他认为,单纯的资源丰富并不能保证国家的富强,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利用这些资源,使其为国家所用。即通过政府的调控来平衡资源和市场,而不是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货币史(四)
三、贝的种类及其来源
贝的品种,据现在所知而尚生存着的,有一百五十种以上。生长于浅水中,以印度洋、太平洋一带为最多。
世界各洲的人,多用过贝。但各地各民族所用的贝,却不完全一样。美洲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所用作货币的贝是大牙贝(Døntalium prøticsum)。澳洲北部各部落间所用的贝,互不相同,互不通用。亚洲有些地方是用环贝(Cypraøa annulus)。但货币上用得最普遍的是中国旧时所谓的齿贝,学名叫货贝(Cypraea monøta),即用作货币的贝的意思。
中国出土的贝也有各种各样。有大贝,有小贝,有蚌,有螺蛳。其中又有咸水贝和淡水贝。中国古代到底用哪一种贝呢?据有些参与过发掘工作的人说,“货币多用咸水贝,装饰多用淡水贝。”但咸水贝种类多得很,究竟是哪一种或哪几种咸水贝,却没有说明。另外有人说中国用的是货贝,并且是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从南洋得来的,甚至说连中国的贝字也是几千年前从南洋借来的。
中国曾经用过货贝,这从各地的发掘已得到证明。但中国古代所用的贝可能不止一种,也不能说除货贝以外,其余的贝都是用作装饰品。不过货贝大概是最通行的一种贝。这一点我们从各种仿制品上找得证明。
为什么古代所用的贝不止一种呢?我有两种解释:第一,中国古代用贝的时候,还是一种氏族社会,全国有无数的小部落,每个部落的人口只有千把几千人。这些部落所用的贝,并不完全相同,和澳洲北部的情形一样;第二,贝壳的使用,和中国民族的变迁有关系。有人以为中国现在民族来自西北,将原有民族驱逐。这一说的是非虽没有在这里讨论的必要,但证诸世界其他民族的情形,货贝的产区以热带海岸为主,而且使用货贝的,也以热带民族为最多,所以中国的使用贝壳,可能是原有民族的遗制,原有的苗族可能是由南洋一带移来的。西北民族侵入之后,渐渐学会使用贝壳。后来因为排挤原有的苗族,热带海岸的货贝来源减少,乃采用其他种类的海贝甚至淡水贝或蚌。也可能是中国民族在远古的时候已用蚌壳作为装饰品,后来作等价物的却是货贝。周口店山顶洞曾发掘出小海蚌三枚和许多淡水贝的碎片。
中国沿海,并不是完全不产货贝。古文献说,贝子或贝齿生于东海,近代也有人提到山东沿海的货贝,殷民族正是活动于渤海沿岸的。而且现代贝类的分布,同古代不一定完全相符;古代中国北部有象,现代则南方也很少了。现代产贝的区域大概也南移了。
至于其他的贝,中国的江海中多有出产,除典籍中的记载外,近年在山东黄县龙口附近以及东北的芦家屯附近曾发见许多贝塚,有各种各样的贝。古书中有以贝为名的地方,如贝水、贝丘等,这种地方大概是产贝的。
仿制贝都以货贝为模本,种类很多。以材料来分,有珧贝、蚌制贝、骨贝、石贝、陶贝、铜贝、金贝等。每一种材料所仿的贝又有许多形制上的差别。
珧贝质地像蚌壳,但松而不发光,略带透明。所见大小差不多,略小于真贝。一面平,一面凸起,凸起面中央有一道深深的直沟自上而下,另有几条平行的短横线切在深沟的两旁,以仿真贝的齿纹。这种横划有多有少,自两三划到五六划,有的完全没有。一般在两端各有一穿孔,也有不带穿孔的。 珧贝出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数量相当多。
蚌制贝的形制至少有三种,一种像真贝,但一面磨平。另一种是扁平的,中间有一连串的圆孔,形成一道深沟,以仿齿纹。这些圆孔使面背相通。贝身的质地很脆,容易破裂。蚌制贝大小不一律,小的同珧贝差不多,大的则直径加倍。这种仿贝出于河南洛阳附近。听说有涂金的,天然贝也有涂金的。第三种在热河出土,菱形,很厚。
