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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棒儿二爷

2023-03-02  本文已影响0人  风语者1990

郑重声明: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干棒儿二爷,外号二干棒儿,大名叫周济学,本家行二。是我家住老宅时的邻居,一个有七八亩大的大院子的主人。

大宅院子的门口,位于一个丁字胡同的东北角。往南的小胡同最里头,就是我家的老宅院儿。往西,大约走上400米左右,是一条南北大街。这条大街往南,通到村里的另一条东西大街;往北,则一路通到镇上。村里的小学就在村北口,这条南北大街的路西。

从记事儿起到十一二岁,除了上学,儿时所有的世界,上学、玩耍、打架,苦恼和欢乐,都在这个由一条大街,两条胡同,和一个大宅院子组成和扩展的天地里。

干棒儿,在鲁西一片的方言中,本义是用来形容一段儿干枯短小的树枝儿的。与枯干,干巴,瘦小是一个意思。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干棒儿”这个词儿,在农村人的嘴里,也能用来称呼一个没父、没母、没兄、没弟,无妻、无儿、无女的可怜人。

据说,干棒儿二爷的爹娘和一个哥哥,是在42、43年大灾荒时,外出逃荒的路上先后饿死的。十多岁的他被一处好心人家收留,极幸运地活了下来。灾荒过后,村里外出逃荒的人陆续回来。隔了几年,他也跑了回来。从此,就一个人过起了日子,也成了村里人眼里嘴里的“二干棒儿”。

干棒儿二爷的街坊辈分儿大。与我们不同姓,却又被包围在我们这一大姓户人家中间。农村人没文化,不知道尊重人,凡事儿都论家族大小。而他的几户远枝儿本家,都在大街南里住,彼此平时也极少来往。虽然他年龄不大,但村里流传下来的习惯,都按辈份儿叫人。所以,这附近街巷胡同里,上点岁数懂点礼儿的,尊称地喊他个二爷,或者喊他济学二爷,他便喜眉笑眼;年轻点儿的,就称呼他二干棒儿爷,他就木憨着脸儿,待答不理;但在小孩子们的嘴里,大都戏谑地喊他“二干棒儿”。因为觉得这好玩儿,刺激,让人热血上头……

“二干棒儿,住坯房,下身短,上身长,娶不上媳妇当和尚……” 每当这不知道最先是谁编排,带着笑话甚至羞辱意思的顺口溜,被小孩子们扯着嗓子喊起来的时候,干棒儿二爷脸儿就气的乌黑。捡起大院里别人存放的花柴竿,嘴里嘟囔着骂着,作势要追要打,孩子们便嗡地散开,顺着胡同往西跑出百十米,一个个兴奋的小脸儿涨红。扭回身儿瞪着眼,拉着架势,随时准备着再跑个一二百米。

淘气的孩子也不是没被干棒儿二爷逮住过。刚抬手打两下,孩子便杀猪般地喊叫,引来了护犊子的孩子娘。一拉一劝,干棒儿二爷只得悻悻地罢手。有一次下手重了,一个小孩子手上腿上见了血印儿,孩子爹娘便拉住干棒儿二爷不拉倒儿。干棒二爷脸上挨了二个巴掌,身上也挨了几脚。多亏懂礼儿又有威望的三宝爷及时出面解劝,约定由孩子爹娘管束孩子,今后不再痞性喊人外号;干棒儿二爷则赔不是道歉,并出了一块钱的医药费,孩子的父母才算放手。但小孩子们死性不改,没过几天,又随着一帮子大小孩子,在放学后,堵在大院子门口,听着院子里有动静,就轮番呼喊:“二干棒儿,住坯房,下身短,上身长,娶不上媳妇当和尚……”  干棒儿二爷在院子里,大声地喝骂几句,却也不再出来追撵。

时间久了,在一茬茬儿的小孩子们嘴里的“二干棒儿”声中,干棒儿二爷也气饱了,性子也磨下来。再有三五个小孩儿挑衅地围着喊他“二干棒儿”时,他要么铁青着脸不搭理,要么扭身就走,弄的小孩子们倒觉得无趣。慢慢地,二干棒儿便正式成了绰号。

父亲有时问他,他看着眼前的这七八亩大的宅院子,叹口气,说:“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要气死了,这么大的宅子,便宜谁呢!”

