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观“丹青宝筏”～董其昌大展记略

上海博物馆的人说，要来四次才能看全此展，但我算来算去只要二次，所以第二次来。这次来，除了观展，同时也是来找茬的。

此展是2018年12月7日开幕的，我是开幕当天来参观的，到达时正是正午时分，竟然一个排队的人也没有，是直接进入的。今天是正月初八了，上班了，又是下雨天，原以为人很少，又故伎重演，选了近中午时来，想不到还在寒假期间，带孩子来的人还是很多，排了半个多小时队才进去。进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展，先吃个面包，喝口水。时间就是生命，排长队的事要尽可能避免了。

第一次来还没有展出的几件是：

北宋 苏轼《楷书祭黄几道文》卷展出时间：2018年12月17日-2019年3月10日

董其昌极为推崇苏米，认为苏轼“天骨俊逸，是晋宋间规格”。但董其昌自己一点也没有学到苏轼的质朴厚重，字写得飘忽轻浮，很多幅都惨不忍睹。

五代 董源 《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展出时间：2019年2月5日-3月10日。当然是顶级国宝。董源是董其昌“南北宗论”中的大师，也是这一脉络中实际可追溯的对象，对董其昌画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董其昌是大师级文人艺术家无可否认，但董其昌作画临摹摹拟的多，创立自己风格的少，即使他自己风格的画，我也不太喜欢。我喜欢的是同时代徐渭的画徐渭的字，吴昌硕、齐白石也喜欢徐渭的画和字，估计徐悲鸿也不会太喜欢董其昌的。

北宋 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展出时间：2019年1月23日-3月10日，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在题跋中称此卷行笔布置是王维本色风格，以为可能是赵佶借以托名。这个我也信。董其昌渴求南宗祖师王维真迹，常将类似的雪景或“江南画”定为王维作品，并对自己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卷展出时间：2018年12月24日-2019年3月10日。上海博物馆藏。见过很多次了，但看多少次也值得，其珍贵性与颜真卿祭侄稿其实差得不多。

有人说董其昌于行草书必追溯“二王”，其流畅潇洒、飞动多变，皆源于王献之书风影响。

除了上面几件后来加入展出的，全程展出的王羲之 《行穰帖》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是这次大展中最红的。其一是因为是王羲之的帖，其二是因为此帖在外国人手里，估计这辈子就只能看到这二次了。虽然是唐摹本，但王羲之真迹不存，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就等于真迹了。

借来的天津博物馆的王羲之寒切帖卷，全程展出，放在全馆的最前面，董其昌在卷后的跋认为是王羲之的三本真迹之一，但今人还是认定为摹本。

上博的怀素的苦笋帖还在，经常看到的，字数虽少，论字的档次是可以和祭侄稿比肩的。

开展初展出的颜真卿 《楷书自书告身》卷，是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的，借来的，早已撤展还掉了，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了。真迹看不到，看看好的影印本也是很好的。

日本藏有中国很多最顶级的国宝，有些是早年正常得来的，比如中国人赠与的，没问题；但很多是偷骗抢去的，道德不道德自己判断了。十几年侵华战争，难道没有抢去好东西？归还过吗？甲午战争打败了满清政府，得到了二亿两白银赔款，数量高达几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之巨，而得到的其他利益还远远不止，用其中九牛一毛就可以买走积贫积弱的中国的无数国宝。哎！还是这个理，落后就要挨打，不要全怪日本人，也要怪我们自己不争气。

其他好几件国宝级名迹，如苏轼行书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都撤展还掉了。

黄公望 的《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是浙江省博物馆的，虽然撤展还掉了，但估计还有机会看到。

总的来说，都是过眼云烟，那云那烟今后不一定再能看到了。看到的都是幸运，没看到也不必过于懊丧。

日本的颜真卿大展，顶级国宝太多，没有看到是遗憾的。但不是书法名家，不是文物发烧友，专门飞去看也没有很大必要，比傻啊？中国的顶级国宝多了，你看过几件？非要赶去看祭侄稿？说好的要争气呢？你不懂书法，不爱文物，没去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却人云亦云，非要兴兴念念赶去为日本增加财政收入，有必要吗？

我同时也是是来找茬的，我不懂画，不评。董其昌的书法，其实并不太好，古代文人都会写字，董其昌身为高官、大财主、读书人，字自然是好的，做个大家无可否认，但要称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峰就过誉了。他的很多幅字，写得飘忽轻浮，偏锋太多，用的纸都是蜡笺、熟纸、绢素之类，就是因为笔力不足，只能以此来弥补，墨根本没有吃下去，都浮在上面，哪里有入木三分的味道，线条很多都是空壳，我看也惨不忍睹，为他捏汗。他与王铎、张瑞图、徐渭是不能比的。所以后来吴昌硕果要用石鼓文，康有为要用北碑来纠正这种轻浮的书风。

董其昌的书风作为一路，在书法史上存在是无法绕过的，但在当代，不宜过分吹捧推荐。

大展中，有展品介绍牌写着“台北故宫藏”，这是常识性错误。我找到服务台，向负责人指出，他仔细听了我的批评，认了。作为上博，其实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台北没有故宫，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后三个字绝对不能省略！

图片后上，敬请期待和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