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札记 1

1999-1-15

        晓星还在残夜里闪烁，晓月挂在西方的天边。天尚未露出曙色，气候非常寒冷。我跑到小区的路口，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就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司机正在暖烘烘的车厢里打瞌睡。听见有客人进来，立即精神抖擞地坐起来。“去火车站。”我简短地吩咐道.

        “好，今天还是第一个生意呢！我等了好久，都没等到生意。”司机是个中年男子，样子挺敦厚的。他不断地和我搭讪。我本来不准备乘出租车，因为重感冒，一夜没睡好。眼下又鼻塞难忍，浑身疲倦。所以才打的的。天还未方亮，路上行人稀少，车速很快，不一会就到了火车站。

        K84是双层列车，我票上的座位在下层7号靠窗的位子。下层坐得满满的，视野又低，感冒的我觉得很是压抑。坐了几分钟，我就来到了上层车厢，见上面大多数位子都空着。我就独自坐在窗边。

        天亮了，站台和铁轨都在冰冷的晨雾中。窗外的站台、站台上的送客，在往后移动了，而且越来越快。然后郊野出现在眼前。我想，儿子这时已经在学校里了。车厢里脚旁的散热器暖烘烘的，我困极了，便朦朦胧胧地睡着了，一直睡到常州。常州站上来了许多人，把整个车厢占满了，他们都是对号的。

        有两个三十多岁的男士要我让座，我坐的是他们的号。我就坐到对面的位子上。我对面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她雪白的脸上化了浓妆。黑色的眼影使眼白也显得黑沉沉的了。她戴一副眼镜，嘴唇涂得血红。身上穿着墨绿色的皮大衣。

        她独自默默地坐着，显得颇为端庄。后面斜对面座位上两个三十左右的女人，在和旁边几个同行的男人说笑。她们的声音那么响，有些旁若无人的样子。她们都操着普通话，听得出是北方人。“女人与男人争论总是讲不过男人的。”其中一人说。“那为什么？”一个男人问道。“女人一般言语表达能力不好，讲不清。”她笑了几声继续说道：“而且搞不好男人一生气就要打人，从前俗话说：好男不与女斗，而现在是：好女不与男斗。”他们都哈哈地笑起来，热闹得很。

        我对面的两个男人听着暗自笑笑。他们对坐在他们身旁的女子瞟了两眼，见她样子挺矜持，便没和她搭讪。后来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她就坐到窗边。把双手放到桌下的散热器上取暖。然后摘下眼镜放到手提箱里。

        我旁边的男子就开始跟她搭讪了。她是常州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名叫严晓兰。挺能讲的。她先吹了一通有关国内的保险市场的形势，后来又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不知怎么搞的，当她独自默坐时显得挺漂亮。而当她谈笑风生的时候，漂亮消失了，而且有股俗气。快到南京时候，她从衣袋里拿出通讯录，写上自己的姓名及电话，从本子上撕下来递给那男子，“我没带名片，这个留给你吧。欢迎来买保险呀！”

        那个男的捧着纸片认真注视了一会儿，“你叫严晓兰，对吧？”“是呀。”她轻声答道。“这个H是宅电吧？”他问得挺认真的。“是的，H是英文Home的意思。”她的英语发音很不准，带着浓重的乡土音。女子将通讯录和钢笔递给他，请他留姓名。他郑重地握着笔，踌躇了片刻，生怕书法写得不漂亮。他的姓名写得又大又草，接着又写上了宅电。

        省计委外经处进口登记证的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他先看我的申请表格，对我们公司的“三光”二字表示不满。“你这厂肯定是和日本合资的吧，怎么能取这样的名字呢？”“是嫌疑三光政策吗？”我玩笑似地说。“当然啦，”他的态度挺认真的，可不大像开玩笑。我向他解释了为什么取“三光”的原因，他还是不依不饶，“反正不该取那样的名字。”

        接着他向我了解进口黄铜丝的用途。听我详细地讲完后，他就到橱里拿了一份空白的登记证给我，让我去对面电脑打印。打印完后再盖章。我问他“要四十元钱吗？”“不用，你去惯了机电办吧？”他虽然谈不上怎么傲气，但待人一点也不客气。拿到登记证我很高兴，来到了另一幢机电办所在的小楼。推开房门，里面烟雾腾腾、烟气呛人。有两个客人坐在那里，同祝严长抽烟聊天。我把申请表摆到祝面前，那两个客人就起身告辞了。

          严抬起头说：“对不起，单子用完了。”“昨天我不是给你打电话的吗？你说可以来？”“昨天是昨天，今天用完了。”他言辞简练、不浪费口舌。“那能不能给我寄来？”我试探着问。“不能”他冷冷地答道。

