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来讨论一部与“蛇”有关的电影:《蛇穴》中父亲与女儿之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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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自二战爆发后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随着受战争创伤引发各类心理、精神疾病的人数激增,弗洛伊德理论在影视界的影响也随之迅速扩大。因为弗洛伊德主义有助于解释由战争带来的各种人类异常行为,好莱坞的艺术家们也开始学会从中寻找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灵感源泉。
这一时期的开创性作品当首推由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执导并于1945年底上映的《Spellbound(译作“爱德华大夫”)》。为了避免前者在精神病院这一严肃氛围下过多掺杂英式幽默色彩,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特地派遣自己的精神治疗师梅·罗姆前往拍摄现场担任精神病学顾问,负责对剧中与精神病学有关的桥段提出专业指导意见。面对老板这种事无巨细的控制欲,希区柯克表现得极为抵触,对那位顾问所指出剧本对精神分析手法存在误用的异议嗤之以鼻,并嘲讽道:“亲爱的,这只不过是一部电影而已。”
的确,一部电影永远也不应该被所谓医学专业性裹挟,那些只不过是推动情节进展的手段罢了,而希导后来在接受法国导演特吕弗访谈时也坦承,《Spellbound》不过是一部披着虚假精神分析外衣的追凶片。
拍摄于《Spellbound》上映两年多后、由安纳托尔·李维克执导、改编自美国作家玛丽·简·沃德同名自传小说《The Snake Pit(译作“蛇穴”)》的影片中,在处理情节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分歧方面再次遵循了希区柯克的原则,即不能让精神分析、心理学和催眠等元素在剧中喧宾夺主。作为代价,在解释由凭借该片再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的奥莉薇·黛·哈佛兰所饰女主维吉尼亚·科宁汉姆与其父之间早年的感情纠葛问题上面,本剧不得不故意混淆了与“Electra complex”(也译作“恋父情节”)有关的若干概念,本文将对存在于该片中的此类问题进行简要剖析。
1.本剧中维吉尼亚的症状和对病因的解释
整部影片的故事线非常简明:新婚燕尔的女主维吉尼亚·科宁汉姆在婚前面对男主罗伯特的求婚时表现即得极为烦躁和抗拒,但又无法将对方割舍,因此两人在芝加哥分别半年后于纽约重逢并发展迅速;婚后几天内维吉尼亚突然对夫妻关系极为抗拒,表现出恐惧和健忘的症状,并宣称自己不能爱罗伯特,甚至不能爱任何人;为此罗伯特不得不将其送至本地精神病院,后在奇克医生的热情帮助下经过近一年治疗才得痊愈并重回罗伯特的怀抱。
影片情节中所展示维吉尼亚的这种癔症症状事实上在广大观众的生活经验中确实已经有所感受,其艺术表现手法也足以吊起观众的胃口。但是难点在于,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对此整部电影中始终半遮半掩,欲言又止,一方面向观众给出了相当多的暗示和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又不敢直截了当地给出癔症的形成机理。对此我们只好先从影片中的若干线索入手。
第一个关键字:负罪感
影片的一开始就展示了女主角的失忆症状,并明确提及了由于负罪感而导致误认为自己正处于监狱之中;后来奇克医生为了提高疗效采用了电击疗法,而维吉尼亚再次由于带有负罪感而认为是要接受电刑;当维吉尼亚与丈夫罗伯特见面时突然提出离婚,理由是因为自己患病而拖累了对方从而导致对其有着强烈的负罪感;而当维吉尼亚被注射镇静剂而开始回忆与前男友戈登的往事时,认为是因两人乘车外出期间自己突然要求回家导致发生车祸造成戈登死亡而对其抱有强烈的负罪感,此与之前反复提到的负罪感呼应起来。
后来奇克医生对维吉尼亚始终带有负罪感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她尽管在有意识层面爱着死去的父亲以及先后占据“父位”的男友戈登和丈夫罗伯特,但因为父亲过去曾经改变支持自己的立场转而站在母亲一边,这对维吉尼亚幼小的心灵是一种背叛,所以她“无意识”层面中却希望父亲或者后续占据“父位”者死去。当父亲和戈登真的先后死去后最终造成了这种持续的负罪感。
