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寸高的那种草——读《阿城文集》
我是一寸高的那种草——读《阿城文集》
中文的整个一个状态，应该是草地很厚，这上再长出一些奇花异草。而我在发表《棋王》那个时候，是水泥地，一寸高的草大家已经觉得很高了，现在如果草都长到半尺的时候，我这东西不会再显露出来。
阿城本姓钟，祖籍四川，生于北京，与共和国同龄。八十年代初以小说《棋王》斐声文坛。给人的印象是叼烟斗，不说话，说就很呛，调子特别，内容绝倒，说话技巧非常好，机锋百出。文风冷酷，常意在言外。善用“闲笔”，意象极丰富，细节极传神。
与上高中的儿子聊阿城，他说：“千万别跟我说《遍地风流》，高中范文里，把那篇《峡谷》都说N遍啦！”
我一时无语。《遍地风流》是阿城早期作品，当时的创作状态，阿城在自序中这样说：
学生和文艺，都不讨厌，讨厌在套进腔里，以为有了文艺就有了腔。我是中学时从“学生范文选”里觉到这一套的，当时气盛，认为文章不该这样写。
那文章应该怎样写？带着这样的思索，带着对泛滥无度的文艺腔的反动，阿城创作出《遍地风流》系列。
自称为体制“边缘人”的阿城，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当年反“文艺腔”的投枪，今天竟然中了自己这靶子。
这应该叫反衬呢？还是叫反讽？
读《阿城文集》，我一直觉得，阿城自己和别人眼中的阿城，就像是一个错位认知的完美表现。且看：
1984年，《棋王》横空出世，至今评论界仍视为时代的高度，但他自己常说：我是一寸高的那种草。
今天，他在读者中拥趸无数，但他自称已很少看书，他说很多知识并不在书上，小说不会从看小说中来。
写作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他却不再发表作品——扔在抽屉中的文稿，只愉悦了自我。
他出身画家，因小说成名，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小心走入女厕所，就被认定为流氓”。
他被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自己却从来没有承认。
依我看，阿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杂家，这样的风格传统，在中国并不陌生。往上追溯，不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圣人，至少也是苏东坡吧。到了明清时代，张宗子、沈三白之流，把这个路数玩到了极致。
八十年代进入大家视野的汪曾祺，印象最深的是写吃食，阿城却是小说、编剧、书画、摄影、音乐、手工、建筑，爱好涉猎极广，每每有所成就，却又“曾不吝情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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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只是一个短篇，但文极洗练，描极传神，韵极幽古。且看文中以道家思想论棋：
太盛则折，太弱则泻。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棋运不可变，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棋运和势既有，那就无所不为了。
再看小说中人物动作描写：
脚卵抹一抹头发，说：“蛮好，蛮好的。”就拿出一支烟，先让了王一生，又自己叼上一支，烟包正待放回衣袋里，想了想，便放在小桌上，摆一摆手说……
一气呵成，读之如在眼前。
再看这段对两人弈棋的描写：
走出十多步，王一生有些不安，但也只是暗暗捻了一下手指。走过三十几步，王一生很快地说：“重摆吧。”大家奇怪，看看王一生，又看看脚卵，不知是谁羸了。脚卵微微一笑，说：“一赢不算胜。”就伸手抽一支烟点上。王一生没有表情，默默地把棋重新码好。两人又走。又走到十多步，脚卵半天不动，直到把一根烟吸完，又走了几步，脚卵慢慢地说：“再来一盘。”大家又奇怪是谁赢了，纷纷问……
这里的妙，妙在从始至终，没有明说是谁赢了，但读者自然而然从文中读出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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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阿城文集》全七册，小说《三王》和《遍地风流》之外，其他五册属“杂说”，分别是《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文化不是味精》《脱腔》。
台湾书评家唐诺说：钟阿城是最像孔子的人——这个评价有点吓人。
其实他说的是阿城学习、思考、看待世界的方式。阿城是个充满生活趣味的人，会读书，却又不死读书。
阿城的杂文，博闻强记，汪洋恣肆，如《爱情与化学》这篇文章中，叙述之中突然现出下面一段：
有分教，海誓山盟，刀光剑影，红杏出墙，猫儿偷腥，醋海波涛，白头偕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包龙图义铡陈世美，罗密欧与茱丽叶，唐璜与唐吉诃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汪大尹火烧红莲寺，卡门善别恋，简爱变复杂，地狱魔鬼贞操带，贞节牌坊守宫砂，十八年寒窑苦守，第三者第六感觉，俱往矣俱往矣又继往开来。
看似毫无关联，读来酣畅淋漓。这就是阿城对文章的一种认识——节奏。节奏本身就可以成为阅读和欣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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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对阿城的评价，说阿城像孔子，原因还有一点，并没有说到——阿城更像一个思想家。
《闲话闲说》一书，据宁财神说，已经熟读到可以背的程度。其中处处透露出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认识和思考。
这源于阿城多年来游移于主流边缘，漂泊于港台、欧美之间，得以另一种视角看待问题。
另一视角不一定正确，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全面。
譬如对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的说法，阿城就认为：你自己的三拳两脚还没有做到弓马娴熟，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的接受和认可？
比如出身知青的阿城，对于知青是这样说的：
绝大多数“老三届”知青从来都是诉自己的苦，视农民的无望为当然，打死也要“回城”，“进工矿”，吃“商品粮”，可见“知青”是准“知识分子”，晓得利益在那里。
谈到中国文化，阿城这样认为：
所谓中国文化，基本是世俗文化。我们若是大略了解一些甲骨文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想法。那里面基本是在问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牛跑啦，什么意思？回不回得来？女人怀孕了，会难产吗？诗经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篇什。就是不谈玄虚。再看欧洲，意大利庞贝遗址，发掘出来的泥板古书，全部是哲学。
我们从《论语》中也可以看出，孔子讲学，很少高谈阔论，都是教怎么做。比如弟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色难。
阿城对于文学和写作，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独特理解。例如谈论小说：
中国传统的文字艺术中，诗的地位最高，小说的地位最低，被称为“闲书”，“闲”有非正统、无用的意思。写小说的人，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边缘人。
文学创作，如何避免造作、避免文艺腔：
八十年代我发表小说，我父亲从杂志上看到了，批评我在小说里提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知道而不显出，是一种修养。就好像写诗，用典，不是好诗。唐诗不用典，并不表明他们不知道唐以前的典故。你看李白、李贺，直出，有自我的元气。
阿城也从不缺乏辩证思维，如谈论限制与自由，十分高妙：
限制即自由。例如做文章，总要找到限制，文章才会做好，否则连风格都区别不开。庄子中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善用斧子的人能削去另外一个人鼻子上的白粉而不伤其鼻，后来宋元君找来请表演，他说不行，因为鼻子上涂粉的人死了。使斧人的自由，建立在鼻上涂粉的那个人限制之中。疱丁解牛，则说明解牛的游刃有余，建立在对牛骨关节限制的清晰把握。
说到孔子：
孔子是非常清晰实际的思想家，有活力，肯担当，并不迂腐，迂腐的是后来人。后世将孔子立为圣人而不是英雄，有道理，因为圣人就是俗人的典范、样板，可学。英雄是不可学的。
关于道家，他引用鲁迅先生的说法：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为什么，因为道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世俗生活服务的。这些年大陆兴起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易经热，都是巫道回复，世俗的实际需要。
我觉得，这就是阿城的思想家范儿：道人之所不敢道，言人之所不能言。虽非主流，却也自成一家之言，像极我们身边的民间高手，让人佩服之间，又觉出许多的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