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善”的十个难题
在一个不真实的年代里和一个充满谎言的生活中,好好地做一个“人”,比做一个好人,是一件更为困难但却更为重要的事情。
1“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关于人性初始设定到底是善还是恶的争论自古就有。中国战国时的哲学家孟子和荀子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辩。他们都是孔子的徒子徒孙,结论却大相径庭。
孟子倡导性善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相信道德冲动与生俱来,见到孺子将要坠井,所有人都会感到惊恐与痛苦,这种冲动,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怜悯潜质。
而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的天性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而那些助人为乐、温良恭俭让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
可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都肯定了后天学习“善”的重要。不同在于,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把善发扬光大,而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发展。
2行善是义务还是追求?
做一个善良的人,目的是什么?
康德认为,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你就远远达不到“善良”的标准。康德认为,不应该在乎做善事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满足何种需求,甚至“使自己快乐”这样的结果都是不值得追求的。不要追求道德的目的,应该追求的是道德的动机,道德是一种义务,是我们对自身做出的法律,且必须遵守的法律。人是道德的立法者,对义务的服从并不是一种奴隶般顺从的行为,而是一种有尊严的自律行为。
而在英国杰里米·边沁这样的效益主义看来,行善当然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为了“幸福的最大化”。每个个体都具有相同的分量,快乐与痛苦是能够互换的同质,痛苦是“负的快乐”。效益主义不在乎行为的动机和手段,仅仅在乎行为的结果对“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对大快乐值的是善,反之,就是恶。效益主义认为,人的行为,全部取决于其结果让自己快乐还是痛苦。
3“我帮助你”,主体是我还是你?
很多人遭遇类似的尴尬:辛苦整理、打包、邮寄了一堆旧衣服给贫困小学,得到的反馈却是:请不要再寄旧衣服来了,我们不需要衣物援助,需要的是钱财上的资助。
这样的回应,多多少少会让救助者心寒,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的道德冲动,被泼了冷水。这种道德,是为了满足施助者的人情,而不是被救者的需要。
在大学生中,最流行的公益活动就是去偏远地区支教,暑假来临,一群大学生唱着《蓝莲花》,满腔理想主义地到了乡村,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与孩子们唱歌戏耍,夏天结束,大学生们与孩子们依依不舍地告别,留下了一张张自己和孩子们饱含热泪,哭成一片的照片,再唱着《蓝莲花》坐火车回到学校。
然而,很多乡村学校却反映,这种支教,严重扰乱了当地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学生们在一个夏天里得到了巨大的心理满足和心灵鸡汤的材料,而给将年年月月在那里的乡村教师留下了很多难题。
这就像是那个笑话所说的:红领巾太多,要过马 路的老太太不够了。
4明知会后悔的善良,做还是不做?
如果你知道你要搀扶的老太太,会反咬你是推倒她的人,你要不要去搀扶?如果你知道你捐助的善款,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落到灾民的口袋里,你还要不要捐助?如果你要帮助的人,并不感恩你,反而让你见到了人性的丑恶,你还要不要帮助?
在现代社会,行善这件事,似乎越来越变成一个注定会让人后悔的事情。记者去泥石流灾区进行报道,想要帮当地灾民反映灾情,却反被灾民扣住,作为人质要挟政府进行赔偿。民间人士自发去暴雨受灾的郊区发放物资,结果物资不仅遭到哄抢,而且身上的财物也被洗劫。
山东省干脆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
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选择帮助弱势群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们的理由似乎是充分的,现如今,行善者反而是遭受最多质疑的群体,民间机构如“天使妈妈”被质疑有小金库,救助弃儿的袁厉害被质疑借此敛财。如果预知这样的结果,那还要不要当初?
5大张旗鼓还是闷头做事?
微博上最著名的善事,莫过于“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和“免费午餐”。薛蛮子说解救了五万六千名儿童,公安谈到这个活动时却说“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浩浩荡荡的行动顿时陷入了尴尬。
中国最著名的“大善人”,莫过于陈光标。陈光标的呼召,都看似积极,他的行为,却近乎疯癫。他提倡环保,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低碳,把自己老婆的改名为张绿色,两个儿子分别改叫陈环保和陈环境。他提倡环保,就带领员工去酒店吃别人的剩饭剩菜。他开演唱会,不仅不要门票,还向观众派送猪和农机具,很多观众都是为了猪而留到演唱会最后。
所有人都明白做善事要低调的道理,但是行善者却有自己的逻辑:把事情炒得越大,就能获得越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就能带动更多群众的参与。行善者言: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6救人还是救动物?