当然这一逻辑的安排可以部分地解释维吉尼亚情绪上的剧烈变化,但其实负罪感跟癔症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也远不足以解释她在面对婚姻这一话题时候所表现出的抵触情绪,我们还得从这个更为突出的症状中入手。
第二个关键词:婚姻恐惧症
当维吉尼亚和罗伯特感情开始进展的时候她突然情绪急躁要求离开,六个月后又主动要求见面重建联系;两人重新在一起后仍然惧怕谈论婚姻,同时维吉尼亚又坚持要和罗伯特结婚以获得对方的保护,并强烈要求提前到5月7日结婚,等到了5月12日时却误认为已经到了十一月份,看到了刀具之后声称自己无法爱任何人;当奇克医生试图和她建立信任的时候,她认为对方对自己感兴趣想要建立恋爱关系,对此表现出恐慌;当医院安排两人在宽松环境中见面时候,维吉尼亚对丈夫罗伯特的身体接触屡次表现出抗拒;而在维吉尼亚接受注射治疗后回忆到戈登对自己提出订婚计划时产生了巨大的恐慌甚至发抖,这才导致两人决定驱车返回并遭遇车祸。
这里无疑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疑团,为何维吉尼亚对与戈登和罗伯特的婚姻诉求以及身体接触存在如此大的恐惧?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与负罪感无关,而是一种在面对恐慌时候的癔症症状。当然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种以焦虑和恐惧为主要症候的状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自身在“无意识”的驱使下避免即将到来的危险而采取的防卫机制。但是这个被“无意识”认定的危险又是什么呢?
影片在处理这个话题的时候明显是含糊其辞的,而在情节中将其简单而隐晦地表述为她在婴儿时期由于某次没有得到母亲的满足与之产生隔阂,从而将爱转向了父亲。对此,奇克医生在对维吉尼亚的病情进行总结的时候将病因简化表述为“丈夫和父亲不是同样的事情”,也即“夫妻之恋”必须区分与“父女之爱”,而维吉尼亚必须摆脱对父亲的持久依恋才能与丈夫罗伯特建立起正常的感情生活。
不过由于这个话题涉及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起生效的《海斯法典》对美国电影界从伦理、道德和涉及性话题等方面的审查限制,影片无法从深度表述任何涉及“父女禁忌”和“性倒错”的话题,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相对中性的陈述。不过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导演还是贴心地在奇克医生和维吉尼亚谈论这个话题时在两人背后的墙上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弗洛伊德的头像。
但是回到本文一开始的话题,在伦理审查制度的限制下,这部电影中还能够正确解释导致维吉尼亚病情的原因吗?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说,影片为了满足《海斯法典》的要求,重走了希区柯克在《Spellbound》中的老路,误用了许多精神病分析概念来为剧情进展铺路。下面就让我们回到弗洛伊德的本意来对这部电影进行重新诠释。
2.弗洛伊德关于“父女禁忌”和“性倒错”的论述
现代精神分析学的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21年所著《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中曾经明确对《The Snake Pit》影片中涉及的心理学话题进行过详细阐释。
首先,从“母子禁忌”的角度出发,在男孩出生后由于与母体分离产生原初性缺失,从而开始寻求外部客体作为欲力贯注对象,而母亲就天然地成为这个客体。由于母亲是最早频繁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完整形象,所以被处于“原发性自恋”状态下的男孩视同为自己的镜像,从而将母亲作为自己的爱恋对象,也即“继发性自恋”的对象。这种现象到了男孩3-6岁的阶段最为严重,通常被称作“Oedipus Complex”也即“俄狄浦斯情结”,即儿子希望自己能够取代父亲。此阶段父亲必须强制干预迫使男孩脱离母体,以保证其健康成长。
同理,如果将性别倒置过来,女孩也会对父亲产生类似的依恋,也被称作“Electra Complex”或“伊莱克特拉情结”。当然此与“Oedipus Complex”产生的机理有所不同,女儿发现父亲拥有“斐勒斯”后将其作为自己的欲望对象,同时由于意识到母亲与父亲之间处于爱恋状态,所以嫉妒母亲的地位并希望取而代之。
