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白日之下》有感

一说起香港电影，我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就是那些缉毒、扫黑之类的动作大片，充满暴力、血腥的镜头——不是坏人被一锅端，就是好人中了圈套，通常能活下来的都是主角（也有全军覆没，连主角都不剩的）。

然后我还会想到那些幽默诙谐、市井气息浓厚的合家欢电影，人物呆萌可爱，剧情天马行空，让人脑洞大开，并且结尾都是大团圆，再配上一个“恭喜发财”的字幕，欢乐祥和的场景尽收眼底。

最后我才会想到那些以新闻事件或者大案要案为背景的纪实类剧情片，叙事风格朴素直白，关注弱势群体的困境与诉求，大胆揭露制度缺陷，很容易引起观众共鸣。

但这类严肃题材的影片，商业化和娱乐化程度不高，既不如动作大片过火，也不如合家欢电影癫狂，虽然金像奖没少拿，但票房成绩不怎么理想，叫好不叫座是常有的事。

本周末新上映的《白日之下》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电影，它以真实的新闻事件为基础来展开故事情节，聚焦的是福利机构里老人、残障人士的生存现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高福利水平的香港尚且如此“触目惊心”，其他地方就更难以想象了。

并且影片的整体风格比较做旧，色彩黯淡，人物也不光鲜亮丽，就像纪录片里普普通通的采访对象。在这种内敛低调的氛围营造下，不同角色之间犀利深刻的对白反倒成了影片一大亮点，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给人留下了深入思考的空间。

比如卧底女记者对栏目主编说，如果我们不报导真相，我们就是帮凶。主编却给她泼冷水，你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啊？你只是个记者。又比如另外一个新入职的女记者在调查取证时，为了安慰提供线索的人，就对他说，可能真的没人在乎，可能我们试了一千次都没有用，但说不定这次就能改变。

尽管在电影结束的时候，好人受了不少委屈，恶人反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在现实生活中，“剧情”却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在电影上映4个多月以后（去年11月在香港上映），法庭判原告胜诉，那个被媒体曝光的福利机构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赔偿了受害人100多万港元。

所以片中女记者安慰别人的话没有落空，她和同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真的有人在乎，也确确实实发生了改变。试想一下，如果这部揭露福利机构真相的电影到现在都没有拍出来或者拍出来了被禁止上映，那个已经拖了二十年的性侵案件，是否能够被有关部门关注和重新进行审理，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个网络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不管是生存空间受到挑战的传统媒体，还是逐渐发展壮大的新兴媒体，在保持独立性和追求真相方面并没有多大区别。

正如卧底女记者在完成报道任务后，主动提出辞职，主编问她原因，她解释说，自己即便不在报社工作，也会选择公义和善良，而且不会放弃对真相的追求。

这部电影的导演简君晋也说，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应该向世界提出问题，让更多人思考。

其实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电影人和记者的工作使命、责任感是相同的，需要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挖掘典型案例，再以文艺创作的方式描述出来，吸引更多观众关注和思考社会问题。毕竟表达愤怒情绪很容易，持续推动解决问题却需要耐心和勇气。

《时代》周刊曾在2018年评选了多名记者作为年度人物，称他们是“真相的守卫者”，敢于冒险追求更伟大的真理，敢于直言不讳，在暴力、压迫和“假新闻”指控面前仍然坚持公正报道。

影片主创人员也借主编之口提出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虽然电影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却对记者这个职业充满信心。我们的需要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需要他们去还原人物和事件的真实面目，需要他们替弱势群体发声，需要他们监督社会制度的纠错与完善进程。

尤其是那些明查暗访、提供深度报道的调查记者，他们的工作就不是AI能够轻易代替得了的——AI可以搜索、整理信息和数据，但要它提供事实和真相，可就太难为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