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持不同政见者”政见者

他俩是我父亲一生的挚友，皆住在隆德镇。 镇上年长一点的人没有不认识他们的，也算镇上的“名人”。父亲生前只要回隆德镇总会与他们相聚。父亲过世后葬于隆德镇后山，二十多年来，他俩年年到父亲坟前祭拜。 年长的郑叔是我父亲高中同学，年轻的杨叔曾与我父亲是邻居。他俩都称父亲为哥。两人都是年轻时没了老婆，鳏夫多年。郑叔的老婆留下一双女儿跟别人跑了，杨叔的老婆不到三十岁就因病过世，留下一个儿子。郑叔一生几乎待在隆德镇，杨叔到浙江打过几年工。我父亲考上大学后就离开了隆德镇，后来只过年过节回去。 一郑叔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圈一圈的镜片，少说也有1000多度，宽大的眼镜架在瘦削的脸上，不时用手抽一下镜框，怎么看也像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却不得不拿起锄头养活自己和家人。1962年的夏天，隆德镇通往市里的河涨水了，没有渡船，我父亲一大早从隆德镇一路绕道跑到市里学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已是下午。郑叔也一大早起来，他目送我父亲远去的背影后来到河边，等我父亲回到隆德镇天色已漆黑，他还在河边。五分之差，郑叔又扛起了锄头。 郑叔好读书，简陋的家中没几件家具，书却不少。凡事喜欢跟别人讲个理，套用书中的东西，遇到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总是会一级一级向上面反应、揭发，写告状信。生产队、乡镇、县、区市，他皆反应过问题、打过官司。队上、乡镇政府也都知道他，更勿说乡里邻居。生产队、乡镇政府领导不待见他，乡里邻居也不待见，都说他是个“怪人”。在村里，他没有朋友，却很敬重我父亲。 郑叔老婆是外乡人，比他小十几岁，生得端庄秀丽，为他生了两个女儿。记得小时候，父亲还带我和妹妹到他家里去过，见过那个阿姨，很温软、安静的模样。郑叔进监狱那段日子，阿姨还在。听母亲说郑叔怀疑村长贪污公款，告到县里，结果反被村长告他诬陷，蹲监狱的时候，他还试图往上反映问题。原本要蹲一年大狱，后提前释放。回家后，天天跟老婆吵，怀疑提前释放是老婆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不久后，老婆失踪了。郑叔对外人说，老婆跟别人做生意被骗了。有人说，他老婆被拐子卖了；还有人说，是自己跟別人跑了。从此以后，郑叔便没了老婆，此生也再没找过别的女人，独自带着两个女儿。 蹲了一年的监狱，并未改变郑叔喜告状、打官司的癖好。时常听到他挂在嘴边的话便是“这样做不对，不合理，我要写信反映这个问题。”我父亲劝他少管些闲事，找个老婆要紧。他一脸严肃对父亲说：“哥，你不知道，这事没法不管，这帮人太欺负人。”他要的也跟《秋菊打官司》一样，讨一个说法，却往往十有九输。父亲看他一人带两个孩子，除了种地也没别的收入，不时经济上给予一点帮助，过年时，让母亲也给他两个孩子做一身新衣裳。母亲说，像他那样的老高中生，在当时找个工作并不难，坏就坏在他的脾气上。郑叔自是万事不求人，包括自己的亲人。他有个姐姐在城里教中学，丈夫是学校校长，姐姐有心要帮他，却总被他拒绝。时间一长，姐姐有心无力，对他也只是摇头。小镇上的人更是把他当另类，都说白读了那么多书。 郑叔的眼镜片越来越厚，人也越来越瘦。老了，拿不动锄头，大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小女儿嫁到外地。大女儿结婚后，他看不惯大女婿，将其赶走，大女儿随后也走了，留下外孙女。 那时，我父亲已过世。只要我们到隆德镇给父亲上坟，郑叔总会赶来，带着他的外孙女。 在我父亲去世十年后的清明，我们到隆德镇给父亲上坟。郑叔不知怎么打听到我们那天要来，一早就在码头等我们。船尚未到岸，就听见有人在喊我母亲：“大姐。”我定睛一看，郑叔带着他的小外孙女站在码头，两个小小的身影在清明的微雨中像两片飘在河岸的树叶。郑叔让他外孙女叫我们，小姑娘躲在他身后不肯开口，一会又露出半张脸来打量我们。小姑娘看得出是刚换上的新衣，稀疏的头发被强拧成一个马尾，露出部份头皮，有些头发没扎上，散落下来。马尾上扎了一个像蝴蝶结一样的红绸子。郑叔又瘦了，头发掉得厉害，只有两边和后面还有些许。瘦削的脸颊更架不住宽大厚重的眼镜。一路上，他兴高采烈地谈着外孙女，说孩子如何懂事、聪明，又兴致勃勃说自己在研究《易经》。说姓名决定人生，改名字可改变命运，村里好多人来找他给自己的孩子、孙子改名字。我们在镇上茶馆休息时，郑叔从家里带来《易经》,说要给我们测名字。他一边翻书，一边在纸上比划着、指头掐算，不时用手抽一下掉在鼻上的镜架，活像一个算命先生。他要给我改名字，我摇头。心想他应该给自己改个名字。 二 杨叔和郑叔虽说都住在隆德镇，又皆是我父亲的朋友，但两人交集并不深。了杨叔比我父亲小十岁，与我三叔是同学，却跟我父亲成了好友。杨叔也喜欢看书，尤其喜欢读报，家里订了不少报纸。“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文摘周报”……当地的地方报也订了不少，自己也喜欢写点小文章投到地方报刊，倒也发表了一些，因而特别能言善道。