我记事儿那年,干棒儿二爷应该是42岁。

干棒儿二爷个头不高,1米6多点儿的身板儿。冬瓜脸儿,上下窄,中庭阔;眼不大,厚眼皮,鼻子扁平。脸上和嘴巴两边,早早地长出了好多深浅不一的皱纹。上身儿壮实,两条腿却显得瘦。夏天时穿一件对襟儿的粗布白衫,下身是一条极薄的灰裤。有风时,裤脚儿就绕着脚脖儿飘来荡去。冬天穿一套黑粗布的棉袄棉裤,外面披一件绿色的、里子上有着长绒毛的棉大衣,脚上穿一双黄牛皮的翻毛大头鞋。头上除了冬天箍个白手巾,其它的季节,永远都是戴一顶农村里常见的、麦秸莛子编的黄草帽儿。

干棒儿二爷身体壮实,印象中好像没得过啥病,似乎连感冒也没有。因为每天跑到他大院子里玩时,都能看见他或是在院子里坐着,或是进进出出地忙活。门前空地儿的东边儿,有一对儿农村里礅地用的石轱辘,中间用一根一米多长,虎口粗的棍子穿着,他每天都要嗨嗨嗨地举上十几个,我问那叫啥?他说是练功用的,让我掂一掂,我憋的小脸儿通红,也没能摇动半分。有时候他还抻胳臂拽腿儿,练上一套不知名的拳脚,看着不太熟练也不大连贯,没见过啥世面的我和小伙伴儿,就觉得很神奇,眼里脸上放出光,干棒儿二爷的神色就很有些得意。

他爱干净,门前西边的一棵槐树下,永远有一个灰色的洋漆盆子。夏天时,用一条毛巾不时地浑身上下擦着;冬天就关上门儿,在屋里用毛巾沾着凉水洗。长大了才知道那叫冷水浴,对身体极有好处。 有时候跑到他屋里玩儿,冲门儿是一张方桌,一边一把太师椅,跟我家的一模一样。挨着东墙,是一字排开的两个大水缸;挨着水缸栽着一根棍子,棍子上头顶着几条擦脸用的白毛巾。西头儿那间,是一个南北通间、能烧火的暖炕。西边门后,盘着一个用来做饭的灶台。屋地很干净,不像西边那个老奶奶家,屋里没有那种呛得让人进去就想跑的怪味儿。

干棒儿二爷平时话不多。说话时声音细里有点尖,事儿急时就带着点磕巴。平时老爱嗯嗯地清嗓子,吐痰却像发暗器一样极有准头儿。七岁那年夏天,我和一个天天跟我长一块儿的小伙伴儿,亲眼见他坐在屋前空地的马扎上,两肩往上一架,清一下嗓子,运一口气,一口唾沫儿直飞出去,准准地糊住了两米开外地上的大黄蚂蚁洞口。被粘住的两只蚂蚁拼命挣扎,其它的黄蚂蚁围成一圈儿,打着转儿,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从天而降的灾难,也不知怎么搭救自己的同伴儿。

对干棒儿二爷来说,这是他平时闲极无聊、用来打发时光的小把戏。但在我和小伙伴儿看来,简直就是与“敌”对战时的“独门神技”。想像着与班里老是欺负我的刘小军那厮开战,一口唾沫糊住他的眼,再上去一顿拳脚,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打个呼哨,扬长而去的情景,实在是痛快!解气!

于是,就缠着干棒儿二爷讲说这“神技”的要领,又找到一个蚂蚁洞,练习了半天,还是不能把唾沫聚成团儿,狠狠地砸在蚂蚁洞口上。倒是一阵风刮过来,唾沫反被吹落到自己脸上,看得小伙伴和干棒儿二爷哈哈大笑。

干棒儿二爷不太喜欢有小孩儿到他院儿里玩儿。有时候,孩子们你一团儿我一伙儿地在院子里干仗、疯跑,闹哄得过分时,他就举着一个大扫帚往外轰撵,但却很少撵我们。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俩不费力气,不淘烦人。又一字一顿地说:“主要是你们家大人讲理儿!他们那几个,磕着碰着,我说不清。”

