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昂扬精神（八）

经书今古文之争与政治斗争

上节课讲了《盐铁论》，非常棒的一个政治辩论，那《盐铁论》之争背后的思想角力是什么呢？

汉昭帝八岁登基在位十四年，二十二岁去世，没有留下子嗣，但是朝廷并没有发生全力断层，因为权力事实上一直在霍光手里，而霍光的权力大到可以用太后的名义选立新的皇帝，他选了昌邑王刘贺，也就是考古挖掘而名声大噪的海昏侯，不过没多久，霍光把刘贺给废了，然后从民间找到了流落在外的刘氏后裔刘洵，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霍光把皇帝立了废，废了立，但在历史记录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负面的评论，可见，当时的霍光权利有多大，绝对权力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斗倒了桑弘羊。霍光搞了60个人来开批斗大会，用的最主要的就是德与刑之分，德与行的背后，其实是儒家和法家，换句话说，贤良文学明确的以儒家自居，他们批判桑弘羊的做法不是儒家的，而是可怕的法家的。别忘了，汉武帝的政治口号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虽然大家都明白汉武帝是外儒内法，但在轮台之诏之后，汉武帝开始反思，并将儒家的仁政爱民的信念放在了现实的政治政策里了，从这个角度看，盐铁论之争背后的思想角力是儒家和法家的角力，并且以桑弘羊被杀吹响了儒法斗争的终曲，秦朝遗留下来的法家观念与做法，至此，终于从汉朝的主流政治中退场了。

黄老没落，主流退场，儒家的思想逐步提高，成为汉朝的政治指导原则，进而落实为汉朝的行政规范，比如仁政，比如爱民，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博士。

你以为博士是现代的称号吗？博士制度起源于齐鲁。在当时由于谁也没有把握找到富国强兵的秘诀，所以齐国的国君就养了一堆拥有不同才能的人，这些人就叫做“士”，但是养“士”不会只养一个呀，要养不同才能和专业的，这就是“博”。

这是博士的原始意义，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养了五花八门的士，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治而议论”，不担负实质的行政工作，只需要出主意，给意见就行。鲁国和卫国的博士制度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多了一层传统的约束，他们的博士没有那么“博”，作为周的封建古国，他们传承的是王官学以及从王官学中衍生出来的诸子学。而且鲁国的博士制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规定了博士的名额为70个，这应该和孔子有点关系，因为孔子有70弟子，鲁王室很自然的在设立机构时，定额为70人。

秦在统一之前也模仿这些国家建立了博士官制度，焚书事件发生时烧的是民间的书，官方的还是由博士官收藏保留着，至于为什么后来找不见《尚书》的原本，合理的猜测是秦末大乱，加上项羽火烧大批宫殿，使得原来秦官方收藏的文献，也一并消失不见了，而且秦统一六国之后，博士不治而议论的这个作用还存在着。

孙叔通，就是为汉高祖制定朝仪的那个秦朝博士官，《史记》里面有这段记录，秦二世得知陈胜吴广起兵后，将博士官们通通招来问他们的看法，有些博士官认为不必恐慌，叛军只是地方上的问题；另一些博士关就警告说，这是国家危机。结果呢，认为是国家危机的这些博士关都被推出去斩杀了，认为是地方上问题的都被流放了，在这一大群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全身而退，那就是孙叔通，他对二世皇帝说：“哎呀，这是小事儿，皇帝根本不必在意。”

可见孙叔通的情商是最高的，他很明显知道二世皇帝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看看孙叔通后来的做法，他可不认为真的没事，相反，他立马看出来国将不保，所以在秦二世面前逃过一劫后，他立刻就逃出了咸阳城，先投靠项羽，后投靠刘邦。我看到这段记录后，觉得孙叔通太了解人性了，并且会根据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反应，他看出了二世昏庸，咸阳不保，也看出了项羽非成大事之人。他能抓住每一个人的心理。

刘邦带领的几乎是一群草莽之人，而孙叔通曾是秦帝国朝堂上的人，是见过世面的，他将这一干草莽出身的功臣老将们找来，反复演练朝仪 ，第一次按朝一上朝时，把刘邦都直接震撼住了，说了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当皇帝可以这么威风啊！看，这孙叔通多会讨皇帝的欢心。

由于孙叔通的缘故，汉朝的博士重拾“不治而议论”的作用，而且因为孙叔通投靠刘邦时还带了百余名儒生弟子，为了安置这些弟子，西汉就创立了博士可以当老师带弟子的新制度。

汉惠帝时，西汉正式废除了秦的“挟书令”，老百姓家中也可以藏书了，但是由于战国之前的古书几乎都在秦朝焚书的过程中消失了，所以，面对少之又少的原始文件，必须有大量的人来抄写，那会儿可没有复印机，最朝廷不但设立了五经博士，而且只要皇帝对什么书籍感兴趣，就可以新立一个博士，这感觉有点像大学里不同的系，我是《诗经》系的，你是《春秋》系的，她是《尚书》系的。

