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八八：一以贯之，不贰其心

《传习录》一八八：一以贯之，不贰其心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功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圣人论学，如良医诊病开药，虽然因病立方，方方不同。而诊病开药的机理却是相同的。凡需要“搀和兼搭”才能见效的，或者算不上良医善方，或者是患者没有认真遵医嘱服药。

王阳明同聂文蔚讲及的就是这个道理。尧舜而起，孔子以下，圣贤虽不至于比比皆是，却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学者之所以能在万千人中将圣贤识认出来，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认定圣贤的学说能够切实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像患者认定某位良医能够医治自己的病一样。如果认定了某位良医，却又不肯认真遵医嘱使用他因病开就的药方，还要自作主张去另寻几味药加进来，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见疗效。如此做，实在是一桩极荒唐的事。然而，正是这样一桩极荒唐的事，求学的学者中却每天都在上演着。

圣贤讲学，多是因时因事因人制宜，虽然他们的说法好像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因为贯穿天地之间的，原本就只有一个性——人性，只有一个理——天理，只有一个知——良知，只有这一件事——“致良知”而已。因此大凡就古人论学上讲说功夫，完全不需要再为掺杂搭配去讲说，本来就是融汇贯通的。如果有人认为需要掺杂搭配来讲说，便是他自己的功夫还不够明白透彻。

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一定要掺杂搭配上“致良知”才算是完备，这其实是因为他对“集义”的功夫还不够明白透彻罢了。“集义”的功夫不够明白透彻，才又要另外牵累出“致良知”来掺杂搭配以求完备。而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掺杂搭配“勿忘勿助”的功夫才算完备的，也是因为对“致良知”的功夫尚未明白透彻。“致良知”的功夫未能明白透彻到位，才又牵累出“勿忘勿助”来掺杂搭配以求完备。类似这样的，都只是试图从字义上牵强附会解释以求融会贯通，而没有从自己实际功夫上去体悟，因此论证得越精密，偏离圣道就越远。

文蔚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致知”“穷理”以及“勿忘勿助”等学说，还不时会有试图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已经走在康庄大道上，但有时仍会出现迂回反复的情况，等到功夫纯熟以后，这种状况自然也就消失了。

《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下的“大本达道”，是圣人立说的根本机理，也是良医因病立方的内在遵循。王阳明讲“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此处通彼处不通的要么压根不是“大本达道”，要么是人没有真正“见得”。

“致良知”真正明白透彻时，是光耀世事的。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倘若还需要借别的光掺杂搭配来照明，根本只有一个，“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到位，还没有达到明白透彻的程度。

笃信、笃行“致良知”到明白透彻程度时，自然能一以贯之，不贰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