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合作社的前前后后（1）
陕甘宁边区山大沟深，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因此，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教育方面，当地不但要有正规的村校，还要有读报组和识字组。吴起县从1942年开始办夜校。落户杨青村的宗维岳响应党的号召，将自己几个娃娃住的地方腾出来开办夜校。他自己出灯油，出地方，亲自给学生讲课。
宗维岳开办夜校，实在也是对爷爷遗言的一种自我秉承。因为，老贡爷在世时，常对他说，你们无论走到哪，一定要把学到的知识传播开来。人们只要有了文化知识后，才能懂道理，明是非，早日摆脱贫困。再看村里一帮年轻人，一个个长得光眉俊眼的，精精灵灵，可惜都是一些睁眼瞎子。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今，正赶上边区政府开展识字运动，提倡群众学文化，他便急急的行动起来，在村里开办起了第一所夜校（后来改为冬学）。夜校行动得到了管区干部王生华的热烈支持。
听村里老年人说，那时候杨青村的文化教育特别落后，到了过年，大人领着娃娃步行到几十华里地的吴起镇去制买年货。看见有钱人家门上贴着对联，娃娃爱的不行，也买上几张红纸回来。可满庄找不下个识字人，没办法就用锅里的灰兑上水，然后用小茶碗蘸上锅灰，拓上几个圈圈，就代替对联。宗维岳一家来到村里，全村人才能贴上鲜红的对联。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三四，附近的大人娃娃就争抢着大老远过来，拿着红纸请给写对联。宗维岳在百忙中，和家里的两个儿子，半夜熬着灯油，让老伴扫了自家的锅底灰，兑上鸡蛋清子，让小儿子磨好墨。为了满足群众的愿望，他们父子三人一直要忙活到大年三十那天才能写完。村人们拿到自己心爱的对联
当时一些群众的思想觉悟不高，担心娃娃入了公学就成了公家人（指青民兵），因此使学生人数急剧下降。1947年又遇上胡宗南进犯陕边区，学校大部分停办，老师都搞了战勤。1950年又按原辖区恢复了吴起县设置。可由于山大沟深，交通闭塞，人民群众对学习文化认识不足，后来经各方面的宣传鼓动，全县在干部送子女入学的带动下，又恢复整顿了各区普小学，几处完校，一处县完校。
杨青村在住村干部安代和宗维岳的协助下，恢复了杨青冬学，并改为夜校。入学人员有宗德兴，康全功，康全丰，宗俊义，宗俊发，以及康明章的两个儿子，宗永庆的大儿子等13人。这些学员全是一些光不浪后生，一个女娃娃也没有。因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长期宣扬儒家的三纲五常的封建论理道德，三座大山压在妇女头上，妇女们叫苦连天。当时有人新作了一首歌曲叫《旧社会》，歌词唱出了妇女的苦衷和磨难：
旧社会好比是黑个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最底层，看不见的太阳，看不见的天，数不清的日月，数不清的年，做不完的牛马活，受不尽的苦……谁来搭救她们……
土地改革后，广大贫农雇农和部分中农分到了土地和牛羊牲畜，生产情绪得到进一步提高和稳定，但由于他们刚刚翻身，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加之受个体经济的限制，在生产中发生的许多困难不好解决。1952年春季，按照中央指示，吴起县通过示范和帮助全区乡在个体经营的基础上，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由变工队到常年互助合作组。
当时，杨青庄在宗维岳和康全功的率先带头下，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他们两人率先和本村五户人（石湾宗维岳，康家的康明章，磨窑宗永良，上屹崂宗海宽，小窑子宗永庆）组建了互助组。宗维岳担任组长。这期间，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还都归私人所有，只是在劳动上变工的集体进行。
那一年，全县有20多户的农户都参加了互助组，大多数能发挥集体生产优势，增了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较为突出的是杨青和郭畔两个互助组，曾被县上树立为典型。尤其是杨清，在宗维岳的带动下，搞得较好。也有些互助组因缺少经验，春季组织起来，到了秋季就散伙了。
农业合作社的建立，起步阶段是初级社。1952年12月，延安地委合作互助会议后，吴起县委遵循会议精神，由县控制重点试办，在普遍发展互助组的同时，于1953年春季，在杨青郭畔两个较好互助基础上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元月中旬，在干部学习建社方针的基础上，县委派了四名干部前往杨青和郭畔，指点办社。首先教育群众从认识互助形式的弱点和不适应性，要另搞一种生产组织形式来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三月中旬，县委书记王忠诚亲自下到两组指导，协助建社，帮助解决入社的土地、牲畜、肥料和劳力等问题，并选举了社长、党代表和会计，讨论制定了社章，规定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仍归社员个人所有。只是在秋后收入内扣除土地、牲畜和粪肥部分，剩余按劳动分红。自此，吴起县委最早的两个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杨青全村共有13户99人参加了合作社。按上面的政策，在生产计划和劳动力使用上，统一由社长安排，生产管理采取死分活评，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在收益分配上，一般采取定产分配制。即先扣除土地、牲畜、粪肥价、公积金、公益金部分，余则按劳分配。
为此，县委书记王忠诚领人下到杨青村，组织社员选举初级农业合作社的领导。他在会上说：今天是选举大会，在座的人人都有选举权，选你们心中的领导人，也就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和党代表。这是我们党和毛主席给人民群众指引下的一条新得更加辉煌的道路。这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新的辉煌的、曲折的、艰巨的道路上，我们陕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为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不怕劳苦，大踏步向前走，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一个崭新辉煌的新中国……
