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

第三卷里占最多篇幅也最吸引人的是关于雅典和斯巴达各自征服的两个地方的辩论。

关于密提林的辩论

密提林发生暴动叛离雅典，向斯巴达人请求同盟，理由是雅典人对同盟者的奴役让密提林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而对于斯巴达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因为雅典在瘟疫和巨额的战费负担下已经民穷财尽了。伯罗奔尼撒人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派出船舰去援助密提林。然而，由于舰队的迟误，导致密提林在雅典的包围下粮食耗尽，不得不向雅典投降。
对于这些叛乱者的处置，第一天，雅典的民众在愤怒的情绪下决定把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都处死刑，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并且即时派出了战舰通知驻在密提林的执行官。但是到了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绪有了突然的改变，他们意识到这个决定的残酷，大部分公民都希望有一个机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所以马上召集会议展开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主张处死密提林人的克里昂提出了以下论点：

• 雅典对密提林的领导权是依靠雅典强大势力的暴君统治，不是依靠属民的好感。在法律和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最坏的事情。
• 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报复，而不是等到受害者的怒火平息后做出有利于犯罪者的判决。建议重新考虑密提林人问题的人肯定是被自己的虚荣心，或许还受了贿赂驱使，想利用这种言辞来引诱城邦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但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不应该成为悦耳言辞的俘虏。
• 对于受敌人压迫而暴动的人和自发暴动的人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罚，否则其他同盟者见到就算暴动失败都没有可怕的后果，就会利用很小的借口举行暴动。
• 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美德只适于对待朋友，不适于对待敌人。
• 推翻之前的决议不仅得不到密提林的感激，反而是相当于宣布了雅典行使统治权的错误。不处罚他们，无法维持帝国的统治。

反对克里昂的戴奥多都斯提出了如下的反驳：

• 匆忙和愤怒是阻碍善良主张的两个最大的障碍——匆忙通常是和愚笨联在一起的，而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
• 责难发言者受了贿赂对城邦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样就没人敢于发言，或是发言者要为了逢迎人民而运用欺骗的手腕。
• 要考虑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问题，而是这个决议对于雅典的将来是不是有利。
• 在有赔款的选项时，叛变的城邦失败后会选择投降；而如果叛变的结果都是一样（即处死）的话，每个城邦在叛变时都将作更充分的准备，并且抵抗到底。这对于雅典是不利的。
• 死刑或其他恐怖手段是阻止不了犯罪的，正当的安全基础在于善良的管理，使叛变的思想都不会发生，而不在于叛变之后刑罚的恐怖。
• 密提林的人民没有参加叛变，杀害他们是犯罪，也会失去人民的支持，助长其他的叛变者。
• 对于保全帝国最有利的是不要把那些活着对雅典有利的人处死，不管处死是怎样正当的。在这件事情中，正义和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一致的。

当克里昂说服大家惩罚密提林是正当的时候，戴奥多都斯巧妙地从雅典的利益出发，表示在这次事件中，正义不符合雅典的利益。这次辩论的结果是，戴奥多都斯的建议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于是雅典马上另派一条战舰急忙出发，废寝忘食以紧急追赶第一条战舰。就在第一条战舰刚刚到达密提林，准备执行处死命令的时候，第二条战舰抵达了港口，间不容发地阻止了这次屠杀。

关于普拉提亚的辩论

在上一卷中，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开始围攻普拉提亚。和密提林遭到雅典包围时一样，普拉提亚人食物耗尽而无法抵抗，只得向伯罗奔尼撒人投降。
斯巴达的审判官没有对普拉提亚人提出公开地控诉，只向他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战争中是否做了点什么事情来帮助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
普拉提亚人是这样回复的：

• 要求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照实情回答就会受到处罚，而如果说假话则马上就会被戳穿。斯巴达人使普拉提亚人在有成见的法庭面前受审，只是为了讨好底比斯人。
• 普拉提亚人不曾帮助斯巴达人并没有错误，因为普拉提亚人受到底比斯人压迫的时候，斯巴达拒绝了同盟的请求，而雅典愿意提供帮助。叛离雅典是不荣誉的事，服从雅典的命令是自然的。
• 斯巴达不应该只注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注意真实地判断是非。
• 普拉提亚人在希波战争中表现了勇敢的英雄主义精神，为希腊作出巨大贡献，得到了当时斯巴达将领的敬意。
• 底比斯人在希波战争期间是站在波斯那一边侵略希腊人的，那时战死的斯巴达人的父辈和亲属都埋葬在普拉提亚并得到祭祀和贡献。如果杀害普拉提亚人而把土地交给底比斯人，就是把他们留在敌人的领土内，剥夺他们的荣誉。

底比斯人听到这个发言后恐怕他们对斯巴达人有影响，便也要求发言以反驳普拉提亚人：

• 普拉提亚之所以没有和波斯人合作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雅典人没有这样做。当雅典人侵犯全希腊人的自由的时候，普拉提亚是彼奥提亚唯一的一个国家和雅典人合作的。
• 底比斯人和波斯合作的时候正处于僭主政治的小团体统治下，不能代表整个城邦的行动，不应当因为它在没有正式合法政府的时候所犯的错误而受到责难。
• 按照普拉提亚人的说法，他们成为雅典的同盟者和公民是为着自卫，但事实上他们和雅典联合一起来侵略其他人。
• 普拉提亚人说离叛恩人是可羞耻的，但是背叛全体希腊国家比单独背叛雅典人更加可耻得多，更加邪恶得多，因为全体希腊国家正在解放希腊，而雅典人正在奴役希腊。以不正义的行动报答正义的恩情，比不报答更加可耻。
• 过去的善行只能对于那些被害的人有所帮助；对于那些作出可耻的行为来的人，只能加重他们的处罚，因为在犯罪的时候，他们违反了他们自己过去的德性。

审判的时候，斯巴达人依旧对普拉提亚人一个一个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你在战争中做过一点什么事情帮助过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吗？」当每个人回答「没有」的时候，他就被拖去处死，毫无例外。
就这样，尽管斯巴达人在希波战争的时期曾经发誓保护普拉提亚的独立，尽管普拉提亚是因为斯巴达对其面临的来自底比斯的威胁漠不关心才被迫与雅典结盟，斯巴达人还是屠杀了普拉提亚人，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底比斯人的话，而是如修昔底德所说，「他们认为在这个战争阶段中，底比斯人对于他们是有用的」。
这两次过程有相似而结果截然相反的处置，显出了战争中正义的软弱，虽然看似雅典人做出了更高尚的决定，但事实上雅典和斯巴达在做出杀还是不杀的决定时，依靠的都不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而是出于利益。
正义和法律约束的无能在后文的科西拉的革命中也有体现，并波及到整个希腊世界。这次战乱的原因植根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但不久就变得肆无忌惮，人们趋于各种极端，每个国家都被敌对的派别所分裂而阴谋论盛行。修昔底德认为，战争使城邦和个人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而被不可控制的人性所驱使：

人们参加这种行动，不是为着图利，而是因为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驱使他们参加互相残杀的斗争。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总是易于犯法的；现在因为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惯都在混乱中，人性很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

这一章让人想起勒庞的《乌合之众》，当群体陷入荒谬与狂热，理性和常识都已经不管用了，谈何正义与法律。修昔底德这段对人性的议论呼应了他在开篇提出的希望——「揭示广泛的、永恒的人类事物的真理」。让我们看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的天性一有机会就会一次次地战胜正义和法律的脆弱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