父亲说我与干棒儿二爷有些缘分。

而我与干棒儿二爷的缘分,又缘于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

在家里的众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小。听母亲讲,刚落生时,我又白又胖,粉团儿似的。长到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因一场感冒转成了肺炎。先是在村里拿点药,打点针儿,不起作用。后由肺炎而化脓,生出积液,眼见着一日重于一日。父亲焦急地托人四处打听,打听到临县镇上的一家医院。只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家医院里,当年有几个从天津城大医院里“下放”来的、副主任级别的专家医生,医术在当地很有名。

那时候,村里还是生产队,家家都得靠出劳力挣公分儿活命。从年头忙到年尾,多数人家也都分不到几块钱。我家孩子多,就靠父亲母亲两个整劳力出工。年景好的时候,能分到个两、三块钱;年景差的时候,还得倒欠生产队里饥荒。

为给我治病,父亲把家里能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又到街坊和要好朋友那儿,把能借的借了个遍儿,仅凑了二十多块钱。拉着排子车送我和母亲住进了那家医院。

奇怪的是,那时候最好的消炎针药是青霉素、链霉素,我却因为有过敏反应不能使用,医院里也没有其它有效果的消炎针。医生写了一个处方,于是,父亲就借了舅舅家一辆破的连铃铛都没有的自行车,从此每天奔波在周边四五十里地范围内的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找一种叫红霉素的消炎针。

那个年代,就这种普通的消炎针,也不是哪里都能找到和买到。即便是你有钱。所以,有时候父亲跑上一天,累的满身是汗,却空手而归。

医院里的专家们对于我这种病症,因为没有足够可用和有效的针药,也渐渐变得束手无策。我的病也愈发严重,积液越来越多,天天啼哭。医生触诊时,小肚儿涨得一敲蹦蹦响 。母亲从住院起,天天流泪,脸上就没干过。更要命的是,住了一个半月,父亲身上带的二十多块钱也快花完了,而我的病却没啥起色。

立秋了,天气转凉,母亲让父亲回家去拿点厚衣裳和被子。邻居们听说父亲回来,关心地来家探问我的病情。父亲一边说一边掉泪。一个叔伯爷爷把父亲拉到一边,叹着气对父亲说:“给孩子先预备点小衣服吧。孩子没能活成人的命,有啥法子呢” 父亲的泪更是止不住。

到了傍晚儿,从来不串门,也不和邻居主动交往的干棒儿二爷来家里喊门。没进家,就站在街门儿口,问了问我的病情,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灰布小方手巾,对父亲说:“这些年我也没攒下几个儿。这是十三块,你先拿着给孩子看病用吧,在医院里医生总能想点法儿,还有点儿指望!怎么着也是条命呢!” 又说:“也别老想着以后了,先顾着眼前再说吧!” 父亲接过钱,两腿一软,干棒儿二爷赶紧拉住,打个招呼,转身走了。

病急乱投医的父亲,在舅舅的参谋下,在舅舅家临村里请了个阴阳先生襄助。先生说我生来就该有这一难儿。要救,他得想办法去那边儿求情捞人。

纳闷又无措的医生,跟父亲商量,决定开刀做手术,得取下根肋骨,死马当活马医治,来挽救我这条小命儿。取根肋骨的治疗方案吓坏了父亲。父亲跑到先生那儿求主意,先生郑重地嘱咐父亲说:千万别让他们开刀,开了刀我这儿就管不成了!又说,如果到了某一天的正晌午,日头一偏,如果见好,就好了;如果不见好,那就是你命里不该有这个孩子。

父亲信了先生的话,坚决地没让开刀。

世间的事儿怪地很。听母亲说,那一天,我从早上起,就不住气地一直哭到到中午,小肚儿涨的像个气蛤蟆儿,小胳膊小腿儿也憋的乌青发黑。吓得父亲不时地跑出去,紧张地看着日头。等到日头偏了以后,病床上的我,也许是哭得太累了,也许是烧的迷糊了,哭声渐渐变小,到最后睡着了。

父亲还是四处找那种红霉素针来打,再配着些能吃的药,慢慢地,我竟渐渐地好了起来。

在医院又住了近一个月,这天医生检查后,对父亲说,问题不大,孩子可以出院了。主治医生操着一口浓重的天津话说:“想不到这么小的小孩儿,得个这么难治的病。长大一定是个有福气的人喲!”

