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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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腹地的构建》

认为这些更加严厉的处罚是拾柴者暴行的结果则没有任何道理（拾柴者们往往是些孩子）。相反，因高昂的代价使得打柴几乎全都成了“非法”行为，他们明显受到了打击。当然，通过把这种普通的行为定为“匪”，并设置非常严厉的处罚，林巡队把他们自己与任何可能的大众合作进一步分割开来。在许多“早期现代”社会推行森林规章时，这种旋涡状高压是一种常见的模式。

20 世纪 30 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组织在菏泽创建的林业公会，它们全都以集镇而不是以村庄为基础，在对其成员的盈利动机的依赖及对他人的强制方面走得更远。

一部分原因，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仁”政的结果，这种政策自觉地致力于市场力量不足以保障生计的地方：帮助西北粮食贸易的发展、维持“常平”仓、补助陕西的打井或推动西南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论人们强调哪一种动机，结果均是黄运通过远程贸易获得了木材，在政府维持的水路上送来了石料，并从南方的纳税人那里获得了治水的资金。

把贸易顺差看得高于福利的重商主义逻辑，意味着沿海地区可能获得替代进口的帮助，而像黄运这样的地区，在获得来自东北或其他地区的必需进口物资方面，则几乎不可能得到帮助。

相对的封闭还意味着更大的自主性，某些当地的掌权者从中获得了益处。

中央政府的抽身退出包括两方面。其一，政府所面临的侧重点和压力改变了，而且河务资金被挪用到其他事情上：用在了 19 世纪 60 年代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减税及平叛，以及 19 世纪 90 年代的新军、对外赔款及北京和天津的现代化项目上。其二， 19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对剩余的河务资金和人员不是按照减少水患而是按照改变水患发生地进行了重组：水患问题在极大程度上从更受重视地区重新分布到了黄运地区。

从长时期来看，一些内地地区也从天津和东北基础设施的发展中获得了益处，并可以与所有其他地区一起从一支能够抵御外敌入侵的军队那里获得益处。不过，毫无疑问，政府的资金从以内地为中心的水利方面，大量转移到了以沿海为中心的其他项目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中国获得了新技术，用与旧技术差别不大的花费，就可以极大地改善水利之时，水利体制却走到了末路。

自 1855 年以来，水利问题不断恶化，但并没有变得不可收拾。变化最大的是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以及面对这些问题国家为了治水而使用其经费的程度。国家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抵制外国的控制及避免亏欠，代替了以前对生计和再生产的优先，而黄运被放到了后面。另外，国家经费的缺乏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国家的退出还削弱了当地维护水利的利益；这种因素与其他因素使黄运即使想得过且过都不可能。

水利责任下放给更具地方性、非正式的机构，不仅使治水的活动更难组织，而且还改变了其目标。

一旦中央政府不再拨款来维持交通，以及不再通过疏浚运河和加固其堤岸来使地方的水灾治理保持相对的协调，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就加剧了

与国家在内地和沿海对立的态度相比，鲁东与鲁西对立的问题要小得多。海运和东北粮食生产的增长，意味着清廷可以使用一种相对现代、靠市场驱动的体制，来把从其他地方盘剥来的剩余转化成京师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