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宏伟：南怀瑾先生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

编者

作者系资深传媒人，曾供职新华社浙江分社、西泠印社、国务院参事室、中华工商时报社。

本文源自南怀瑾文教基金会、南怀瑾学术研究会，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南怀瑾先生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

文/林宏伟

习近平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习近平

的讲话，说出了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的心声，表达了每一个爱国公民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每一个国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认知。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在海内外华人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诞辰100周年，是南怀瑾先生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牵线搭桥3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回顾总结南怀瑾先生为维护祖国和平统一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意义深远。

中华文化是促进祖国统一的强大动力

南怀瑾先生1918年生于浙江乐清。其幼承庭训，少习诸子百家，青年时曾跃马戍边，参加抗日；1949年前往台湾，长达36年；后旅居美国，移居香港；晚年回归大陆，设坛讲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2012年9月，在江苏吴江太湖大学堂逝世。

南怀瑾先生长期精研国学，读书数十万卷，于儒、道、佛皆有精湛造诣，兼诗词歌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诸学，一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理解，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堪称一代宗师，在中西文化界享有巨大声望。

1970年，年近花甲的南怀瑾先生写下了：“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时情。”这一广为流传的诗句。这首诗道出了他的梦想，一是文化复兴，二是祖国统一。作为一名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情怀的爱国学者，他也有着很深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见地，对祖国的和平统一有独特的见解。

台湾统一企业原总裁林苍生在《我从南老师学了些什么》一文中回忆说：大约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前吧！老师（南怀瑾）告诉我们“未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说法绝对没有错，但“中国人”三个字，你们不要以为是在讲你自己，就像曾国藩法统与血统之辩，凡能接受中华文化的人，不论汉胡皆是汉人。所以，“中国人”应解释为，未来能以“社会主义的福利，共产主义的理想，资本主义的方法，再加上中华文化的精神，来使世界融合成一体的人”都可说是中国人。换句话说，未来的世界，将是以这三种不同的主义，再以中华文化的精神来融合成一体的世界。

林苍生说，这30年前的世界观，真的很让他惊讶。他认为，南（怀瑾）老师这21世纪未来世界形态的推演，居然也已含藏着解决台湾与大陆问题的方向，他相信这推演并没有任何政治的色彩，完全是一种智慧逻辑结论。

现任曾子南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曾王君，常年往来于两岸。2012年10月，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时隔３０年余年，他犹记得自己当年从美国甫返台湾时，南怀瑾先生对他说的一番话：“你们这一代人，不要因为去了美国念书，就觉得美国好得不得了。我刚从美国离开，不想呆了。要想办法放下自己，不要只想着追求财富，只想着追求自己的理想。一定要在２１世纪之前，去大陆看一看，那个地方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地方。”

当时两岸隔阂未通，难于往来。另外，台湾社会对美国风气的崇拜却是方兴未艾，对这位留美归来的青年而言，此番话振聋发聩。南怀瑾规劝他说：“你们要到大陆去，不要留在台湾。”

曾王君当时质疑，“大陆那么落后……”

南怀瑾回答：“正因为落后，才会有好的开始。因为她的文化，历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超越，但她的近代史又是这么糟糕，这么让人看不起。生在这个时代，我很痛苦。不管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在２１世纪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这一代可以看到，我即使能看到，也就是能看到刚刚开始那一点点。所以也感受不了。”

曾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刘锡荣在《南怀瑾先生与金温铁路》一文中写到：“他（指南怀瑾先生）是融和道、儒、释三家的一代宗师，与赵老朴初先生是知交，在港澳台知名度很高。最主要的条件是南老先生爱国爱乡，是沟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走向统一的使者，多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呼号奔走。早在1987年，南老先生在美国对国内留美学子讲课时就说过，‘到中国投资，不可用一本万利之心态，不然就是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同时要有四个基本理念和认识，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这几句话是南老先生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深切体会的概括。知见南老先生不仅是国学大师，还具有世界历史学家和现代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既能剖析现代，又能展望未来。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党派、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之间都要相互尊重、包容、融合，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既要讲福利、公平、民主、自由，也要讲经营、效率、法制、秩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分离。正如科技可以造福人类，同样可以祸害甚至毁灭人类一样。只有两个文明密切结合，相辅相成，才能真正实现产品极大丰富、觉悟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类最美好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