父亲拉着排子车,把母亲和我接回家,周围的邻居听说后,都跑来看稀罕。母亲抱着我,邻居们嘴里啧啧地逗着。这时的我,变得又黑又瘦,活脱脱地像换了个人。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抱着我,专门跑到干棒儿二爷家表达感激。干棒儿二爷看着我,高兴地笑着,伸出手逗着我的小脸儿,说:这个小孩儿,命还真不小哩!我看着眼前这个生人,小嘴儿一咧,竟笑了。

父亲指着母亲怀里尚不懂事儿的我说:“这个二爷,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哪!”

长大了点后,我和一个小伙伴,天天拿着个小铲子,跑到干棒儿二爷家的大院子里,挖土,和泥,刨蚂蚁洞,常常听不见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直到母亲站到身后,作势要打时,才不情愿地跟着跑回家。

干棒儿二爷的大院儿不方正,前窄后宽。院子西边儿是直的,挨着五户人家。院子的东边儿不是条直线,东南角是另一户人家,就像一整块儿豆腐被切下了一小块儿,整个院子就成了一个拐把儿样的多边形。

从院门口往里走,一条干硬的小路通往院内。小路西边,是三四垛邻家常年堆放在那里的花柴杆、玉米杆儿和乱树枝。东边,是一片梧桐树。再往里,就是些长了一、二十年的大树。大腿粗的,腰粗的。有槐树,有榆树,但没有一棵果树,也没有农村人家里常有的枣树。树都长的一两房高,枝叶繁茂。到了夏天,遮天蔽日,阴腾腾地凉快。左邻右舍的男人们,光着上身儿,惦个板凳儿,端上碗,来到一座下砖上土的三间土房前,找个空地儿,散乱地坐下,边吃边说着地里的农活儿,前街后店儿、十里八村听来的新鲜事儿。一顿饭很快进了肚,碗见了底儿。没走的,干棒儿二爷就给每人再倒碗开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图别的,就图这儿比家里敞亮、凉快。

到了晚上,小孩子们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打着手电,一棵一棵地绕着树转,尖着眼睛,逮一种叫“知了猴”的蝉蛹。逮着的,高兴的大呼小叫;逮不着的,心里就悻悻的,气别人比自己逮的多。走运时,一棵树就能抓上五六只,一个晚上能逮几十个。大人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把“蝉蛹”泡到水里,拿盐腌上。第二天洗干净,搁锅里拿油炸一炸,对于穷的常年没钱卖肉解馋的人家儿,就是一顿美美的大餐。

虽然整个儿大院儿都是干棒儿二爷的,但他却很少加入这只队伍。他一个人过,每年都能攒上几个钱儿,也就能每隔半月二十天,到三里地外的集上,割上二两肉,回家炒一炒。肉香便随着烟气,弥漫到附近的几户人家。不一会儿,就传来邻居家孩子的哭声和大人们的打骂声。

每年到六七月的时候,父亲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让我去,给干棒儿二爷送些自己种的北瓜茄子豆角;到了阴历九月,家里的枣树打了枣儿,母亲就装上满满一盆,让我端着给干棒儿二爷送去尝鲜。也捎带着让我问问干棒儿二爷,有没有需要拆洗缝补的衣服,顺便拿回来。

慢慢长大点儿了,父亲就隔长不短地跟我讲小时候得病的“神奇”经历,讲干棒儿二爷如何拿了钱给我救命。我再见到干棒儿二爷的时候,心里就多了几分的亲近和感激。

但那个带给我无尽乐趣的大院子,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迷。一次,我好奇地问父亲,“后院儿那个干棒儿二爷,为啥一个人住个那么大的院子,咱家的院子为啥就这么小?”

父亲摸着我的头笑笑,叹口气说:这事儿说来话长。正是这个大院子,你这个二爷才遭人惦记,才有人眼气眼红。

大院子是在干棒儿二爷的爷爷手里置办下来的。

干棒儿二爷的爷爷是个油瓶儿。本是十里外殿上村王家的娃娃,因爹死了,自家的叔伯又容不下,娘心痛他小,就带着他改嫁来到了周家。周老满前边的媳妇留下二个孩子,没人照管,因图他娘长的好看,才没多嫌他是个油瓶儿。从此,就随周家,改姓叫周西仁。

