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村上春树（一） | 完美世界/故事，抑或邪教？

年少时嗜书，一本本飞快翻过去，每每读得不仔细，字句流云般划过，往往只留下了一片天空般的怅然。

少年心气比天高，自我比书大，读书仿佛为了喂养饥饿、匮乏、孤独、躁动的自我，难有平和心态逐字逐句进入文本，尝试理解作者，理解那些我不曾也永远抵达不了的时代。如今年岁稍长，心底那只咆哮的小兽被一定程度地驯服。曾经那许多愧对了的书，现今一本一本重新拣起来。肉身被困于此时此地，心却借文字燃起的幽火，在黑暗中拍手作歌。

看着周围相伴多年的书、新遇见的书，再闭眼想想将来还会遇见许多现在还完全无法想象的书，就觉得生命毕竟美好。

废话少说，进入正题，开始读书吧。

“虽然如此，写文章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比起活着本身的困难来看，为它加上意义是太简单不过的了。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吧，我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曾经惊讶得一星期之间说不出话来。如果稍微聪明一点的话，或许世界可以变得随心所欲，所有的价值可以转换过来，时光可以改道流转……曾经有过这种感觉。等我发现那不过是一个陷阱时，不幸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听风的歌》——村上春树 赖明珠译）

这是村上春树的处女作《听风的歌》第一小节中的一段话（林少华先生译为《且听风吟》）。这本书的林少华译本很久以前便读过。这次重读的是赖明珠译本。读到这一段时，“陷阱”二字便像针一样扎入眼球。实在弄不懂啊，为什么“那不过是一个陷阱”？在那个虚构世界中，我们随心所欲，所有梦想皆实现，所有珍视之物皆永存，纯真笑脸永远在最美年华绽放，没有时间逝去，没有死亡阴翳。这不是太了好吗？怎么会是陷阱？

最近开始重读村上的书，不经意间翻到一篇村上的杂文《自己是什么》（赖明珠译），我恍然有点明白了那如此美妙的事情为何竟是“陷阱”。

这要从“东京地下铁事件”说起。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东京发生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一个叫做奥姆真理教的新兴宗教团体的五名信徒，在东京地铁列车中释放沙林毒气（沙林毒气是二战时纳粹开发的一种剧毒气体，曾被萨达姆用于镇压残害库德族人），造成十三人死亡，超过三千人被送往医院。该事件震惊日本。村上当时旅居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看到新闻后立刻停下了小说写作计划，回到日本，专门去调查事件始末，与许多奥姆真理教的年轻信徒进行面谈。

“东京地下铁事件”击溃了日本国民的“日本社会非常安全”的观念。人们在震惊之后，被困惑深深包围。奥姆真理教这样的邪教，为何会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甚至能够蛊惑他们去东京地下铁用沙林毒气杀人？更令人困惑的是，那释放毒气的五位年轻信徒并非生活困苦的底层民众，他们都是拥有高学历的社会“精英”。这样的人心甘情愿地听从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的命令，进行不分对象无差别的恐怖袭击，便无法用“容易上当受骗”或“迷信愚昧”之类的简单理由来解释了吧。

一九九五年的日本，虽然依然笼罩在经济泡沫破灭的阴影中，但日本一般国民的生活并未受多大影响，整个社会依然相当富裕。可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在问一个问题：“我这样努力地工作、辛苦地生活，到底为了什么？没错，作为社会一份子，我们的辛勤工作已经让社会更加富足了，但富足了之后呢？我们的社会最终指向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也就是说，社会本身已经无法提供他们生活的意义与目的了。社会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并不代表着必然的“善”或者价值。在“富足”之后，他们开始迷失了。

奥姆真理教又是如何将这些产生了种种疑问的人吸纳成为自己的教徒的？村上经过漫长调查和思索，给出了他的回答。简单说来，奥姆真理教虚构了一个“简单的、直接的、拥有明快形式的强有力故事”，在这个“完美的”故事中，现实里的种种限制、失望、矛盾、混乱、琐碎、肮脏，全部被清除，只剩下单纯的“清洁”。在这个故事描绘的世界里，“可选择的途径有限，所有问题都准备了理路清晰的解答。相对性退下，代替的是绝对性。”这真是一个“完美的陷阱”。于是为了摆脱过于复杂而难以应付的、太多缺陷而令人失望的“旧现实”，进入那天堂般“纯洁”的新现实，获得绝对的、最高的意义与价值，那些年轻人心甘情愿交出自己，钻进麻原彰晃的“陷阱”中。