      “你看那本大概四十多块钱”严对他对面的同事说。大概指刚才那两个客人送来的东西。“那这三分要改改。”“可以”他说完就用圆珠笔把有效期1990年1月4日划掉，写上2000年1月4日。然后走到另一个桌子旁，在修改过的地方盖上章。共要盖九个章，我帮他一页页地翻，他一个个章往下盖。

      中午时分，晴朗的空中太阳高照。鼓楼广场中央绿化带里花卉青翠可爱。法国梧桐树光秃秃的枝干和树梢伸展在街道的上空，而北京东路上高大的雪松仍是一派苍绿。在11路汽车上的时候，我犹豫了许久。要不要去父亲那儿呢？我的感冒那么重、儿子身体又不好，如果晚上九点钟到家未免太累了，而且又不放心孩子。因此到了鼓楼我就在路边小店里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由于感冒不去他家了。

        父亲要我多穿些衣服，预防正在北上的流感。这样我就在鼓楼乘了去火车站的1路。到了火车站售票处就买好了T3的票，才11点钟。我就在小店里吃了一碗牛肉面，吃完后来到广场前，这时才12点，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左右。

      车站广场的南端是玄武湖的一角，只见那一片银灰色的水色在阳光下闪烁。于是我想穿过广场的天桥，去湖边看看。在天桥上，有几个乡下女人，在盯着人家算命。我根本不信算命，但一是因为据说婶婶她们在浙江算得极准，这使我对此有了好奇心。二是反正时间尚早，在广场上干巴巴地等着也无聊，我就动了心。

      “算命要多少钱？”我问缠住我的那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脸上显出热情诚恳的样子,”“五块钱，算得不好分文不取。”我说：“我是不信算命的，不过我看看你算得准不准。”她看了一下我的手心，指着一条纹路说，“那是生命线。”然后又深深地看了一下，深沉地说：“你这个人呀，心里有烦恼呢，但是你不把它摆在脸上。你婚姻上有过挫折，你要结第二次婚的。”

        我心里一惊，我什么话也没说呀，怎么这么准？但我还是想搞搞清楚。“你说错了，我的婚姻很正常。”她解释道：“你的婚姻不理想，以后要结第二次婚的。”她又深深地看了我一下，“在你的事业上有两个小人在嫉妒你。”我说：“没有呀。”“你在94—96年发过财，后来又失过财。”我说；“瞎说”她解释道，“发了财须失掉些，这样以后会再来呀。”她又深深地看了看我，“你这人好就好在一双眼睛生得好，你有奇才，到2009年你会发大财。”我表示不信。

      她说：“不相信你抽个签吧。”说罢从衣袋里掏出一小叠折好的红纸，让我抽三张。我随便抽了三张出来。她打开纸，上面用彩笔画的观音菩萨和一些字。“你看，菩萨保佑你。”又打开第二张，“你瞧，出门就有摇钱树。”最后一张写着：“发财”两个大字。“看，祝你发财！”

        T3次列车从南京站缓缓地开出，车厢里的暖气太热了。人们都脱下了外衣，我也脱了棉夹克，但还是热，两脚又湿又胀。阳光从窗子里射进来，我拉上了蓝色的窗帘。我旁边的座位空着，后面的老头是个日本人，走道对面的青年人时而和他讲几句日语。

        前面座位上有四个三十几岁的男子，他们泡了茶，大声讲着话，语言颇不雅。有个长相还可以，他脱了外衣还不算，又赤着双脚，起先躺着，后来又坐着。乘警走到他跟前，对他缓缓地行了个礼，意思是叫他将袜子穿起来。乘警转身走了。他并没有穿，其中一个伙伴用生硬的可笑的普通话说：“一点也不文明。”后来冲茶的女乘务员过来给他对面的同伴倒水，她有点害羞是地背对他，微笑着用上海话说；“快穿起来吧。”

      他们中的一个伙伴就起哄似地说：“你这小子真叫还是冬天，要是夏天，你要光屁股呢。”另一个伙伴接着说，“他有那种裸露癖。”那人将袜子穿好，用苏州话对女乘务员说：“再给我加点水，喝完这杯茶，就到苏州了。”

        下了火车外面空气很清新。我上了1路汽车，没上来多少人就开车了。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回家了。从大城市回来，就觉得眼前的苏州又小又乱。车到了察院场，再去转乘了3路车。等了十分钟左右，挤上了车。外面的街道和建筑仿佛变得狭小了。我在西环路下车，先回家放了一袋资料，再拿上买菜用的包去市场。一路上，我觉得环境不如以前美了，一切都有种陌生感了。才离开了家乡一天，人的视觉感受竟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买好菜回到楼下，儿子在楼梯的窗口叫我，我们便一同回家了。

木槿花 美人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