不幸总是追着不幸的人。生活也总是欺软怕硬。来周家不上三年,他娘又因为难产,撒手而去。临死时拉着他的手,怎么都不肯闭眼。周老满又续了三房,从此,后爹对他不管不问,后娘嫌他命里带煞,常年没个好脸。两个哥哥又天天作践他,吃饭也是饱一顿饥一顿。好容易熬到十七岁,媒人上门说亲,后爹后娘不盖房不出聘,自没有哪家肯把闺女嫁过来。多亏本族人周八爷说了些公道话,周老满和后娘架不住街坊邻里们的议论,一商量,才花了十几个铜子儿,在村子东北要了三分荒地,胡乱盖了间草房,远远地打发了,图个眼前干净,生死由他去。

周西仁离了狼窝,倒生出一些骨气。看着破烂的家,一狠心便往天津投了袁世凯的新军。十多年后,二干棒儿的爷爷发了财回了家,还带来个小手小脚的河南女人。周西仁重新翻盖了三间房,又买下了50亩好田,寻了个榨油卖油的营生,从此安顿下来。那时村里还没多少户人家儿,周西仁便把周边的荒地一扩再扩,扎了篱笆,就有了后来大院儿的雏形。地保带人找茬,周西仁又花了二两半银子,让地保给出了地契,从此大宅子便名正言顺有了正主儿。后来油坊的生意慢慢越做越大,周西仁和一个伙计忙不过来,就又雇了四个伙计。不到五年,日子便红火起来,成了周边有名的富户。奈何子嗣不旺,河南女人只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便是二干棒儿的爹。

二干棒儿的爷爷当过兵,身上便不免带着些兵气和匪气。有了钱,底气就成了别人眼里的傲气;嗓门大点儿,背地里就有人挖苦揭短儿。因此上,与邻里的关系就处的磕磕拌拌。国人历来是恨人有,笑人无;嫌你穷,怕你富!后爹的二个哥哥眼红这个外来的带犊儿翻了身,便勾结了地保,到老城的县衙门里,举告周西仁发家的钱来路不正。县官不问青红皂白,便一顿板子,打的三魂出窍,下了大牢。官司一拖三月,小脚的河南女人只能变卖了家里的油坊,又卖了三十亩地,换成钱交给地保,搭救自己的丈夫。县官看再无油水,便准了保状,放了二干棒儿的爷爷回家。二干棒儿的爷爷回到家,看着刚刚发起来的家又败了下去,连伤带气,不到半年,撒手而去。剩下这个河南女人,守着二干棒儿爹这棵独苗儿和二十亩田,刚刚能过个日子。后来,二干棒儿的爹就在这个院儿里成了亲,生下了二干棒儿和他的哥哥,直到后来逃荒饿死在外乡。

解放后闹土改,各家的土地都归了公。 驻村的工作组看了干棒儿二爷从房梁上拿下的房契地契, 认可了他是这个大院子的主人。

后来,干棒儿二爷就成了村大队下的四小队的一名社员。划成份时,因为他家从前有过50亩地和一个油坊,干棒儿二爷就被划了个中农。

干棒儿二爷曾有过两次成家的机会。

二十六岁那年,干棒儿二爷红鸾星动。 本村的刘媒婆拉着五里外的谢家媒婆,来到干棒儿二爷家里说亲。提的是谢家媒婆十里外娘家邻居的闺女。闺女比干棒儿二爷大三岁,腿脚儿有点毛病儿,但能下地干活。干棒儿二爷没烟没茶,就拉了两个板凳儿,倒了两碗白开水,坐在院里,不点头儿,也不摇头儿。俩媒婆只当干棒儿二爷脸皮嫩儿,后来才隐约觉得是干棒儿二爷心里不满意。临走时,干棒儿二爷没客气客气,也没说留下来吃顿饭。谢家媒婆跟着刘媒婆颠着小脚儿,出了大院儿的门,撇着嘴,相互看看,说:这个憨人,啥也不懂,活该他打光棍儿!