台下的社员们一片掌声，紧接着杨青村历史上第一次选举活动开始了。群众一人不少的选票，选出了他们心目中的领路人。宗维岳为初级生产合作社社长，康全功为党代表兼会计（在此之前，大哥在延安干校学习经营管理一年）。
会议结束后，被选为新任社长的宗维岳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党和群众交给自己这个重大的任务，能不能搞好，眼下他心中还没个底。可他又一想，既然党和群众如此信任自己，把全社几千人的重担子交给自己，自己又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服从组织地安排呢。既然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看准和信任自己，就决不能辜负大家对自己的希望。这也是党组织对自己的栽培和考验。而今，国家刚从解放战争进入建国，需要大批人才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在这样紧要关头，自己一定要站出来，为党分担工作，来改变这个贫穷而落后的山区面貌，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
从那一刻起，我的公爹宗维岳立马周密地筹划了办社的准备工作。
当选的我的大哥康全功生于旧社会，长在战乱年代，小时候因为家贫，7岁就给地主家放羊拦牛，没进过学堂。那时，父亲每天晚上在油灯下教他认十个生字，还教他打算盘。后来宗维岳在杨青办起夜校，他和村里的同伴们都参加了夜校学文化。12岁时，他加入了少年儿童团，在山上站岗放哨。山顶上有哨所，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组，身边放一堆柴火，一旦敌人进山，他们就点燃湿柴火。因为湿柴火煨烟，为红军传递信号，还送鸡毛信等工作。
回家的康全功心事正浓，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墙而住的宗社长，上门找他商量办社的事。商量后，两人分头挨家挨户进行细致的群众工作，宣传政府的材料和文件。刚解放初期，老农们大多数思想保守落后，打不破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耕地一对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而今大家都说，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够好了，一不跑贼，二不揽工，三有了自己的田地，想种啥就种啥。农民们有吃有穿，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关于政府提倡加入合作社的新政策，人们对未来的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眼下还摸不着头脑。
大家都是踩着石头过河呢，摸索着一步一步往前走。一圈回来，宗社长说，人常说，万事开头难，我看此事还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地来。我们党的政策向来都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和群众把关系搞好了，群众就拥护我们。我们的工作就好开展，入社的人就能扩大。首先我们给群众把道理讲清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当群众从中领悟和理解了含义和好处，到那时入社的事自然会迎刃而解。康全功觉得老社长说得在理，就说那好，咱们就多和群众交谈。
经过一段时间，在两人的耐心引导下，全村有五户人家成立起了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
合作社刚成立时，延安地区和县委在杨青举行了千人大会，庆祝吴起县建国后第一个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头一炮打响后，杨青合作社又起名叫青春一社。大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群众，纷纷赶来参与。会前，县乐队和当地群众互相拉唱了《东方红》歌曲。延安地区还为村子赠送了一面五星红旗。会中间，地区和县委有关人员分别讲了话。宗维岳社长和康全功也上台露了脸。台下一片掌声，杨青村上空红旗飘扬，一片热闹。
初级合作社成立的当年，地里收成好，几户入社的社员，每人分到2000多斤粮食，单干户每人收了1000多斤的粮。到了冬天，全村30多户人全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后，在上面的指导下，村里取消了初级社，组织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合作社在生产管理上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由合作社统一安排，收益分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宗维岳继续担任高级社社长。
杨青的领路人宗维岳，当时五十出头，中等个头，身体略有点单薄，但人精干，白羊肚子手巾向后挽着，浓眉大眼。虽说五十多了，看上去很有气质的，可见年轻时也算一表人才。他胸襟开阔，精明能干，处事公道，按庄稼人的话来说，算个能说会道的能人。在洛河川上下提起他的名字，多数人都知道。他在户族和当地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能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对工作认真，一天到晚为高级社的事忙来忙去，没有一点闲工夫，不是组织社员开会，就是学习传达上面的新政策。
50年代初期，我国刚解放，人们都有一种争先进当模范，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力量的热情。尤其是担任社长的宗维岳，更是忙上加忙，百忙中他还要抽空看看报纸，了解上面目前如何建设新农村和新气象的政策。他谋事筹划指挥，给高级社办了许多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事。而今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杨青广大人民群众，他工作踏实，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爱戴和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