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大学》（二）

七、“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与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中庸》首章最后一节点出“中和”，第二章才出现“中庸”一词，且以“时中”来解“中庸”，“庸”“和”与“时”，名虽有三，其义一也。

如果把“时中”理解为“时时合乎中道”，就浮在表面，未能尽“时中”之义。《中庸》26章开始一句“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承接《中庸》25章最后一句“故时措之宜也”，能“时”才能“久”，犹如“学”能“一贯”，才能成其“大”。大人之学非“多学而识”，同理，《中庸》所言“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先始而后终，单向流逝，不可逆转），而是德性意义上的“时”，唯有贯通终始而入于精微，才是“时中”。

“久”字在《中庸》中出现频次虽不高，但非常关键。明白了《中庸》26章首一句承接25章末一句，再看《中庸》3章“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正是承接《中庸》3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小人”即是庶民，没有贬义，小人肆无忌惮，与君子之时中相对立。君子能“时”，才能“久”；反之，小人不能“时”，故不能“久”。这个“久”是实义动词，《中庸》7章“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也在说这个“久”。

《中庸》以“时”与“久”来论“性”与“中庸”，犹如孔子常点出“恒”来论“学”。如孔子称赞颜子：“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一次生病，子路要为孔子祈祷，孝心可嘉。但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这个“久”字，有微言大义，只是子路不能心领神会。

“终始”不同于“先后”，儒家经典均言“终始”而不言“始终”，如《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人们能觉察到流逝的时间，但体会不到德性之“时”生生不息，如孔子曰：“知德者，鲜矣”。儒家经典把“始”“终”位置颠倒一下，有微言大义，“在后的”反而“在先”，目的就是要破除物理意义上的“时”，引导学者入于德性意义上的“时”。

中庸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如《中庸》首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均是在说“致广大”；“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则是落在“尽精微”上。“致广大”与“尽精微”只是一体两面，但《中庸》更侧重于阐幽显微。大学，大人之学也，《大学》除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一句与“时”相关以外，全篇文字主要围绕大人之学而展开。

《中庸》2章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大学》“诚意”章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两章均是以君子与小人相对举，但论述的角度不同。

《中庸》所言“时”，非物理之“时”，而是德性之“时”，对应《大学》所言“慎独”，“独”非身之独居独处，而是性德意义上的“独知”。阳明先生有诗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中庸》首章也点出“慎独”，通过做一段慎独功夫，全其“性”而反于“中”，这个“独”即通“性”与“中”。独，无对也，不贰也，“独”，看似独一无二，其实是贯通内外人我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独”，不是唯我独尊，而是仁以为己任，悲天悯人，道济天下，德性意义上的“君临天下”，才是“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做慎独功夫以全其德性，进而为“天下归仁”尽上自己的一份责任。

《大学》八条目以“正心”为核心，“正心”之前是修道功夫，“正心”之后为弘道事业，由心体开显大用。《大学》八条目自“格物”为“始”，以“明明德于天下”为“终”，只是自尽其心体之全体大用，真正功夫就落在“诚意”上，而“格物致知”被“诚意”所收摄。而“诚意”章以“自谦”（自慊于心）与“慎独”来解说“诚意”，唯有体会到这个本体意义上的“独”，诚意功夫才能晓得头脑。《中庸》以“慎独”功夫复其性体，《大学》以“慎独”功夫全其心体，解读《大学》“慎独”，须向《中庸》看齐。

横渠先生曰：“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小人肆无忌惮，闲居为不善，君子慎其独，君子而时中，但落在“性”上说，没有所谓君子之性与小人之性这个分别，故曰：“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落在“身”上，落在“修道”（修身以道）功夫上，君子与小人才体现出云泥之别。所以，做慎独功夫关键是要契入这个万物一体之“性”，贯通内外，也没有人我之分别。

朱子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朱子把“独”解释为“独知”，虽然不是身之独处，但对“人”而言“己”，有个背景在，还隔了一层没有通透，人我内外决裂为二，“独”的意义也被降低了。

“独”通“性”，本体意义上的“独”，对应性德之“知”，“格物致知”与“诚意”本是一贯功夫。朱子所言“独知”，虽下一“独”字，此“知”也不是性德之知，故不能把“格物致知”涵摄在其中。朱子注：“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认为在“格物致知”之外别有一段自修的功夫，正如小程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把“居敬”与“穷理”辟为两截用功夫。

八、“中庸其至矣乎” 与 “止于至善”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然而“中庸”是大本、达道，不是方法与原则，如果把“中”理解为“无过无不及”，只是落在“数”与“量”上，而不是“德”与“道”。《中庸》3章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大同小异，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应仅仅抓住“德”、“至”与“久”这三个字，来解读“中庸”。

《中庸》22章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以“至诚”尽其性，《大学》三纲领以“止于至善”来收尾，即是以“至善”全其心。故无善无恶不是“中”，为善去恶才趋向于“中”，止于至善才契入中庸。中庸是最圆满的德性，可谓至真、至善、至美，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折中”。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者不忘初心，积极进取，不是冒进，不是所谓“过之”；狷者有所不为，只是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而不是畏缩不前，不是所谓“不及”。如果望文生义，把“狂”“狷”分别视作“过”与“不及” ，认为“中道”就是在狂与狷之间进行折衷，不仅错解了狂狷，也把“中”理解得肤浅了。

对于《论语》此章，孟子解读得非常清楚：“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中道、狂者、狷者三者排序，犹如一个等差数列：最高为中行，其次为狂，又其次为狷。狂者必能“狷”，狷者未必能“狂”；能入于“中”，必然能够“狂”，狂者未必能入于“中”。故“中道”不是取中或折中，而是至极。

九、“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与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中庸》4章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愚者与不肖者之不及，很好理解，为什么会有“知者过之”与“贤者过之”，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通常把“中”曲解为“取中”“折中”，正是误读了孔子所言“过犹不及”所致。《荀子•宥坐》记载孔子通过观察鲁桓公庙之欹器“中则正，满则覆”而领悟中庸之道，决不可信。因为这是面向事物局限在数量上去求“中”，如此理解中庸，是粗糙的，肤浅的。

中庸本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日新之谓盛德，“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才是在践行中庸之道。如何面对“知者过之”？如果向“愚者不及也”这个方向退宿来解决“知者过之”，企图寻求一个“不知”也不“不愚”作为“中”，就把“中庸”曲解为“保守”“平庸”，不思进取，把中庸之道所蕴含的刚健有为精神给抹去了。

《中庸》4章曰“知者过之”，《中庸》6章却赞美“舜其大知也与”，决不能认为舜之“大知”会更“过之”。须知，舜之“大知”，此为德性之知；“知者过之”，此是“闻见之知”，属于自私用智。如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

要解决“知者过之”，关键是要“知本”。不在博学多识上用功夫，不是向外面袭取，而是要“守约”，做“自反”功夫以契入德性之知，进而由“知”而入于“仁”。全体本体再开显大用，如齐家治国乃至明明德于天下，就是“道之行也”。

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孟子云：“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为何有“贤者过之”？贤者不知而作，其行不能自慊于心，所谓“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要解决“贤者过之”，也是要由末反本。行如流水，“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这个“本”就是“自慊于心”。“自慊”属于“知”，且是德性之知，行自慊于心，“行”才有“本”。知行合一、知行并进，所谓“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