一直到汉武帝博士制度才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下令设立五经博士，这样做博士制度的性质就慢慢变了，原来是“不治而议论”，也就是顾问，顾得上问，顾上不问。现在的博士可以带弟子了，弟子经过学习后就会掌握一点经学，而儒学又被确立为国家的政治指导原则，那这些人出来后就可以直接当公务员了。于是汉朝规定，经过考试后的博士弟子只要能掌握一部经书的内容，就可以担任官吏了。这下子，博士就获得了巨大的权利，想要当官，先来找有没有博士的关系。

我们知道任何一件事儿，当他有适合发展的空间时，都会以爆发的形式蓬勃起来，甚至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博士学派的蓬勃自然也就导致了经学热，但经学就那么多，一共就只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你学我学大家都学，那怎么证明我就掌握的比其他人好呢？这就靠解释了，解释这些经书，也就是将经书读出不同的意思，并将这个意思宣传为最正统的思想，是那个时代博士们最热衷的事儿。

这里有一个前提啊，因为秦始皇的焚书，所以人们找不到古老的原文了，就是找不到秦朝“书同文”之前的文献了，所以不同的人抄录下来的经书，也被称为今文经书，这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出入，那解释起来就各说个话，五花八门了。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朝廷的解决方式是设立门派，不同文本的不同解释，每一派都设立一个博士。比如说诗经就有三种学派，那就把诗经的博士从一个增加到三个，最后五经愣是被增加为十二经。十二经还不够，又弄了一套纬书，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专门和经书相对应的。意思是要把两书相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真理。而和纬书相连在一起的还有谶书，这就更夸张了，用各种各样谜语班的文字预言未来。有个成语叫一语成谶。就从这来的。

谶书纬书 ，这都是汉朝的一帮文人搞出来的，这些自由深加工出来的内容和经书的内容越来越远，有的甚至和经书的主张根本就是相反的，在这种情况，就刺激的另外一波人出来“打假”，这也就有有了古文经的抬头。

古文经书就是指秦朝书同文之前的用战国的文字写出来的。由于汉朝已经可以允许民间藏书了，所以这些未被秦始皇烧掉的书，逐渐重新出现。

大家知道秘书这个词的来源吗？它起源于夏，但那个时候工作分工不明确，主要干点杂事儿。到商的时候，秘书负责占卜和保管文书，因为商是鬼神民族嘛。到了西周，史巫分家，史官担任秘书工作。春秋战国，秘书负责起草文书宣布命令，这就和我们现在的秘书工作有点像了。

到了汉朝秘书，除了写公文，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将失传的书一本一本的校出来。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份工作，虽然汉朝离春秋战国不远，可是，由于书同文的原因，当时的人们已经很难一眼就看懂这些书了，所以需要对这些书校验，也称为“秘书”。在这件事上，最有成就的是刘向刘歆父子。逐渐的，随着校验的古书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原来的这些古书，和官方博士掌管的很不一样，这些古书被称为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的主张者认为，经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句一句记录古代圣人说过的话，既然是圣贤说的，后人就无权改动和增删，所以他们认为，后来加入的纬书和谶书完全是和经书背道而驰的。于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更符合周朝流传下来的儒家经书，也就是古文经学，发起了对掺杂了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的今文经学的挑战。

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讲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呢，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个，我们才能够明白，王莽凭什么不费一兵一卒就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利，以至于窜了刘氏皇族的皇位。后人批评王莽，说他食古不化，就是说他坚持用古代的思想来打理现代的政权。

王莽是怎么担任摄政王的呢？就是找到了《古文尚书》中周公摄政的记录。他完美的利用了古文经学和历史给予它的真理依据：“看，先贤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只是照抄了先贤们的做法而已。”可惜啊，王莽忽略了时代的潮流总是向前发展的这个原理，汉朝怎么可能回到周朝呢？所以王莽用那些荒唐手段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还要多得多，于是很快，他就垮台了。 王莽创立的政权和他的垮台，后续我们会详细来讲，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经学上来。

经学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是广川人 ，不是广州也不是四川哈，是现在河北衡水这个地方。《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从小就专门学习《春秋》，汉景帝时就已经进入了朝廷担任博士了，这说明了他学术渊源。他学的是公羊高所撰的《春秋公羊传》。公羊高是齐人，他对《春秋》有一套复杂的说法，在汉初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公羊传》的态度是认定《春秋》是用曲笔写成的，什么是曲笔？就是拐着弯的写，不直接叙述。他的解释是孔子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不便于对大夫诸侯甚至天子进行严厉的批评，所以只能隐晦的表达。

董仲舒自小以《公羊传》做基础的打底知识，长大后，他不但传承了公羊派，还更加以改造和扩张的形式写了一本《春秋繁露》，挖掘《春秋》里面所谓的真意，平断事物的褒贬。总之，最终的目的是以《春秋》断狱，也就是说拿《春秋》的评断系统，用在现实的人事上。

