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文 / 陈红华

除夕夜，照例先回老家，陪父母吃年夜饭。

沿着小坡上去，屋前排的小菜园、水泥地，父亲已清理干净。屋里间，母亲也抹得整洁。我像一个验收的工头，背着手转了一圈，对父母的辛劳成果表示满意。

门厅前，两个皮质红灯笼，连同我一起贴的春联，在阴雨中显得格外亮红喜庆。

母亲在灶上忙，对我的表扬毫不在意。我和媳妇帮着弄酒精炉，上菜。父亲刚脱了沾满泥水的雨鞋，自己去擦洗了。后来一直没有看见他。

母亲说，父亲觉得困了，要睡一下，就去睡了。上年纪的人，一疲劳，就得休息。父亲坚持常识。于是第一次，年夜饭桌上，少了父亲的酒杯。

其实父亲早已被我调教成一个会午睡的老头了，想必他今天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完，他忘记了我们的约定，他一时顾不上了。

到这个点，他是真的困了，不然，他也不会这样，他是个喜欢热闹的老人。

我和母亲去房间看，父亲面朝着窗户，背着身，发出轻微的鼾声，我们没有叫醒他。这一年，父亲真的太累了。房子装修，忙得像牛。终于过年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年夜饭，也就一餐饭，我们都在，他就高兴了。

过了除夕夜，我就虚五十了。我想象着父亲五十岁的样子，那时，他在哪里呢？又在干些什么？是否觉得日子过得有奔头？是否还有冲劲？ 

那一年，雨下得真大，一场足以让小镇重新思考的雨，淹没了唯一的石桥，也冲毁了堤坝，让父亲不得不搬离江边的小棚户，另寻他处。后来就落脚在老客运站，一楼两间十几平米潮湿的小屋。

父亲在门前做篾活儿的时候，两个小孙女，就在前面的空地里玩耍。晚上睡觉，她们抢着睡母亲那一头。

父亲什么都干。只要是正当可以赚钱的活儿，他说他都可以。譬如拆石桥时，捆扎钢筋；制水泥板时，搅拌水泥等。那么瘦小的个子，却似有使不完的劲，干点活一点儿也不偷懒。

“花点力气，累一点都不要紧，只要多挣点。”父亲总是对母亲这么说，空下来他就做老本行，做箩筐、簸箕，编篾席，一刻也闲不下来。连除夕夜，也是边做着篾活，边看着春晚的。

后来父亲承包了武盛村一百亩地，种桑养蚕，几十方的量，连续几十天起早摸黑地干，舍不得多顾一个工，可能真有一种叫“家”的信念支撑着他身体的极限。

那种湿热忙碌骂娘的日子，只有经历过，才有真正的体会。父亲还种菜，一点空闲也不给自己留。那些日子，在田埂深处，父亲和母亲的苦和累，只有夜空下的风和田间的虫子知道。

“钱是一分一分地赚，一点一点节约下来的。”父亲总这样说，可他并不吝啬，哥哥要在镇上买商品房，他二话不说，就去银行取钱。

我那时开了个小排挡，父亲总来帮忙，顺便买点要紧的东西过来。给他钱，他从来不要。后来制笔厂的几间职房工，全是他出的钱，他甚至把存折都给了我。

五十岁的父亲，全为了我们而活着。而七十多岁的他，为老家的新房，已付了五十多万，那是父亲母亲一块两块、五块十块，多年的积蓄。

小年夜，两个孙女一起来了，父亲的笑容从来没有这么灿烂过。他多喝了几两，脸都有些红了。他觉得有些热，就脱了帽子，头发湿了乱了。舒舒说，“爷爷，我们拍照，帽子戴上。”颖颖在一边笑了。父亲捋了捋头发，乖乖地戴上，眯着眼笑了。

即使年夜饭两个孙女不能一起吃，父亲也已经不再计较了。而两个刚走上社会的女孩，是否真的能够体会，那些有意味的爱，甚至意味着更多。

我给母亲斟了一杯红酒，自己倒了一杯父亲自酿的土烧，心里想着，即使年夜饭桌上，父亲不坐着，我也一样陪着他喝。明天，我还可以陪他喝。

要去老丈人家赶场的时候，父亲还在熟睡中，我摸了摸他的脸，没有吵醒他。其实我们父子之间，无须任何礼节。父亲是懂我的，我这个年纪，也不那么容易，身上承载着多少热望。自信与从容自然好，平衡与周全，更值得期待。

后来母亲在电话里说，父亲自然醒，她又加了酒精，火锅热起来，陪他又吃了一顿年夜饭。父亲觉得挺好的，说眼睛眯起来了，熬不住，就睡一下，不好意思了，明天再和儿子喝。

媳妇说，下午去老家把父母都接来，孩子们也在，晚上喝高兴。我说，还是让老人在家待着吧。以为是“冇得么事”的感冒，让我们在这寒冷的冬季，不得不让步，毕竟每个人都不应该是看客。

过年了，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而我们选择待在家里，守望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