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追寻 —— 我读《城堡》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非首发,首发平台:微信公众号,ID:墨海青灯,文责自负。
序
《城堡》无疑是卡夫卡最负有盛名的作品之一,故事讲述了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 K,因为各种原因执意要进入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在森严的等级、严密的官僚机构、显贵的权势重围中,他的斗争注定徒劳无功。小说读起来细节琐碎,对话冗长,而这种表达方式,却加强了阅读过程中窒息和无奈的感觉。
《城堡》并不是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但自问世以来的近百年时间里,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其进行各种各样的诠释,触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本文我将从“追寻”和“荒诞”两个角度,带大家翻开城堡的一角,感受其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价值。
徒劳的追寻
K在故事中始终在做同一件事——追寻,追寻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实则也是在追寻一个意义,一个足以支撑自己存在的意义。
K在复杂的权利体系、严密的官僚机构中为了自己的生存疲于奔命,他不过想要一个简单的证明,但这一切终将是徒劳,甚至在这个过程中,K对外界的信任和其本身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崩塌,而故事中每一个人物,从高高在上的官员到底层的裁缝、酒馆的酒保,都站在K的对立面,成为了“城堡”的同谋。
K没有什么伟大的报复和理想,他追寻的也不是什么形而上的意义,或者多么高的精神境界,他所追寻的不过是身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权,他想进入城堡只不过是想在村子里长久合法的居住和工作。
对于这种徒劳的追寻,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被希腊诸神判罚要将大石推上陡峭的高山,每次他用尽全力,大石快要到顶时,石头就会从其手中滑脱,又得重新推回去,做着无止境的徒劳。
而西西弗斯与《城堡》中的K有本质的区别。西西弗斯是有罪的,所以他受到了惩罚,而K是无辜并弱小的,他没有西西弗斯的财富,也没有西西弗斯的狡猾,他只是个普通人。K没有做任何错事,却被世人以异样的眼光打量和误解,受到世人毫无理由的猜忌和排斥。
在原始社会中,当道德意识、经济结构、爱情观念尚未成熟时,人们所追寻的不过就是生存权利,而在《城堡》中,从K追寻生存权而不可得的结果上,我们很容易能联想到一个可怕的结论:在某种极端环境下,人类的所有崇高都被剥夺,就连看似最基础的生存需求也被压制,这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倒退。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阅读《城堡》时会有种恐怖的窒息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K 在面对人类最终极的痛苦。
K也竭力地想要融入村庄,想得到来自他人的认可,收获友谊和爱情,使得自己不那么孤立无援。但城堡统治下的村民们从始至终都认为K是一个外来人,并且对其饱含敌意。有些人将这一描述和卡夫卡自身的民族属性——“犹太人”联系到一起,但值得注意到的是,K并没有任何民族属性。
在文中,K是个代号,没有过去,没有国籍,没有种族,甚至没有姓名。卡夫卡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K的普遍性,他可以是任何人。K的追寻就像村庄中的那条马路一样,只是向着城堡,却永远到不了城堡。
这正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所追寻的东西总是难以抵达,有时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只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已经竭尽全力,而何为“普通”,这却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很难去进行反抗,因为顺从意识形态无疑是简单的,而反抗意识形态则会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人总是有惰性的,选择顺从并不丢人,不过顺从也并非是易事。
常态的荒诞
在现代西方文学中,“荒诞”是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下的定义。卡夫卡的文学是很难定义的,不属于任何门类。不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卡夫卡算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而卡夫卡式的荒诞,和传统意义上的荒诞又有所不同。以加缪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荒诞”,是基于现实,通过严谨的逻辑和推理论证来表现人生的荒诞,这具有揭示意义和普遍性。而卡夫卡的“荒诞”,则没有任何逻辑,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本就是荒诞且扭曲的,常态就是荒诞,荒诞就是常态。
在作品中,城堡看似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K穷尽所能也无法靠近城堡。而K的身份本身就是荒诞的,K收到土地测量员的委托来到村庄,而村庄却压根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在K努力想要接近城堡的过程中,来自城堡的信使巴纳巴斯,曾给予了K莫大的希望,K指望着能通过他与城堡获得联系。而巴纳巴斯一家的荒诞却不亚于K。
巴纳巴斯与K最大的相同在于努力的徒劳,二者的境遇有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他是一个信使,但他又是一个没有被正式承认的信使;K自称是土地测量员,却是一个不被承认的土地测量员。他为城堡做事,但是没有一套在职的工作服,申请工作服的要求已经向上传达,但“它可能是说明事情正在受理过程中,也可能是表示根本还没有开始受理”。
巴纳巴斯并不确认自己与城堡真正有过联系,也不确认是否接触过克拉姆本人,他每日都在默默的等待任务,永无休止地等待。等待也是徒劳的,但是为了维持这个“可能是城堡的信使”的身份,巴纳巴斯和他的家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也不愿意放弃,甚至享受着这一暧昧的状态。
