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苏轼

      有人说，苏轼的处事态度更多的不在于他的乐观豁达，而是在于他最根本的道德修养，在于他对儒、道文化的吸收和熏陶，目之所及，方可心之所向。

      二十几岁的苏轼就踏上了仕途，对于出仕和退隐就犹如单枪匹马面对众多敌人究竟是作殊死争头还是双手抱头一样。苏轼意气风发、年轻气盛的时候曾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万事都不像想像的那么难，尧舜也不过这样，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支撑才能说出这番话呀！这也是对出仕的渴望，对梦想的追求，对目标的确认，对未来的畅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苏轼越发觉的“搔首赋归欤，自觉归名懒更疏。”越发觉的“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越发觉的“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这个时候的苏轼，一定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一定是更加洞悉明了了社会名利，也一定是心已碎，人也憔悴，但悟定彻，有了想归隐身心的想法，如此之时的渴望是多么想远离喧嚣嘈杂的官场，想远离那让他深陷囹圄的是非之地，回归天地，拥抱自然美丽。

      “三十三年，漂流江海，万浪云帆。”万事如云，漂浮在天，退隐之心悠然可见。

      可“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退隐虽易，可圣恩难报，可见内心是多么的矛盾，人生是多么的徘徊，是退还不退呢？是不退还是退呢？不退吧，这乌嘈的官场我已看厌，退吧，这君王的恩意未报难休。

      出仕和退隐对于苏轼来说就如人生道路上的岔路口，向左向右，心茫然，不知东西，心已透彻，难仍在心，无可奈何，无所适从，无法抉择。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功成名就何日了，不如早还乡；又或者还乡，何日功成名遂，君恩欲报无绝期。

      出仕退隐是正负两极是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