2006年8月，南怀瑾先生应上海《文汇报》、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之邀，在上海美仑大酒店做《中华传统文化和大众传播》讲座，一位听众觉得中华民族前途最大的变量是台海两岸对立的局面。他知道南怀瑾先生曾经为台海两岸的和谈做过贡献，请教南怀瑾先生从历史的眼光或者世界的眼光，给未来台海两岸的出路指一条明路。南怀瑾先生说：

“至于国家的统一是当然的事；而国家的统一在文化。我早三四十年前就告诉青年人，你们不要迷信英文，赶快学中文，将来汉语将会变成世界第二种语言，中文变成世界第二种文字。我讲的这个预言都兑现了。

“你看，从一九八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的太平。你们年轻人不懂，我们从小到现在，经历太多的战乱。像我，虽没有亲自看到推翻清朝，但是挨到边的；跟着是北洋政府的内乱，还有北伐的战乱，都是内乱了；又跟着是对日本的抗战；紧跟着是两兄弟两党的争论。我们是这样过了一辈子。

“这连续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当年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过太平的日子，但是很多老百姓没有饭吃，那个痛苦、饥饿的状态很严重。现在固然还有贫困地区、边缘地区，但比过去好多了。你放心，一定会统一的，看我们怎么样努力了。”

南怀瑾先生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始终充满信心，几十年未变，他在《新旧教育的变与惑•三版献言》写道：

“清末迄今，中国历经百余年的苦难，中华文化的命脉已到存亡绝续的关头。昔贤有言：‘中国文化存，则中国兴；中国文化绝，则中国亡。’秉此精诚，我们决定将《新旧的一代》一书扩充、再版，也希望藉此文字因缘，能够把中华文化的种子，传播到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茁长。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信心。因为只有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地统一中国。也只有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带给这个世界和平和安乐！”

协调两岸，推动统一

1988年1月31日，南怀瑾先生结束了近3年的美国之旅，移居中国香港。1988年2月5日，他刚落脚香港还不到一周，一个神秘的客人突然造访，把他推向了新的人生角色。这个人就是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

贾亦斌当年和南怀瑾先生一起在四川成都中央军校任职，说起来也是老相识。内战爆发时，南怀瑾选择远走台湾地区，而贾亦斌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人从此再无联系。时隔40年，两位老友再次见面时，已经是“鬓发各已苍”。

见到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南怀瑾非常感慨。贾亦斌则开门见山地对南怀瑾说，希望他能够成为海峡两岸关系的传话人。

南怀瑾先生本是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从来不过问政治，贾亦斌的这个要求让他有些为难。但为了早日实现民族统一，为海峡两岸人民造福，南怀瑾先生还是答应了贾亦斌的提议。

当时中共中央为什么看上南怀瑾这个隐士式的人物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据《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介绍：一是南怀瑾与李登辉够谈得上话，当时李登辉的“幕僚”苏志诚和刘泰英等都自称是南怀瑾的学生；二是南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周瑞金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怀瑾是两岸关系最为合适的牵线人。

1988年4月21日，贾亦斌为南怀瑾带来一位新朋友，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杨斯德向南怀瑾表达中共中央希望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意愿。事后，杨斯德与贾亦斌走了南怀瑾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中共高层汇报。与此同时，南怀瑾先生也让弟子同样一套录音带送到台湾，并亲自打电话给苏志诚，向台湾当局传递了中共中央的意愿。

可是，李登辉听了南怀瑾先生托人带去的录音带后并没有动静。客观上讲，此后的一年间，正值大陆发生政治风波，善于权谋的李氏正在观察大陆时局的变化。而南怀瑾则请贾亦斌做顾问，忙于筹资建设金温铁路，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打开一扇大门”。

1989年下半年，大陆政局日趋稳定，李登辉开始坐不住了，一次次命苏志诚打电话、发传真函给南怀瑾先生，探听北京对台政策的虚实。1990年，苏志诚首次秘密赴港，奉李登辉之命邀请南怀瑾先生回台湾当面商讨对大陆的政策。

1990年9月8日，南怀瑾先生回到台湾，当晚与李登辉在官邸书房见面，仅苏志诚作陪。南怀瑾先生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说古道今，纵论天下以及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次日晚上，南怀瑾先生和李登辉在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南怀瑾先生送到门口时说：“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

南怀瑾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提三项建议和原则，促进“九二共识”

1990年12月31日，两岸代表正式开始会谈，其中凝聚了两岸的努力，更有南怀瑾的推动。台湾方面以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办公室主任苏志诚为代表，大陆方面的代表则是时任国台办主任杨斯德，会谈的地点就是南怀瑾在香港的寓所。