镇上的人喜欢听他讲故事，但没人把他当朋友，还给他取了个外号“杨壳子”，相当于吹牛大王的意思吧。 杨叔尽管也务农，但他很少干地里的事，一般交给他老婆做，他的本职工作是木匠，故镇上的人又叫他“杨木匠”。“杨叔属于做短工那种，有单位或私人请他，便去干一段时间。我家一个小茶几，便是杨叔亲手做好又亲自扛到我家。样子不甚美观，用了很多年，父亲过世后，茶几还在。 每年春节，父亲会带着我们全家回隆德镇奶奶家过年。年三十，没有电视、也无春晚、更无手机，大家就聚在一起聊天。郑叔和杨叔也会来，他俩同父亲天南海北神侃。喜欢听杨叔讲一些离奇的故事，但更多听到他们总在抱怨当下一些社会现象，周围似乎有太多让他们看不惯的人和事。奶奶堂屋昏黄的灯光照在他们身上，焦炭炉子火烧得很旺。他们可以守在炉火边通宵聊着那些我们认为毫无意义、不着边际的话题。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离家乡很远的一个城市工作，三叔和杨叔初中毕业后搭乘拉煤的火车赶到我父亲工作的城市做临工。父亲把刚分到一间小小的寝室给他们住，自己住到单位办公室。辛苦干了两个月，挣了几十块钱，高高兴兴回到隆德镇，发大财似的。父亲调回离家乡很近的城市后，杨叔只要进城就会看父亲，父亲也帮他联系一些木活。杨叔的老婆委实走得太早，孩子才两岁，杨叔只得又当爹又当妈，走哪都得把孩子带上。儿子上小学时就得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杨叔进了一家乡镇企业，没工夫照看孩子，但无论多忙，他都坚持看报写豆腐块文章，将发表过文章的报纸小心翼翼剪下收藏起来，也不轻易示人，但我父亲只要回隆德镇，杨叔就会把他的作品展示出来。孩子初中毕业那年，杨叔进的那家乡镇企业垮了，拖欠了员工半年工资。失业后，杨叔面对孩子是升学还是外出打工的艰难选择中。倘若我父亲那时还在世，抑或会给他好的建议，经济上帮助一点。实际上，这些事，我们当初一无所知，他后来的遭遇是我远离故乡的多年后再回隆德镇给父亲上坟时听他云淡风清地谈起。父亲过世后，我们与郑叔和杨叔几乎没有来往，远离故乡后，更是对他们的情况无从知晓。去年同母亲到隆德镇给父亲上坟，杨叔很意外出现在我们眼前。在三叔家，看到六十多岁的他头发全白了，整个人似乎缩小了一圈，宽大的衣服套在身上愈加显得单薄。尽管清瘦，却很精神，说话还是那样快而易激动。多年前，我是旁听者，听长辈聊着我不感兴趣的话题；多年后，我是参与者，听杨叔聊着那些远离我生活的话题。失业那年面临儿子升学，儿子想继续读书。杨叔说当时若有3000块钱就可让儿子读下去，然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于是，杨叔决定带着孩子去浙江打工。他在报纸上看到浙江嘉兴有不少小工厂要招人，就想去试试。先一个人去那边看看情况再考虑是否带孩子去。那年，他已四十多岁了，厂里大凡要年轻人。在浙江其他几个城市走了一圈后，他毅然决定让儿子过来，先在嘉兴找工作。儿子刚开始只能到饭店当服务员，虽说工资低但包吃。父子俩在郊区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买了辆旧自行车。儿子上班去了，杨叔就骑着旧自行车到处找工作。带着曾发表过的文章给应聘的单位看，总算应聘到一家工厂做门卫。杨叔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儿子在饭店也非常卖力。干了一段时间后，儿子不满足饭店这种毫无技术性的工作，想学门手艺。杨叔再三思忖，决定让儿子学修摩托车。儿子好学，很快就不用师付带，也渐渐不满足修摩托车，遂又学会了修小轿车。杨叔继续做门卫，仍坚持看报写作。父子俩的事被当地电视台采访报道。说起被采访一事，杨叔的眼睛倏然亮起来；但讲道儿子说书读少了，否则会把生意做大一点，眼光又蓦地暗下去。他还要一一讲述细节，我急于想知道接下来的事，嫌他太哆嗦，跑题太远，就赶紧问后来的事。当然，后来一切皆好起来。杨叔儿子不满足给別人打工，遂与別人一起开了一个专修小轿车的店，生意越来越好。再后来，父子俩离开了嘉兴，到海宁自己开店。儿子在家乡找了老婆后带回海宁，育有一儿一女。待孙儿孙女稍大一点，杨叔便又回到隆德镇，主要任务看报，研究隆德镇历史，准备重新编写地方志。三叔说杨叔这些事，之前从未听他讲过，只知道那些年他出去打工了。杨叔又滔滔不绝说着他的计划，直到我们离开时，他仍处于兴奋的状态。我们坐上镇上开往城里的车，透过车窗，看见他拼命向我们挥动着手臂，白发也随着手臂的摇动飞舞着，瘦小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再见，又不知何年。隆德镇在儿时我的眼里是繁华、热闹的。在故乡时，每年清明会去，自远离故乡，再去已是五年之后，一派萧条、破败。年轻人不愿待在小镇，上了年纪的人聚在一起无非是喝茶聊天、搓麻将。显然，郑叔与杨叔不属于这个行列，老一辈人而今也很少谈起他俩，更勿说年轻人。他们与镇上的人一直隔着距离，在自己的世界里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