电影《The Snake Pit》中,导演为了避免深度触及“Electra Complex”的话题,不得不将这一现象的根源简化为维吉尼亚在初生时曾经有一些诉求被母亲拒绝过,从而导致了一生都无法抹去的隔阂,并认为因此才将爱转移到父亲身上,这只能算是本剧在审查制度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然而需要注意的,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的著作中,都只认为“Oedipus Complex”或 “Electra Complex”将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来没说过这种情结能够持续到成年之后。这一现象最迟在6-8岁之间比较严重,此后就随着父母的年老和孩子逐步进入青春期并开始寻求相同年龄段的异性而消退了。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的说法,孩子对父母的爱恋逐渐产生了“退行”,即从“爱恋”关系倒退回了“认同”关系。因而本剧中维吉尼亚对父亲的爱恋进而对男友戈登和丈夫罗伯特的依赖绝不可能是同一回事,也不是简单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是在父亲因病去世后将这种“爱恋”倒退回一个比较原始的“认同”关系。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认同”是“爱恋”的一种原始形态。按照剧情中维吉尼亚的回忆,由于戈登曾经像父亲一样照顾母亲和妹妹,所以她感觉自己亏欠对方的;同时戈登的行为和举止又和失去的父亲类似,同样喜欢发号施令、守时且细心,这都让他成为维吉尼亚心目中父亲的替代者。但是按照之前的说法,此时的维吉尼亚并非爱恋父亲及其继任者戈登,而是对其强势、坚定的性格表示认同。同理,早已成年的维吉尼亚的欲力贯注对象,其实也只能与戈登保持认同和一致,而并非将戈登作为爱恋对象。
但是必须注意,前男友戈登作为取向正常的男性,其爱恋对象只能是一位女性,而基于上述“认同”关系,这将导致维吉尼亚同样也只能将爱恋贯注于其他的女性身上!类似地,维吉尼亚结识与父亲同样友善且体贴的罗伯特后主动要求见面并像孩子一样寻求保护,同样是将其作为父亲和戈登的继承人而认同其选择,当然也包括认同其正常的性取向。再次地,由于《海斯法典》的限制,影片没能将这一部分充分展示,而维吉尼亚基于“性认同”而招致的“性倒错”现象才是其癔症发作的真正病因。
3.对父亲认同带来的癔症与少女杜拉的案例
在丈夫罗伯特到康复医院探视维吉尼亚时,曾经暗示她存在一个“deep dark secret(译作深层秘密)”,但是如前文所述,无论是由于希望对方死去而带有的负罪感,还是“Electra Complex”阶段对父亲的爱恋,乃至后来对戈登、罗伯特的认同,都远远谈不上是什么深层次的秘密。维吉尼亚真正的病因,其实可以用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曾经引用过的“少女杜拉”的癔症案例进行诠释。

如图所示,Frau K指K夫人,其丈夫为K先生即Herr K,而单身的父亲“Father”与女儿“Dora”即杜拉相依为命。由于父亲早年丧偶,杜拉长年单独与父亲生活,导致在其幼女时代存在一定程度的“Electra Complex”;当杜拉成长为少女后,这一情结退行成为对父亲的认同。由于父亲具有正常的性取向,且长期爱恋有妇之夫K夫人,导致杜拉基于认同也将K夫人作为自己长期的欲力贯注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杜拉的问题在于对自身的女性身份出现了“性别认知困难”。
但是有一天,当K先生突然对杜拉表达了爱意之后,她意识到自己真实的性别为女,而非其“无意识层面”由于恋父退行而为认同而形成对自身性别为男性的认知,因此产生了剧烈的癔症。
按照同样的道理,在《The Snake Pit》剧中,维吉尼亚几次在面对戈登、罗伯特甚至奇克医生表达爱意或者亲近的态度时,都先后出现了以紧张、躁动为特征的癔症症状,其实就是因为对方的男性特征提醒了自己其实具有女性身份,而这与之前在“无意识”层面通过将上述三人作为父亲的替代者而产生的认同并导致的“性别认知困难”产生了对立,从而造成了恐慌。