1991年元旦，也是正式开始会谈的第二天，南怀瑾就披甲上阵。他说：我现在编一个剧本给你们两岸的人看，我建议成立“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包括两岸两党或多党派人士参加，修改历来的宪章、融合东西新旧百家的思想，以及中华文化特色、社会主义想法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里商量，使它成为全中国人的“国统会”，这是上策；中策是大陆划出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厦门等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起来搞一个经济特区，吸收台湾本地百年来经济工商的经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做一个新的样板，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建立南洋海军强有力的基地，来控制南沙和东沙诸岛，建立对东南亚太平洋的海域管制权力；下策是两岸经济贸易投资，大家谈生意，交换煤炭、石油等。

当南怀瑾谈到两岸合作成立一个经济特区时，双方一致叫好。南怀瑾说：“好是好，可是你们都做不到。如果真能做到，美国人、英国人也都会佩服我们了！”

周瑞金先生在一次纪念南怀瑾先生活动演讲时评论说，南怀瑾先生一开始提出三策，当时上策是做不到的，如果能争取做到中策，那么今天我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矛盾也好解决得多了。这可看得出老师的眼光。

首次密谈结束后，双方约定把会谈录音带回去，各自向两岸高层报告。1991年2月17日。贾亦斌会同杨斯德等三人，在南怀瑾寓所与苏志诚等人进行第二次会谈。1991年3月29日，两岸代表按事先约定来到香港，在南怀瑾位于坚尼地道的新宅，苏志诚与杨斯德举行第三次会谈。这一次贾亦斌没有参加。

南怀瑾先生见双方的想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拖下去只会越拖越僵，就提出一个“和平共存，协商统一”的八字方针，“统一是双方认同的目标，这八个字也没有说要台湾投降过去。大家先不要打仗，慢慢谈判统一。”双方都同声称好。南怀瑾先生趁热打铁说：“你们对这个方针都叫好，那就签字呀！你们签了，回去双方领导人认可就管用，就是条约；有一方不认可也没关系，这是一句文学语言，妙就妙在这里。”由于双方都拿不出具体方案，此次会谈无果而终。

此后，双方在6月、7月，11月又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谈。然而，因两岸领导人对和平统一的政治谈判都不愿做任何让步妥协，会谈实际上陷入僵局。事后，根据南怀瑾先生的提议，汪道涵、许鸣真加入会谈，和苏志诚进行真诚对话，使会谈收到很好的效果。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也由此成立。

1992年，两岸代表会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年6月16日，南怀瑾先生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两岸代表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

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原则三条：1．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

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

大陆方面，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不了了之。为此，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会谈。

后来，在汪道涵的努力下，本着在南怀瑾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代表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会谈多次。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香港会谈，并达成了“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识”。

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与辜振甫在新加坡进行会谈。第三日，他们签署了四项协议，在世界范围引起很大的反响，这就是著名的“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从1990年开始的两岸密谈，到后来达成的“九二共识”，南怀瑾先生为此奠定了前期的基础；他提出的“和平共济，祥化宿怨；同心合作，发展经济；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三条基本原则，更是为两岸沟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贡献大智慧，催生两岸三地法律交流

南怀瑾先生不但能站在高处为祖国和平统一出谋献策，而且也重视以积极务实的态度推动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他常说，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无法制不能维持社会。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必要有法制。尤其中国处在今天的情况，正是新旧交替的大转折点，当然应该建立完整的法制，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

南怀瑾先生说：“我是赞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的。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不能是个口号，具体表现当然在法制上。苏联那套不能用了，既不能全学英美法，也不能全学欧陆法，又不能恢复清朝以前的中国法制，那么该怎么办呢？如何把古今中外法制的优点融合起来，铸成一套符合中国未来千秋万世生存发展需要的法制，应该是时代的使命，是法学界努力的终极目标。”

1994年，南怀瑾先生为此专门吩咐弟子饶清政向北京有关部门提出“促进两岸三地法学交流合作”的意见，很快就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纳。1995年2月14日，国家司法部长原部长、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诚，带领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柳谷书律师等抵达香港坚尼地道36B四楼拜访南怀瑾先生，经过深入交流，达成了合作的具体共识，包括由南怀瑾先生提供50万元开办费，成立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

1995年3月，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经国务院台办和国家司法部同意，报经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由国家民政部核准登记注册。该会在简介中写道：实现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心愿，是全体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在这项使命的召唤下，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应运而生。