在过去,媒婆是个专门的职业。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艺术活儿。如果没点嘴皮儿、手腕儿和眼力见儿,吃不成这碗饭。那时没有自由恋爱一说,村里人信的就是“三媒六证”,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话儿。因此上,男男女女的婚姻大事儿,都得靠媒婆们的嘴儿和腿儿,婚姻市场也就由这些十里八乡的媒婆们把控着。家里有姑娘小子的,长到了十七、八岁,父母们就多方托人,央求媒婆给说合一门亲事儿。如果到了年龄没媒人上门,爹娘就能愁得白天看见星星。被托付的月佬儿们,奔走在男女双方的家里,不跑上个三趟五趟,十趟八趟,沾些油水,得些好处,能给做成一对儿的也是稀奇。即便有胆大些的青年男女,或在集市上,庙会上,自己相了个意中人,也得央告父母,托个靠得住能干些的媒婆,来回说合,才能成就好事儿。

媒婆们大多是些年纪四、五十岁靠上的女人,家里村里能说会道,好的歹的都能来得。也有男媒婆,男女搭配,为得是你唱我和,双簧儿唱的更便利。媒婆行里也有规矩,一不能跨界,各方都有自己的势力圈儿;二不能撬行抢买卖儿。遇到好人家,谁占了先,就由谁做到底,除非主家儿不满意;三得做实功课。除了主动上门央求说合的,媒婆们先从相熟的人那里打听了男女方的家境、模样儿、脾气儿、为人,找个熟人给主家儿捎了信儿,再登门实地考察。懂行的人家便备置好烟酒茶水,好生招待。到了饭点儿,再备着一桌子席面儿,请媒人上坐,吃饱喝足。走时再提些饼干点心,说着麻烦费心的场面话。如此个两三回、三四回,媒婆才真的上心给主家儿物色。碰着不懂行老实木讷的,转着圈子提醒。还不开窍的,媒婆就在圈儿里、街面上散布些男家的坏话,其他的媒人也不再上门。所以,精明的父母明知道是个空信儿,宁愿借钱好吃好喝地招待,也不敢得罪这些婆子们。

干棒儿二爷年轻不懂,又没爹娘能给他开导张罗,不免就着了道。

多亏了邻居三宝爷听说后提了醒,干棒儿二爷才找了个晚上,提着二包点心,来到刘媒婆家,断断续续地说些好话,也提了自己的想法儿。刘媒婆嘴上笑着应着,心里却有了盘算。

二个月后,刘媒婆领着谢家媒婆和一个男媒婆登了门。这次男媒婆是主媒,提的是村正北十五里外赵家屯赵老海的二闺女,说人长的好,模样周正,人勤快,但女方要求得翻盖新房,还有杂七杂八的各种聘礼。干棒儿二看看自己的三间土房,算算自己的积蓄,没敢应承,也没敢一口回绝。中午买了酒菜糖果,又拉了三宝爷当了陪客,吃喝招待了大半天。干棒二爷讲了自己的难处,求媒人给捎个话儿,看能不能将就将就,降低点条件,媒婆满口答应,走时又每人一包糖果二包点心。就这样,十天半月一趟,折腾了三五回,谢媒婆和男媒婆咬住了嘴儿,说女方家里不通融,不盖房就不应承,又派了干棒儿二爷好多不是。看着自己的亲事没啥进展,兜里的钱又花费了不少,干棒儿二爷的心慢慢就凉了一半。

一天,干棒儿二爷到集上换锄头,恰碰着个赵家屯卖锄头的,俩人聊起来,干棒儿二爷有心打听赵老海家的二闺女。老头说,赵老海就仨儿一个闺女,闺女今年才十三。干棒儿二爷闻听,登时气得鼻孔冒烟。

回到家,干棒儿二爷就结巴着找刘媒婆讨说法儿。刘媒婆赌咒发誓,一口推到谢媒婆和男媒婆身上,转脸儿又甜眉笑眼地答应另外给他寻一个更好的。干棒二爷一拳打在棉花上,又一口气憋在心里。从此,再不提找媳妇成家的事。

一来二去,干棒儿二爷的年龄就越来越大,也再没有媒人上门。

再有人想提起话头儿,干棒儿二爷脸上就僵着,淡淡的说:一个人也挺好,清净!

