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上）

一九四一年，我的爷爷不幸英年早逝，那时爹才4岁，当不到四十岁的奶奶带着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为爷爷出殡的时候，满村人看了唏嘘不已，陪着落泪，认为这既穷又弱的一家子塌了顶梁柱，孤儿寡母的一时半会算爬不起来了。然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穷人有穷人的生计，穷家的孩子有穷家的活法。吃着奶奶用汗水浸泡出的粮食，加讨来的饭长起来的爹，身体强壮。到七岁时，看到同龄伙伴都上了学，就哭着闹着央求奶奶也要上学。

       

奶奶被爹哭闹得没办法，擦干泪后一咬牙，送爹进了即墨县某区办的完全小学，一来满足爹的哭闹要求，二来也好识几个字，装点装点门面，省得本家没有几个读书人。说来也怪，捡了块破瓦盆底当写字石板，用奶奶织的土布小包袱当书包的爹，进校后天分竟出奇地好。白天上学，下午放学后，继续割草挖野菜，晚上就着奶奶织布的豆油灯，在织机旁温习功课的爹，上了一年学，次次都考第一。当时学生兴跳级，学年底，爹一跃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这个没爹少粮的穷人家孩子，令本村的财主们大跌眼镜，每每看着这个穿着破衣烂衫、读书象喝水、成绩摁不住的穷小子，就感慨世事多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四年级结束时，爹又一次跳级到六年级。这样，六年的高小，爹只用了四年就读完毕业了。 

我的父亲（上）

那时读完了高小，如果再继续上学，就得报考位于城阳的中学。虽然解放了，家里还是穷，奶奶便不同意爹再上学。这次爹哭得更重，以致躺在炕上不吃饭，以绝食抗争要上学。极疼爱孩子的奶奶水米未进地陪着哭了几天后，仍然不松口。爹不忍心奶奶再哭下去，只得央求奶奶，借给他两块钱，让他去报考一下，只证明证明自己的水平，若考上了也不再上学，奶奶答应了。爹到城阳考完，便在那里等着发榜。当从拥挤的人群里看到了录取榜上有自己的名字时，爹又哭了。这一哭，直哭得声震树林，感天动地。

返程时，爹用仅剩的五毛钱买了一支竹笛，断断续续边走边吹，步行百余里回到家中。爹当时吹的曲子现在不得而知，我想，大概一定有《苏武牧羊》般的凄凉与悲壮。

不上学了,爹剃掉了分头,顶着庄户人的标准头型-----光头,开始了祖辈沿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穷惯了的奶奶总有些不甘心,也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挣钱过好日子的本事,便托本族一位在青岛纺织厂做事的大爷帮忙,将爹介绍给一家印染厂当学徒。

我的父亲（上）

要送爹到大城市了，家里竟买不起一套新衣服，奶奶只好照原布的颜色，到集市上扯了一尺布当补丁，将有破洞的旧衣裤缝补好。最发愁的是铺盖，家中的破棉絮是拿不出手的。当时村里一富庶人家有一条线毯，想借来带出去暂时一用，说好等发工钱给人家还新的，结果没借到。那时我的大（堂）哥刚一岁，盖着一条小花被，上面虽然水渍斑斑，但里外都是新的。母亲便将小花被拆洗并接长、缝好。就这样，爹穿着新布补丁的衣裤，抱着那条小花被，带着破碎了的上学梦，带着一个农村穷苦少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混不好决不回来的誓言，步行三十五里崎岖不平的乡间山路，到店集镇坐上了通往青岛的车，那是一九五一年的秋天，爹只有15岁。

我的父亲（上）

刚建国时的工厂还没有实行公私合营，爹学徒的印染厂老板，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资本家。当学徒期间工厂只管饭吃,不发工钱。爹跟着王师傅日复一日地漂布、印花，人小活重，度日如年。累极了他就常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掌握这门技术的要害，开一家印染厂，只动口不动手地挣钱那该有多好。

颜料调色配方是印染厂的命根子，每次调色时，都是老板的大女儿在车间一侧的实验室内拉上窗帘，配好各种颜料，洗干净量具后，稍一搅拌盛料桶，开门让工人进来抬。因为有了自己的想法（靠脑力凭技术而不是体力挣钱），父亲就时常留意实验室的动向。

        机遇还真垂青有准备的人，有一天，老板的女儿配完料后临时外出，因一时疏忽，忘记锁门，父亲赶紧瞅空进去，发现量桶、器皿上有没刷的颜料高度痕迹，他急忙看准刻度，分别用布条量好，暗记在心，悄悄学到了这个印花配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