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早上的忆苦餐
早餐吃什么？面包、汉堡、驼奶还是牛肉粉、营养粥、早茶？在时近年关，每天早餐吃什么选择困难的时候，我眼前又浮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老家除夕早上集体吃忆苦餐的情景。
那是一个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过年物资都是按计划供应。那时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每年除夕生产队都会以组织集体吃忆苦餐的方式，对全体社员进行忆苦思甜不忘本的教育，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传统教育方式和餐饮文化。
除夕这天大清早，在队长的一阵长长口哨声中，全队男女劳动力都会按时赶到生产队的晒谷坪集合，听众队长的安排。
除了正常农活外，队长会安排几位手脚麻利的家庭主妇负责把事先准备好的红萝卜、白萝卜、白菜、芥菜、甜菜、红薯等洗净、切好，放入一个大的荷叶锅里，加入一些特地准备的米糠、碎米、杂粮和食盐像煮粥一样，用柴火熬煮一个小时左右，一大锅饭不像饭、粥不像粥，土得掉牙的忆苦餐就做好了。
乍看起来，做好的忆苦餐，表面上跟那时的猪食、牛潲差不多，但比猪食和牛潲要干净卫生得多，原料也是经过挑选的，切得也要精细一些，米糠的分量要少得多，没放食油但放了食盐，煮出来也显得精致一些，相对要稍好进口一点。但吃忆苦餐是没有菜，比起平时一日三餐的白米饭差距还是很大。
早上八点正，队长又会吹一次口哨，然后会高声叫喊：“请全生产队男女老少自带碗筷和凳子到晒谷坪吃忆苦餐。
几分钟后，全生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共四十多人，拿着碗筷和长长短短、高高矮矮各种形状的凳子或椅子，从各家各户涌向晒谷坪，等待领取忆苦餐。
当时大队也有规定，每个生产队都得在除夕早上吃忆苦餐，大队干部还会交叉到各生产队来检查并进行体验，检查和体验情况还会在村里的广播里播送，好的当然得到表扬，做得不好的也会点名指出。
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正在吃奶的婴儿可以不吃忆苦餐外，其余人员都得吃。为便于清点人数，我们生产队的忆苦餐由会计和出纳共同分发，会计负责登记各户人数和姓名及缺席情况，出纳负责给每个社员装忆苦餐。
领到忆苦餐的就会在晒谷坪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圈而坐，边吃边听站在圈中心的队长讲话。队长讲话一般都会总结上年的工作，通报来年队里的发展规划。
队长讲完，就会请一、两位在解放前家里非常贫穷、受苦较多的老爷爷或老奶奶讲家史，诉说过去的苦难日子，诉说解放前生活如何困难，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后又是如何翻身过上幸福生活的。讲到动情处，好多人都会流下眼泪。
如有大队干部参加，也会在老爷爷、老奶奶讲完家史后发表“重要”讲话。一般先是讲讲一派大好的国内国际形势，然后讲吃忆苦餐的政治意义和重要性，最后也会展望一下大队美好的未来，赢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些小朋友对全生产队的人都集中在晒谷坪吃忆苦餐感到很新奇，也对不要出钱的“牙祭”好奇，有的还争着多要一些。但吃了几口以后就想倒掉或偷偷端回家喂猪。
这时队长就会即时发话了：每个人碗里的忆苦餐都必须由自己吃完，吃不完的，就算浪费粮食，要扣发来年的口粮。
这话一出口，各家的大人都会千方百计鼓励自家小孩吃完，整个晒谷坪能听到一阵碗筷交织碰撞的声音。
一些小朋友狼吞虎咽，不断地往口里扒，结果吃了一小半，地上掉了一大半，狗狗们却让他们给喂饱了，大人们在一边笑得既拍手又跺脚。
有一年，小妹那时只有两三岁，装的一小碗忆苦餐剩下最后几口吃不下了，急得哭了起来。坐在旁边的爷爷悄悄对她说，“吃完了忆苦餐，就给你发压岁钱。”
没想到爷爷话音未落，正要从口袋里去摸钱，小妹碗里的忆苦餐已经全部扒进了嘴里，小嘴变得鼓鼓的，弄得话都说不出来了，那样子逗得在场的其他小朋友和大人们捧腹大笑，有的把嘴里未咽下去的红薯、萝卜都喷到别人碗里去了。
每年的忆苦餐，虽然大家吃进嘴里的是小菜米糠难以下口，但全生产队的人都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大家却很开心。
特别是一些大人，借机教育自己的小孩，要好好读书，发狠做事，不然以后只能天天吃着米糠伴红薯的忆苦餐。
小孩子在大人们的激励下，像比赛一样吃忆苦的场面，令在场的人个个开怀大笑，让忆苦餐总是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依依不舍地结束。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土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好，生活水平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缺衣少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吃忆苦餐也成为历史和一段美好的回忆。
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我，也许是吃多了忆苦餐，自小发愤学习，在高中毕业时又正好赶上恢复高考的好时机，有幸百里挑一靠自己读书，跳出农门进了城市，有了好的工作，现在安居乐业。
虽然也是小少离家，但对养育我的故乡仍然是一片痴情，对曾经那欢声笑语的忆苦餐也是一往情深，念念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