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件奇怪的事”——这事还真的奇怪

《文化苦旅》记叙了：余秋雨先生在不惑之年，毅然辞去官职，走出书斋，重新认识祖国大好河山，重新对中华文化的思索与追寻。

身体力行地艰难跋涉，到文字对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感悟融入到书中。

《文化苦旅》里《寺庙》一章，讲述的是：

余秋雨小时候上学的地方，尼姑庵改成的学校，一箭之遥外，有一座庙宇，叫吴山庙。每天早晨，祖母们都到庙里念经。晚上，和尚们会做“晚课”。逢庙会，香客们会一起到庙里供奉，人挤人水泄不通。香客们会听和尚讲经，然后跟和尚念经。

庙很小，有两个和尚，一胖一瘦，还有一个年老的庙祝。

醒禅和尚，就是胖和尚和，和蔼可亲，孩子们很喜欢他。当孩子们追逐到殿前院子里，胖和尚会洗干净手，拿给他们几个供果。

孩子们到胖和尚的禅房里去，胖和尚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手上。老师见了，也会夸和尚写的字漂亮。

孩子们把老师教给的歌，教胖和尚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告诉他是李叔同写的。”

而他们乡，东去6里左右，有一座辉煌大庙，叫金仙寺，再往南，是远近闻名的五磊寺，李叔同(弘一法师)就住在里面。

而醒禅和尚是常到五磊寺的。

学校里，老师出了作文题“一件奇怪的事”，一个学生交上来的作文，里面记叙的事情，还真的“奇怪”：

“邻家有一帮会中人，一日缺钱，闯入我家，抱我而走，充作人质，以便逼索。

家人哀求追赶，无济于事。村间一位二叔伯大声呼叫，只换得他大步逃奔。

他抱我躲进了庙会的人群，挤挤挨挨，东张西望。

他从未进过庙宇，从未见过如此拥挤的人群。他的步子不得不放慢，渐渐端详起四周的奇景。

佛号浩荡而悠扬，调节着他的鼻息，众人低眉垂目，跟着和尚齐整整诵经，懈弛了他的对抗。他怀抱我的手势开始变得舒适，宛若一个携婴朝拜的信士。

当他挤出庙门，就像成了另一个人，笑咧咧的，走进我家，把我轻轻放回摇篮，扬长而去。我的嘴里，衔着一支土制棒糖。

他再也没有回来。”

老师认为这篇作文有点意思，专门组织了一场课堂讨论。

乡村里千奇百怪的事情多，讨论自然热闹。

暑假里，老师约着，由村里一位大婶陪着，两个年长一点的学生跟着，翻山越岭去五磊寺拜见弘一法师。只可惜法师已经持杖远行。终是没见到她们囗囗声声赞的“他是那么懂得现代文化教育”的那个人。

弘一法师，是大家，这里无须赘述。

却原来，学生们在吴山庙唱《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哪曾想：庙里的醒禅和尚就是李叔同本人……

信教的人，有信仰，有大爱，慈悲为怀。

所以说：行善的最高境界不是施舍，而是指引。

在课堂讨论会上，学生边回忆边肯定地说：“土匪抱着他躲进了庙会，但从庙会出来后土匪变了一个人。”

我们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

也算这位“土匪”老兄，尚存慧心，可以点醒，瞬间幡然醒悟，避免滑向更罪恶的深渊。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读宗教方面的书，书里蕴藏着宏大的哲学。

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入乡随俗，当然就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因为它加入了中国民众普遍的心理诉求。但它的宗教教诣和核心不变。

中国佛教与儒、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它们分别在经国、修身和治心方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如古人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虽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因为三教在历史的演变中往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

但中国佛教在印度佛教强调人的解脱即心的解脱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心、佛性和解脱做了特别的发挥，从而创立了禅宗这一“心的宗教”。

佛教在中国，人数最多的是：流传在汉语言地区的“汉语系佛教”、流传在西藏和蒙古地区的“藏语系佛教”、奉行南传上座部思想的“巴利语系佛教”。

十几年前，我曾帮朋友翻译过《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一书，并随同拜谒过许多寺院和寺庙。也曾参加过清晨的布施，那叫一个安静壮观又和谐！

南传上座部佛教(与缅甸佛教大同小异)，11世纪初传入德宏，首建“雷奘相”（今瑞丽市芒约佛寺）；14世纪中晚期麓川王思伦法皈依佛门后得到大发展，傣族、德昂族、陇川阿昌族等，多数信奉此教。今德宏、西双版纳沿线，佛教大小寺院和寺庙，何止千所，僧侣、信徒和居士更是众多。

各种外来宗教，跨海过洋，翻山越岭，哪怕最边远险峻的地区，终究还是到达了。

当然，余秋雨先生在《寺庙》里，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落后的乡村，学校和寺庙、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冲突、争辩与融合。人们在这种矛盾中，各取所长，获得成长。

《寺庙》，想说明主题就是：在山水里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并给人以最强烈的内心冲击。

余秋雨先生还在《寺庙》中说：“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然不懂其义，完全是从乡间老娘们的口中听熟的。”

余秋雨先生，有幸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浙江省慈溪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作为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的他，真正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也真正是大格局、大胸怀、大抱负和強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1991年7月，获准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等一切行政职务、荣誉职务、挂名职务，开始从西北高原起始，系统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址。

曾看过，他随中央电视台做的一期节目，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讲到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听他娓娓道来，侃侃而谈，讲了“夏文化的源头”。而“良渚遗址”的发现、挖掘和研究，实证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华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和水稻种植历史。

听余秋雨先生讲他的家乡，字字珠玑，大珠小珠，如数家珍。看余秋雨先生的书，特别是从他小时候那些小伙伴们嘴里说出来的故事，同样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小孩儿的故事中，升华出很重大的人生感悟、哲理和猛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