关心国防建设，助力香港回归

1937年，20岁的南怀瑾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浙江国术馆毕业，并获得武术教官资格。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他来到川康边境的大小凉山地区，组织成立了“大小凉山垦殖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兼地方自卫团总指挥，屯垦戍边。期间，南怀瑾先生和当地老兵家一起收服凉山山寨，和他们讲事实，谈真情，摆道理，动员他们一致抗战杀敌，带出七八千名青年壮士加入青年远征军，参与中缅公路保卫战。由于他们一贯的侠义精神，在历次战役中不顾生死，英勇战斗，与敌寇奋力搏杀，结果，包括寨主在内大多数人都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南怀瑾先生很少对人提及此事。他说，那时由于战况紧迫，我们没有时间加强对他们的战术训练及军事作战意识的培养。他们出身贫苦，没读过多少书，都是一介粗人，个个好武斗勇，投靠山寨后靠的是“忠义”二字来束缚他们不作乱，不造反。山寨没有法律条文，寨主一言九鼎，破坏寨规者自我了断，反叛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所以寨主一声令下，无人敢反抗。我们就这样收服了凉山山寨，纵然成全了他们民族英雄的气节。总的来说，我没有保护他们的有生实力，也是遗憾终生，永生难忘。

此事让南怀瑾先生深刻认识到国防实力对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关心自己国家的国防建设，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身处香港的南怀瑾先生除了研究学问外，也时刻关注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希望可以抓住机会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当年，他曾提出筹资买下苏联的黑海舰队捐赠给国家。

黑海舰队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著名舰队，成立于沙俄时期，曾经参加过很多战役，1965年被授予红旗勋章，以表彰其在“二战”中的辉煌战绩。苏联解体后，黑海舰队被分割给俄罗斯和乌克兰，其重要性几乎消失。南怀瑾先生此时提出筹资购买黑海舰队的重要资源捐赠给国家，不仅仅是一种爱国情怀的表现，而且具有独特的战略眼光。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就是苏联在乌克兰境内的黑海造船厂建造的。当时我国通过商业渠道购买“瓦良格”号的价格是2000万美元。按当时南怀瑾融资修建金温铁路的能力计算，完全有可能筹资买下黑海舰队的至少部分资源。但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很多人并不相信南怀瑾这个说法。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1991年12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强文义和几位教授前往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制造技术会议，顺道拜访南怀瑾先生。在交谈过程中，南怀瑾先生让他们抢抓机遇引进俄罗斯的新技术，聘请俄罗斯的优秀人才，加快推进我国的国防建设。并特别强调可以帮助筹措以后引进的费用。

听了南怀瑾先生的建议，强文义报告说：哈工大近年自筹50多万元经费，与俄罗斯在人才和技术上进行交流。南怀瑾随即说：“你们花费的50万元经费，我负责补给你们，回校后马上把账号告诉我，我给你们汇去。”

南怀瑾先生此举让初次见面的强文义和哈工大的教授很惊讶。回到学校后，强文义将此事告知校长和学校外事处。外事处长赵敏说，最近俄罗斯方面提出要校方支付美元，希望南怀瑾能够提供美元。南怀瑾接到请求后很爽快地答应了，筹备了8万美元，并让校方尽快提供银行账号。

后来，校方因担心南怀瑾先生的经费和台湾当局有关系，不敢收取，直到时任航天部部长刘纪原、国台办主任王兆国等领导过问了此事，才在后来收下了南怀瑾先生这份厚礼。

类似的故事不止一个。对于这样尴尬的事情，南怀瑾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笑着说：“我这个人身份比较复杂。共产党说我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官，要抓我；国民党则说我帮助过共产党，也要杀我。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

南怀瑾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渴望别人的赞扬，也不畏他人的冷遇，只要是正确的，对国家发展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去做。1991年10月，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主任聂力和台湾润泰集团以及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在北京组建成立光华科技基金会，主要奖励为国防事业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南怀瑾先生就曾应邀出任理事长。

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陈佐洱，是中英谈判联络小组中的重要人员。近年来，他曾多次撰文回忆南怀瑾先生对他参与中英谈判的指导帮助。

1995年，香港临近回归，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公开说：“香港社会福利在近5年以来，每年都在以27%的速度增长，我们还要用这个速度再增长5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而早在1992年，香港总督彭定康就提出要大幅度提高香港的福利。此事引起陈佐洱的警惕。因为英国在香港的行政权到1997年6月30日截止，而他们提出的社会福利计划却持续到2000年，显然是违规的。当时香港的GDP大概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并不是27%，英方明显在说谎，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香港经济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陈佐洱提出：“中方主张香港社会福利要不断提高，而且在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1997年以后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像这样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而这个车的司机就是港督彭定康。”