父亲用了三年半的时间,还上了干棒儿二爷借给的十三块钱。每次还钱时,干棒儿二爷都边推让边说:我手里还能过得去,啥时候有了你再给,不要紧着自己。父亲知道各家日子都不容易,还是把自家里的日子紧了又紧。父亲会木匠活儿,闲时就给干棒儿二爷做些板凳儿,马扎儿。还清钱的那一年,又做了一对太师椅,来感谢干棒儿二爷的情义。干棒儿二爷很不落意,坚持要作价买下来,俩人推来让去,最后父亲只得收了木料的成本钱。

坚冰慢慢融化,农村变革的大幕也徐徐拉开。春潮带雨,洒遍了大江南北,也吹绿了村里村外的杨柳。树儿们迎着春风,舒展着绑缚了太久的身躯,争先恐后地吐出嫩嫩的枝芽。

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农民手中。仿佛一夜之间,土地就变成了聚宝盆。乡亲们还是用那把锄头,却从土里挖出一个又一个的金疙瘩儿。那年麦收,三宝爷一家的十几亩麦田,就在村北的麦场里,堆成了一座大树一样高的小山。

日子就这样在希望和欢快中过去。我考上了六里外镇上的初中,只有在过星期和假期时,才有空到干棒儿二爷院里儿坐一坐,玩一会儿。干棒儿关心又好奇地问学校里都有啥?老师们咋上课?学习苦不苦?成绩怎么样的一些事儿,听我说成绩能在年级里排上前几名时,干棒儿二爷就满眼地笑。看得出来,他比我还高兴。我看他时,却眼见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地见老。

初三那年,学习越来越紧。一次过星期回家,见干棒儿二爷院儿里很热闹。到家一问,才知道有人要给干棒儿二爷说合,物色个孩子,预备着将来给他养老。

过继养老的条件,是等干棒儿二爷到了不能做活儿,顾不了自己时,由过继的孩子来伺候干棒儿二爷,养老送终。百年后,给干棒儿二爷摔盆儿打幡儿,入土安葬。孩子则继承二爷的所有财产,包括那个七八亩大,现在很能值些钱的大宅子。

消息传出来,就有附近的邻居,大街上孩子多的人家,托着中间人,争着抢着要抓住这个机会。从没啥来往的远枝儿本家的子侄,也都争着来认他这个叔伯。有的干脆直接找到干棒儿二爷,毛遂自荐。一向冷清的干棒儿二爷家里,从此你来我往,白天夜里没断过人。天天闹哄哄的,像村里人赶大集。又像农村庙会上的戏台,一队队人马,威武雄壮,走马灯般地你上我下;须生、老旦、丑角儿,花脸,逐个登台亮相,咿咿呀呀。

也有人撺掇父亲,说把你家四娃子也说说呗,干棒儿平时就待见。父亲平静地笑笑说:“嗨,他没那个命哪!”

干棒儿二爷陆陆续续相看了五六个,却没表态。

突然有一天,听说干棒儿二爷中了风,嘴歪眼斜,口里流着涎水,说话呜呜哇哇,大小便也拉在炕上,弄得满屋子污秽,臭气呛人。觉得有希望的那几户人家,轮番地上门儿,拆洗被褥,擦屎端尿,但没人说拉着干棒儿二爷去城里去看看医生。渐渐地,人来的越来越稀,不到一个多月,就再没人出现在干棒儿二爷的家里。

一个星期后,干棒儿二爷的中风却突然好了。只不过,他的话也更少了。不忙时,他还是坐在门前的马扎儿上,两肩往上一架,运上气,练着他那几乎从未失过手的“独门神技”,神情里却带着看破世事人情的凄苦和淡漠。

日子又平静地过了起来。

上高中的下半年,我们家搬离了这个我住了十七年的老宅,搬到了村子西北角的一处新家。从此,干棒儿二爷的消息就听到的少了。

后来,我上了大学,走出了农村。再后来毕业参加工作,又在省城安了家,回村的机会也少了。

十多年后,我调到下边市里的一个下属公司任职。这个市离老家不到一百公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看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便渐渐养成每隔一两个月,就回趟老家看他们的习惯。

父亲明显地一年比一年见老。依然很瘦,头发白了一多半儿,背也驼了,走路有点飘,但精神很好。母亲倒越发结实,从院里提一桶水到屋里,脚步一丝儿不乱。知道我爱吃饺子,计算着我快要回家,就提前割好了肉,买了韭菜,或者把家里存的南瓜,配上自家种的大葱,切碎了调成馅儿,一家人就围着一个小方桌儿,一边儿包着饺子,一边儿东南西北地聊着。母亲便把她在村里听的见的新鲜事儿,讲给我。临走时,再往车里装上一捆子大葱、各种瓜果,还有他们烙的油饼。