因此从少女杜拉到本剧中的维吉尼亚,其实由于非常类似的原因产生了癔症,但这并非如剧中表面上希望暗示的那样由于其惧怕与占据“父位”者之间产生父女禁忌,而是由于突然发现了与“无意识”中所识别的自身性别产生冲突而引发的慌乱。这个细节实际上应该是为导演和编剧所理解的,但是这将意味着揭示维吉尼亚在“无意识”层面发生的“性倒错”而受到《海斯法典》关于取向问题的限制,所以只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题进行掩盖,而当时同样存在这一观念禁忌的观众群体由于缺乏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深入了解也不会过于深究。
4.加入群体治疗精神病与所谓“毒龙潭”的深层次逻辑
影片中维吉尼亚曾经提到古代希腊传说中将精神病患者投入“蛇穴”而促使患者自行康复,而她自己也因为病情反复被康复医院送到病情极其严重的群体当中,此即本剧名另一翻译“毒龙潭”的来历。
神奇的是,当她进入那个恐怖的环境后病情确实就逐渐缓解直至康复了,对此影片采用了模糊处理,掩盖了这一康复过程的实情,同时又通过角色设置暗示了这一秘密。
进入所谓“蛇穴”后,在众多病友中维吉尼亚很快识别出了自己的欲力贯注对象海丝特,主动提出与其做朋友,并终于成为了康复医院中真正能够走进其心灵的第一人。
剧中通过对这段情节模糊处理,让观众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维吉尼亚尽管自己也在病中,但由于自身的善良和博爱而摒弃了周围众人对海丝特的歧视,从而最终建立了一段宝贵的友谊。而这种感情的付出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回报:自己终于痊愈且唤醒了对方的记忆,当维吉尼亚终于出院时,海丝特也恢复了语言的能力。
这样的处理固然既符合一般大众的认知,也在影片伦理审查的许可范围之内,更从道义上毫无瑕疵。但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来看,实情却比表面看上去的更复杂而又残酷得多。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所谓“性倒错”也即少女杜拉和本剧中维吉尼亚对自己性别在“无意识”层面的错误认知,其真实的致病原理在于:在“Oedipus Complex”或 “Electra Complex”的作用下,男(女)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欲力固着于其母亲(父亲);青春期过后,终于不得不寻求另一个异性客体作为替代品的时候,扭曲发生了,他(她)没有离开母亲(父亲),而是将爱恋退行为认同,将自己变成了她(他);同时青年开始寻求可以代替本人的自我客体,让他(她)可以去爱和照顾,就像之前从母亲(父亲)那里学到的一样。
在本剧中,维吉尼亚的父亲尽管早亡,但是后来又以戈登和罗伯特取代了父亲,从而始终没能真正离开对父亲的认同和固着,从而认同了父亲及其取向,因此在“无意识”层面将自己也等同于父亲、男友和丈夫。
当维吉尼亚被送到1号病房的时候,她使用香烟换来病友制作的娃娃并且被唤起了母性,也即占据了母位,开始接受自己女性的身份。这背后的逻辑是将自己当成母亲而将一个娃娃当做儿子也即“菲勒斯”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正是她开始将自己误认为客体,而将他人当做自己去爱。尽管后来与监管护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但奇克医生已经看到了她痊愈的曙光。
当她被送进“蛇穴”中后,基于这种取向的认同而产生了“性倒错”,并选取了性格特色非常鲜明的海丝特作为欲力对象,并对其长期进行了所谓的“保护”,其实就是将自己作为“父位”的占据者,而将海丝特等同于自己本体的化身而释放爱欲。
维吉尼亚对海丝特的保护暗示了其实她将对方当做自己,而将自己误认为父位客体,并由客体来保护那个由海丝特扮演的“自己”。既然海丝特作为女性等同于自己,那么也就顺理成章地激活对自己性别的认知:自己其实就是女性。只有当她对自己性别的认知恢复正常后,她由于对父亲认同而带来的“性倒错”也就烟消云散了。
当然影片再一次地不能明言这个过程的真相,只好似是而非地将她开始“变得自私”作为其人格开始恢复正常状态的象征,而避免触及这个可能违反伦理和倒错禁忌的话题。
影片的一大亮点是,在进展到最后阶段通过集体歌唱“Going home”给所有的谜团划上了句号,其实就是用和稀泥的方法涂抹了拍摄过程中由于既要符合伦理规范和审查的限制又要兼顾精神病学理论的逻辑带来的各种矛盾。不过这一神来之笔确实为这部充满困惑、矛盾和压抑的电影赢得了第2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录音奖的小金人,也是对其另外五项提名带来遗憾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