后来，彭定康将此话告诉香港民众时就变了味，断章取义地称中方说提高福利就会车毁人亡，而陈佐洱提出，开车的司机就是香港人。不久，“车毁人亡论”就出现在香港媒体，很多香港市民因此指责陈佐洱言论不当，让陈佐洱蒙受巨大的压力。

一天，陈佐洱突然接到南怀瑾办公室的电话，邀请他到南怀瑾的寓所一聚。陈佐洱听后非常兴奋，他早就想去拜访了。

“收回香港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举国上下都在盯着你，也难怪你会不安。英国人很强硬，你也不要客气，这样才不失我们的身份。但是，该忍的时候还是要忍，只有心态好了，做起事来才理智。”南怀瑾先生看着陈佐洱说。

“最近关于你的报道很多，他们都不说你的好话。没关系，你可以想办法改善一下这种情况。比如多和记者们打交道，请他们喝咖啡，聊聊天，如果没钱就和我说，我这里有。”在这个敏感时期，南怀瑾的一席话给了陈佐洱很大的鼓励。

有了南怀瑾先生的鼓励，陈佐洱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继续与英方进行谈判。他采取强硬的正确态度，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让香港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大陆

李首民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校长。2006年，他出版了《情理相融创和谐——我当校长20年》一书。因为佩服南怀瑾先生的为人和学识，李首民在写书时多次引用南怀瑾的观点和文章。在即将出版之际，他希望和南怀瑾先生谈谈书中的内容，南怀瑾欣然同意了。

“这是你做校长的经历，是吧？”南怀瑾笑着问。

“对，粗浅得很，您别见笑。”

“不，这是修身，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呢。好了，咱们开始吧。”

“您的时间比较紧，我只把关于您的内容读给您听吧。”

“好。”南怀瑾先生微笑着点点头。

“台湾儒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李首民刚读到这里，南怀瑾便打断了他。

“这里有问题，要把‘台湾’去掉。”南怀瑾先生认真地说。

“哦，这是我的错误，儒学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李首民纠正说。

“不仅如此啊，我是中国人，你附加上台湾，不就把我的所属范围缩小了吗？”南怀瑾先生笑着说。

李首民频频点头。这么简单的一次对话，却让他看到了南怀瑾先生非同一般的爱国之心。

南怀瑾先生不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认定自己的事业在大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未来在大陆。

早在1993年，南怀瑾就同北京的许克（南师好友许鸣真的朋友）签署过合资创办“中外合营神州老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合同书”，除明确广泛的经营范围外，还在第六条明定“经营宗旨”是：

1、有系统的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加强民族自信心与自强心，进而提高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道德素养。

2、融通东西文化的精华，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以促进中华文化的宏扬发展，使文化与经济建设齐头并进，相等益彰，使我国更加繁荣富强。

3、配合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结合海峡两岸人力、资金与管理经验，以发展中国的文化出版等事业，并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贡献。

以出版为主业的“神州老古文化公司”最后未能成立，但南怀瑾先生创办神州老古文化公司所揭示的宗旨与经营方针，显然是超越时代的，不是一般人能感悟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南怀瑾先生对国家、对大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和回归之心。然而，一些追随在南怀瑾先生身边的台商，希望能充分利用南怀瑾先生在海峡两岸的人脉资源和声望获取商业利益，非常反对南怀瑾先生返回内地办文化教育。据南怀瑾先生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有一天晚上，南怀瑾先生再次谈起回内地办教育的事，遭到一位多年追随他的台商的再次反对，南怀瑾先生怒而拍案：“你们谁都不要跟着我，我自己一个人也要回去！”

2000年，南怀瑾先生选择江苏吴江庙港修建传道讲学的太湖大学堂。2006年太湖大学堂建成后，南怀瑾先生又千方百计将数十年私人藏书，以个人物品名义从海外运至太湖大学堂图书馆储存，其中包括全套台湾商务印书馆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正统道藏精装版、线装版各一套，大藏经七种版本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全套，以及其他中华文化典籍与西方文化典籍数万册。太湖大学堂的藏书中，很多都有他的批注字迹。南怀瑾先生说，这些书是他历经千辛万苦为中华民族保留的宝贝。

在南怀瑾先生的心中，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事业在大陆，这是他在海外漂泊了几十年后最深切的体悟，也是他对祖国和平统一最真挚的回向。

2018年1月15日整理

2018年2月1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