不过，虽说《春秋繁露》传承了《春秋公羊传》，但里面对有些事情的解释还是很不一样的，这里我举一个西狩获麟的故事。

故事说鲁哀公去打猎游玩，鹰视狗吠，人喊马嘶，热闹的不要不要的。这时候同行的一个大夫的家臣就捉住了一头从未见过的兽，经孔子辨认，是麒麟。

这个事儿《公羊传》是这么解释的：第一，这么罕见的神兽，不是被天子猎到的，而是被一个小人物猎到的；第二，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能用“狩”这个事，这个字是天子和贵族专用的。那么这两点加到一块儿，说明当时已经不是一个“仁政”的时代了，所以在后来的记录里，描述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最后还感慨：“吾道穷矣！”我的路到此为止，走不下去了。于是，对现实政治彻底失望的孔子，退而写了《春秋》。

这是《公羊传》的解释。董仲舒可不这么看，他认为麒麟的出现是要告诉世人有了新天命，很显然新天命不是周天子，那是谁能？董仲舒认为天命是给孔子的，可是孔子没有天子的身份啊，所以孔子写了一部《春秋》。换句话说，《春秋》是一部天子的教材，谁按照这个教材执行，谁就承接了孔子的天命。

他这么解释，至少有两点好处，第一，抬高了孔子的地位，孔子由原来受挫的形象一跃而升成为了承受天命，他不是天子却掌握着天子之道；第二，西汉有了合法性的由来。也就是说，按照董仲舒的这个天命交接理论，孔子是让汉跨越了秦，直接继承了周 。这多少有点拍马屁的嫌疑，那大家想想，这个话说出来，皇帝能不高吗？能不大肆宣传吗？而且董仲舒的“天”和周人的“天”比起来更具体了：天就是阴阳、天就是四十更替、天就是五行相克，这套规律管自然也管人事，因此，天人感应的理论应运而生！天人感应产生了，也就标志着阴阳五行和儒家结合成了一种新的思想。

后来，汉武帝重用董仲舒，董仲舒提供给汉武帝最有用的价值，就是用阴阳五行推理解释灾祸异常等。推理灾祸异常，本是王冠学中阴阳家的思想，但董仲舒巧妙的把儒家思想阴阳化了。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套理论让董仲舒加官进爵，也让董仲舒消极受挫。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这一年连续发生了两场火灾，烧了祖庙。董仲舒的解释是：这是先祖在警告汉武帝，刘姓宗亲的权利太大了，他们骄傲、奢侈、浪费、贪婪，这样下去，王朝就会有风险，所以祖先以烧祖庙的方式发出了严重的警告。随后，董仲舒还给出了建议，在宗室贵族中找出一个最不像样的，杀一儆百。

可想而见，这句话一出来，董仲舒得罪了多少人啊。这些人能愿意吗？他们当然不愿意了，他们立刻反扑，说如果祖庙烧的是对的，不就是在指责皇帝纵容贵戚吗？最要命的是持反对意见的，还有董中舒的学生吕步舒，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这师徒俩明显没有沟通好，吕布舒痛斥着这个意见，说这个意见实在是太愚蠢了。连自己的弟子都反对，董仲舒的罪名也就成立了。他被判了死罪，还好汉武帝下令赦免：“废为中大夫”！

董仲舒深信他自己创立的天人感应意识形态，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偶然或意外，人能影响自然，自然也能反推人。比如某一年夏天不热，他就会认为这是阳衰阴盛的原因，而男人属阳女人属阴，这就一定是某个地方的女人太过强势。所以现实中，如果哪个女人过于强势，就会被指责是破坏阴阳正常运行的祸根。同理，祖庙也不可能是意外烧起来的，一定有所感应。所以倒霉的董仲舒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也不知道他对自己的这一场差点丧命的灾祸，给予了什么样的感应解释。

常年的风生水起，让董仲舒草率了，他忘记了伴君如伴虎，批评皇帝，你有资格吗？

董仲舒忽略了一点，不是他的影响力大，而是他的思想和文章刚好符合汉武帝的需要。为什么需要？别忘了汉武帝的政治主张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朝在政治上一直是黄老当家，而五行阴阳正是道家的东西，董仲舒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从道家思想过渡到儒家思想的桥梁。

举个例子，董仲舒认为政治上的“德”等同于自然的“阳”，而“刑”则等同于“阴”，自然运行是阴阳配合，而且一定是阳上阴下，所以在政治上也应该“德”上“刑”下，杀伐过度就会阴气过重，一旦阴气压过了阳气，气候就会失调，气候失调就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全面的破坏，农业生产被破坏了，国家也就会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

这样重德轻刑的政治主张，应该还算不错，但它也有问题，就是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致，就像烧祖庙这件事，吕步舒的看法明显不同于董仲舒。而且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董仲舒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实际上是摧毁了原有经典的权威，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的解释，这就造成了后世的今文经学，可以被人各种补充各种改写的乱象。

那么下节课我们就具体来学习一下，董仲舒的新儒学和谶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