骨贝的形制基本上同珧贝差不多,但沟纹上的横划很密,有多到二十划以上的。这种仿贝出土地范围很广,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青海等省,数量也最多。河北磁州出土的最像真贝,背面磨平,有时染成绿色或褐色。有人以为绿色是受铜锈的影响,这话不确。如果因接触铜器而变色,就不会这样均匀。其他各地出土的骨贝则不那么力求形似,背面粗糙,高低不平。但也不会使人误解为别的东西。实际上相差也不大。骨贝有穿孔,或一孔,或两孔,都是钻在沟中。
石贝也有各种各样。有一种用米黄色的软石制成,同真贝一模一样,背面也像磨制过的样子。这种贝据说出于河北。另外有作菱角形的,一端有一穿孔,有时有一条沟,但没有横划;有时连沟纹也没有。所用石头也不一律,有的作白色,有的略带青绿色,有人称之为玉贝。这种贝据说也有两孔的。石贝在河南洛阳附近有出土,数量不多。
陶贝也仿真贝,中空,几乎成球形,背有一孔,较少见。
铜贝也有几种。通常所见的背面是空的,正面很像真贝,中间一道齿漕,或直或曲。直漕的一种有贴金的,曲漕的一种有包金的。所谓贴金是把一层极薄的金箔用加热或其他方法胶贴上去。大概因热度不高,容易剥落。所谓包金是用金叶包上去,可以慢慢揭开。这种金叶比贴金贝的金箔厚。当时显然不知道鎏金的技术。包金贝最为美观,在绿锈斑剥中露出灿烂的金色来。据说河南辉县一周墓中曾出土大量的包金贝。此外有一种实心铜贝,同骨贝相像。据说出于河南郑州,有一穿或两穿。
纯金贝只见过一枚,用薄金片压成,中央有一道沟,没有齿纹,两端各有一穿孔,重四公厘。它的形制不像是仿真贝,而是仿没有齿纹的珧贝。
上面这些仿制贝,不一定都是货币。有些可能仅仅是装饰品,有些可能是用来殉葬的。有人说,两个穿孔的是作装饰用,因为便于缝在衣冠上;若用作货币,一个穿孔就够了。这话似是而非。做装饰品用的不一定要缝在衣服上,串起来作为项链或腕链也无不可。而且不应当把贝币和装饰贝机械地加以分开。
在各种仿制贝中,铜贝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它是同后代的金属铸币连在一起的。铜贝的铸造,不必一定在其他仿制贝之后,因为商墓中已有铜贝出土。我们不能证明商代的铜贝是作为货币铸造出来的,但在西周初年,生铜已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凭重量转让。铸成铜贝后,可能还是以朋为单位,但有时就不称朋而称寽。西周彝铭中常有取若干寽的记载,也许有些锡金的例子不是用铜块,而是用铜贝。铜贝是把当时两种重要的支付手段铜块和贝壳结合在一起,这真是一件极自然极方便的事。这种铜贝如果是货币,那就是世界最早的铸造货币。不能因为有时凭重量支付就说它完全不是铸币,后来希腊的德拉克马银币也有时凭重量流通,文献中称若干塔兰顿,实际支付是用德拉克马。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贝币应当已不再流通,尤其是真贝,在市面应已绝迹,因为那时已有其他各种铸币了。奇怪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还有真贝出现。这不一定意味着当地还有贝币流通,虽然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秦始皇才正式废贝。但更可能的是:人们由于传统观念,还把它当作贵重品,特别是当作装饰品,用来陪葬。
贝币的流通是不是随着苗人而南移,楚国的蚁鼻钱是不是铜贝的发展,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承认贝币的流通有南移的现象,那就容易使人联想到云南用贝的事。近年云南晋宁墓中有贝壳,比较大样,可能是用作货币。那是汉代的事。到了唐代,南诏用贝是有文献记录的。宋代称为贝子,元代称为子,明代称为海。古代云南也许同孟加拉湾沿岸的印度和缅甸属于同一个货币体系,因而云南用贝也可能不是来自中国的古制,而是受印度等地的影响。果然的话,那么,云南的贝也来自印度洋,如马尔代夫群岛等地。有人说元代云南的子来自越南南圻东南海中的昆仑岛。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0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