一次回家,吃饭时,母亲忽然提起干棒儿二爷五保补助的事儿。母亲听说,镇上要各村统计申报本村的五保户和孤寡老人,每户每月能发上十五块钱的补助。村里报名单时,把干棒儿二爷漏了。干棒儿二爷找到村里,书记说名单已经报上去,要补上得等到明年。母亲很有些打报不平,“明明是他们的错儿,为啥还得等到明年?”又说:“你在县上不是有几个能管事儿的同学呀,问问他们,看能不能想个法儿,今年就给添上。十来块钱虽然不多,但他孤苦一个人,这几年岁数也大了,地也种不好,日子过的艰难。”

我问了问干棒儿二爷的情况,还有那个装满了儿时记忆的大院儿,回去时就专门拐到了县里。管事儿的同学儿话没说,一个电话打到镇上。隔不多久,母亲给我来电话,说你二爷五保补助的事,村里给办了。

我在这个市里待了五年,又调回到省城的公司。

那年冬天,刚过了立冬节气,就前前后后下了几场大雪,天气异常地寒冷。快到过年的时候,母亲打来电话,问我今年还能不能回老家。我回她说今年的任务比较紧,到时候看吧,能回就一定回!母亲就在电话里问了问家里和孩子的情况,我也嘱咐她了好些话儿,说今年天冷,身上得穿厚点儿,别感冒了;下雪了,地上滑,出门手里要拿根棍儿;冬天屋里取暖生火,千万得注意安全等等,母亲就随口接了一句:“是得注意点!你那个干棒二爷前些天就是中煤气死的,也不知道啥时候死的。亏了今年天冷温度低,不然还不得臭了!” 我心里不禁一惊。

等到过年回家,母亲才陆陆续续把干棒儿二爷的事,前前后后地讲了。

一个月前,镇上来村里统计五保和低保户的情况,并要求实地走访到户。村里本已填好了各种表格,看看外面灰沉沉的天和地上还没化的雪,不想再跑那一趟。新来的包村小姑娘很认真,村主任只好陪着她,照着名单挨户转了转。等转到干棒儿二爷家时,掀开门上挂的厚厚的双层棉帘,外边儿没上锁,门在里面插着,喊又喊不应。隔着门缝儿,主任闻到一股呛人的味,就多了个心眼儿。踩着西边窗台下边的柴垛,隔着窗户又大声喊,还没回音儿。主任怕了,忙打电话叫了几个邻居,一起把一扇门从门框上搬下来,屋里还弥漫着很浓的煤气味儿。主任胆子大,到炕前掀开被角一摸,干棒儿二爷已经浑身冰凉,不知死了多长时间。

村里报了案,后来经过调查检测,炕前炉子上的拔火筒横管里,堵满了烟尘和锈屑,最后确认是因煤气中毒死亡。上边来人调查的那天,干棒儿二爷的院子里,站满了前来看稀罕的人。

干棒儿二爷的远枝儿本家坚决不让干棒儿二爷埋在周家祖坟。他爷爷原来埋的自家老坟地,如今也是别人家的承包地,那家人记恨当年干棒儿二爷中风装病的旧茬儿,村里派人做了好多工作,始终不同意。没办法,最后只得村里出钱出人,为干棒儿二爷置办后事。干棒二爷火化后,就埋在了村东新划的一片准备当公墓的荒地里。

村里收回了干棒儿二爷的大院子。想着规划规划,把大院子分分当宅基卖了,补补干棒儿二爷死后的各项开销花费,但村里人忌讳这院子里死过人,没人肯买。从此大院子也就一直空着,也没有人敢进去。

干棒儿二爷时年78岁,属猴的。

年后初三的晚上,我掂了瓶老酒,拿个酒杯,一个人来到老家后面的一个十字路口,向着东边,倒上三杯酒,然后一一洒到土里,心里默默念叨:干棒儿二爷,你一生孤苦!如果真有来世,祝愿你早日托生!来生里有福有禄,不受磨难,儿孙满堂,尽享天年!

这时,村里大街上传来一声声的闷响,随后看到一串串的火线腾空而起,又“嘭”地一声,在夜空中次第炸开,一朵朵大大小小的璀璨烟花,拉出条条金线,迸射出满天的星星,在这喧嚣又寂静的夜空里,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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