救人太难,那么去救动物吧,至少不会面对这么多问题。
可即使救动物,也会遭到这样的追问:花力气去救黑熊,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花那么多力气去救助珍稀动物,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儿童?花那么多力气为了让猫猫狗狗吃上饭,怎么不想想还有那么多人吃不上饭呢?
这种问题可以无穷无尽地问下去:当你上网看八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你在饭馆喝酒聊天的时候,知不知道非洲每秒钟都有孩子饿死?当你在写字楼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不问问自己的良心,有没有更值得做的事情,例如去救助艾滋病儿童?
面对苦难,永远有更多更令人痛苦的苦难在其后;解决一个问题,永远有更要紧、更迫在眉睫、更不得不做的问题争前恐后地出现在你面前;做了一件好事,永远有人要求你做更多的事情展现道德情操。
救人还是救动物?甘地说过:“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其道德上的进步程度,可以从它如何对待动物来判断。”最基本的善,就是减少自身的野蛮,保护动物,才能保障人性。
7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古人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现代人看来,这未免有些愚蠢:有钱就拿出来给大家花,穷光蛋就找个僻静地方,别给大家添麻烦。
在现代社会,兼济天下的人不是傻得过头,就是另有所图,那些安安静静做好自己的人,反而人格高洁。在现代社会,道德的上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试想若是每个人都能够把持自身,成为一个个慎独的个体,彼此之间宽容、礼貌、尊重,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道德援助了。
可是,这种礼貌,与冷漠只有一线之隔,当个人与群体分裂,群体之间分化,人人互不干扰,却毫不关心、坐视人与人之间形成身份、阶层、种族的鸿沟,那么社会这个公共空间,也必然遭受“碎片化”的命运。
当人人只追求着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那么相对的“正确”和“好”从何而来?当弱者不被保护和帮助,道德因此也就随之沦为虚无。
8用作恶的方式行善,是否还是善?
中国人自古说“惩恶扬善”,西方古老的英雄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中外相似的是,做善事是以作恶为方式。从007到绿箭侠,都是以对抗恶行的方式传播正义。
现代社会中,“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以环保工作为主,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活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的改变”。该组织却因为其行为激进而常常引发争议,2000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者闯入香港某垃圾转运站,抗议其焚毁垃圾,但当时的香港已经完全不采用焚毁的方式处理生活垃圾。而那次绿色和平组织运人的轮船,则带去了十吨废油和三立方米垃圾,要靠香港政府去处理。
2011年,绿色和平组织者爬到西班牙一所核电站的冷却塔上,以抗议修筑核电站,导致电站紧急停止运营,这种紧急中止,很可能引发灾难。
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气愤地说:“‘绿色和平’”是一群不讲理的、偏见的和专事敲诈的恐怖分子。”这种说法固然偏激,但也引起人的思考:从罗宾汉到“绿色和平”,他们都以惩恶的方式,来扬代价奇高的善,这是善,还是另一种形态的恶?
9道德还是法治?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刚刚结束,道德的光芒还照耀着大地。为救出学生失去双腿,被网民赞为最美女教师的张丽莉;坚持五年背着生病母亲上下班,为年轻人作出榜样的孝子陈斌强;丈夫背着妻子,坚持20多年在大山中行医的乡村医生夫妇周月华、艾起;因病去世并把器官捐献给他人的12岁女孩何玥。
以上这些人和事,让生活在“世风日下”的道德危机中的人们不禁松了一口气,给这些好人好事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正能量”。
用“正能量”给自己打鸡血,有向善的热情固然是好事,但是以道德作为拯救社会的诺亚方舟,却似乎单薄了些。道德并不能成为体制缺陷的补充,相反,体制进步反而是道德进步的保障。
台湾学者钱永祥曾撰文写道:台湾民主化过程第一让社会怨气减少,第二带来了更明确的行为准则,第三让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平气氛。这些变化,都促进了整体社会的道德进步。
10道德暴力还是道德麻木?
杭州一名小伙因为未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被与妇女同行的男子连扇5个耳光,鼻血直流,女子亦责骂小伙“不知道让座”。陈凯歌电影《搜索》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白领与老人对公交座位进行纠纷,引发网民的人肉搜索。
有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类行为,“道德暴力”,即以“道德”为名,绑架和裹挟他人必须做好事。
奇怪的是,道德很难,道德暴力却很简单。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犹在眼前,2岁的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视频引发网民对路人的痛斥。这不禁让人疑惑,道德暴力的网民和道德麻木的路人,似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实际情况是,暴戾者必然冷漠。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反复说:“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这大概就是“善”的核心,它不是惩戒,而是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