可是，在调查过程中村上忽然发现，小说家每天干的，不也是类似的事情吗？小说家们绞尽脑汁构筑起虚拟世界，编造一个个曲折故事，把读者吸引到其中，让他们体验种种现实中难以遇到的事情。但村上认为，小说家与邪教教主有本质区别。他打了个比方：如果说邪教是“黑魔法”的话，小说家使用的就是“白魔法”，我们透过“故事”这一介质，在不知名的密林中进行着战斗。越说越玄乎了吧，村上君？说到底，你的故事，和麻原彰晃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怀着这样的疑惑继续往下看。

村上在调查中采访过一些奥姆真理教的教徒，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没头没脑地问了他们同一个奇怪的问题：“在青春期时，你们有没有热心读过小说？”

回答竟然全都是：没有。

他们都对小说没有兴趣，甚至有些排斥。所以，他们缺少读小说时经常体验到的虚构与现实不断切换的经验：小说再精彩，当妈妈在门外叫你出去快吃饭了，或者在课堂上偷看被老师发现了，或者干脆是小说已经看到最后一页了，你都不得不结束这趟奇妙而惹人惆怅的旅程，合上书，回到不那么有趣不那么快乐的现实中来——“催眠师到了适当时候，拍手就解开被催眠者的入眠”。可是那些奥姆真理教的教徒们，几乎没有这样的经验。于是，他们对于虚构的“完美故事”没有免疫力。他们难以接受还要从“虚构的故事中回到现实中来”这一事实。当他们碰到麻原彰晃虚构出来的一个那样完美的故事时，便被完全吸引进去，再也出不来。

邪教用完全封闭的故事将人锁起来，告诉你只有它的世界才是好的，其他的世界都肮脏而邪恶。而小说的故事却是开放的————即便故事再精彩，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混淆虚构与现实。即便可能有些不情愿，合上书本，我们还是要回到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中来。

第二，小说虚构的世界，并不是由一个绝对真理统治的“完美世界”。用昆德拉的话说就是“建立在唯一的一个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是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的，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就是“复杂的精神”。小说永远都在告诉你“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也就是说，真正的小说不是将读者装在一个过滤了现实复杂性与痛苦的虚假美梦中，反而是让读者通过故事“试验地、假设性地”去体验现实的种种复杂难解，通过直面现实而非逃避，来认识并获得真正的自我，“就像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王子塔米诺和公主帕蜜娜，由于穿过水与火的试炼（或许也可以说经历过隐喻上的死），才理解爱和正义，透过这个经历而认识了自己这个身份一样。”

倘若没有小说的“复杂的精神”，《包法利夫人》不过是法国外省的八卦小报上一出“妻子红杏出墙而后服毒自杀”的闹剧；《安娜卡列尼娜》也仅仅是“俄国一年轻母亲因家庭纠纷及婚外情投轨自杀”的一行报道。“人类的经验是多么微妙脆弱，经不起半点删削压缩，这样的经验原本可以成为明确的路标，引导我们走出迷途，而人们却是那样漫不经心，随手即将其弃置一旁。”（阿兰.德波顿）

第三点区别，是村上和昆德拉都反复提到的“持续性”。文学确如村上所言“在许多场合，现实上并没有用处。”但文学有自己经过漫长时间营营积累至今的传统，在这持续的传统中“文学始终在追寻人类存在的尊严核心”，始终关注人的存在。“过去，笛卡尔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人与占有者’的地位。现在，对于力量（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而言，人变成一种简单的东西，他被那些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的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利益：它预先早已被暗淡，被遗忘。”但是，小说却持续地“探索人的具体的生活，保护它，抵抗‘存在的被遗忘’；把‘生活的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这就是小说家面对一个人、一个事件时所采取的态度，一种“地对地”而非“空对地”的态度（村上春树语）。村上春树写作《地下铁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尽量多地采访被害者，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大众媒体上几乎全都是对奥姆真理教这个神秘团体，以及麻原彰晃这个更为神秘的谜样教主的报道，而那些受害者仅仅只是作为这一事件的“背景”而存在，只是没有名字没有面目的“普通人”。村上春树想写出被害者“活生生的脸孔和声音”，显示出他们是“不可替换的个体，拥有不同故事的活着的宝贵存在”，从而让读者真切地甚至痛切地意识到那些受害者不是没有生命的一个个数字，而是和我们相同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东京地下的黑魔法》赖明珠
译）

邪教不关心人的复杂而丰富的存在，它借绝对真理的阴影吞噬了人形状各异的影子。而文学用自己微弱却持久的光亮照耀一个一个的人。

而现今充斥着我们周围的一些小说和电影，虽然它们远远没有邪教的威力，但它们不正是村上所说的“陷阱”吗？

PS.

此外还有一点非常有趣。在林少华先生的译本中，这一段的“陷阱”被译为“错觉”，如此一来，二者之间的内涵差别就大了。我不懂日语，难以评价二者译文。我问过几位懂日文的朋友，他们都说这段日文原文中的确有“陷阱”/“穴”的意思。所以，我这番感想应该还不算太过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