巴纳巴斯的姐姐阿玛利亚收到来自官员的充满侮辱的信件,她毫不犹豫的将信撕毁了,于是他们一家被判处有罪。这一罪名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书面通知,什么都没有。他们具体犯了什么罪,谁也不知道,就连官方也不知道。村民们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他们。她父亲由于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于是他到处去向人求情,请求宽恕。但究竟要宽恕他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没有任何人知道。
阿玛利亚为了赎罪而自我判罪,这是极其荒诞的。米兰昆德拉说:“阿玛利亚的父亲想保护他的家庭。可有个困难:不光判决的主人找不到,而且判决本身也不存在!要想能够上诉,要想取得宽恕,先得被定罪……被惩罚的人哀求人们承认他是有罪的。” 为了这一目的,这一家人不惜变卖家产。
一个被判处了拘留的人,我们面对他时,会询问他所犯何罪,如果他向我们说他没有犯罪,我们是不信的,反而会对他产生更强的抵触和猜忌。但是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呢?他是无罪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存在的。这和阿玛丽亚的父亲“被惩罚的人哀求人们承认他是有罪”并无实质上的不同。这看似荒诞的一切,其实是卡夫卡向我们揭示的存在的可能性,而在这种可能性,如果细想,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频繁出现。
卡夫卡自己曾说:“凡我写过的事情必将发生”。无论卡夫卡是基于何种原因说出这句话的,这句话在当下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卡夫卡的荒诞是预言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的作品在其死后几十年开始声名鹊起。
真正的文学是展现普通人之普通事,而这“普通人之普通之事”其实就是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世界中的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展现普通人之普通事”并不是主张描摹生活,将生活印刻在书上,而是希望作家能够承担责任,去发现那遥远之处的可能性,以此照亮人生的精神世界。
我想
《城堡》为读者建立了一个迷宫式的世界,寓言式的描绘了现代人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中,读者看到 K 在常人世界和自我世界之中的挣扎,看到人对命运的追寻与命运本身的不可追寻,看见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体悟着生存真相的无奈。
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荒诞与追寻是永恒的主题,两者总是相伴相随。在常态的荒诞下,追寻无疑让荒诞更为荒诞。追寻就是有所求,一旦有所求,那外界的荒诞就会与个人产生联系,这个有所求甚至可以是追求最基本的生的权利,所求的东西越多,受到荒诞的反噬也就越多。
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荒诞的、矛盾的、非理性的,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带着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他对于荒诞的寻求是以理性分析来不断深入的。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在不断地分析、揣摩,但所有的分析都无法触及真正的内核,只能不断地被引入生存的悖谬之中。
其实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如此,个人清醒而环境荒诞,但个人的清醒并不是说个人是多么的高明。我们大部分人都能保持理性,但是理性与理性又有所不同,个人有个人的理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事、思考的方式。当这些人聚在一起共同左右和决策一件事情的发展时,荒诞就产生了。当事物同时被不同的观念所影响,而没有产生一种理性意义上的和谐时,这时事物就得扭曲了起来。
同时因为每种观念都在事物上施加了自己的力量,而持有每种观念的人,都只能看到己方观念对事物产生的影响,这导致所有人都认为事物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就形成了事物穿着一个理性的外衣,却一步步偏离轨道在不同的道路上左右摇摆,而所有人都认为其在走正路的荒诞情形。当如此的荒诞产生之后,参与荒诞诞生的这些人往往各得其所,而笼罩在这个荒诞下的其它人,虽然并没有参与荒诞的诞生,却必须直面荒诞,荒诞在此时成为了底色。
基于以上的推论,我们可能会想到,如果有一个角色可以统领全局,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荒诞的发生呢?理论上是的,但是在一件小事上,统领全局是容易的,因为这个局本身就不大,一旦这个局大到超出个人能够控制的范围时,那这种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就不存在了,比如大型企业、宏观经济、法律体系、国家机器、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等等。更何况很多时候,统领全局的这个人,其本身并不具备统领全局的能力。
在《城堡》中,我们也能够假设,造成K和村民们的荒诞处境的上层官员们,每个人都是秉承着自己的理性行事,每一个单独的政令和方案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诸多的理性随意掺杂叠加后,最终诞生了不可挽回的荒诞。
以上的推论也可以在数学中找到很好的论证:
上图中从上至下的前三个函数都是周期性函数,当自变量增大某一个值时,函数值会有规律的重复出现。周期性函数叠加之后,当然也可能会得到新的周期性函数,但这是小概率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像上图所示,三个周期性函数叠加,得到的第四个函数就是非周期性函数了。我们可以认为周期性函数是理性的,因为其有规律和逻辑可寻,而非周期性函数则是荒诞的,它没有丝毫的规律。
荒诞从理性的扭曲中产生,继而成为每个人需要面对的事情。
卡夫卡通过荒诞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可能性,“通过人类以外以及人类内部的矛盾境况,克服精神的物化,克服一切价值纷繁复杂的疏离和异常;与一切通行的生活和思想形式彻底决裂;同时,通过这种生活和思想形式承担一切罪过和责任,而获得彻底的解脱。”
所有人的生存逻辑,看似充满了荒诞,但是又何尝不是现实生活逻辑的真实概括,表面荒诞,但每个人物又是按着理性的逻辑努力生存着,卡夫卡昭示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那就是身处荒诞并直面荒诞。
注:文中对于荒诞的产生在数学上的解释,并非学术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