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明到冬至
从清明到冬至
一教室的眼睛，随着老师的口若悬河、眉飞色舞而闪闪烁烁——讲课的正是我们的李老师，他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调动起听课学生的热情和注意力，而学生，也总是会把听他的课当作一种精神的美餐……
吱纽一声，教室的门突然被从外面推开。不用说，老师的目光，以及一教室学生的目光都得到指令一样，射向门口……谁能料到，这样大大咧咧推开门并且大步跨了进来的人，竟是我的大伯！
“他姑舅爸，我来给娃们告个假！”——不等老师开口，大伯先发话了——大伯所说的“娃们”当然是指正在上课的我，还有我的三哥——但我不明白，家里会有什么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呢，竟会劳我的大伯前来告假！
“噢？”被称为娃们“他姑舅爸”的语文老师，脸上还保留着愕然的神情，“有啥事吗？陆哥？”
大伯在本族兄弟中行六；而一村中人，大多由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维系着，因此人们称呼大伯，在各自合适的称谓前，加一个“陆”字。我们的李老师，与我家属于同姓同族第十七世远方本家，因此平时见面，均是以这样的称谓打招呼。大人们反而不是太习惯我们在学校外仍然称呼老师为“某老师”，感觉这样的称呼是一种生分或者轻慢。——不过即便是亲戚，但在学生正上课的时候，这样若无其事排闼直入闯进学校教室的，也许阖村之中，也就只有我的大伯一人能够做得出来！
听老师有问，大伯将眼睛扫着学生——他是在寻找我和我的三哥，“啥事！纪念先人呢！上学念书、当官为宦，总不能连先人都忘了吧！——清明都过了，先人的坟都还没有上呢！”话口中，已然有些忿忿之音了。
哦，清明节！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年年例行的上坟扫墓，一年里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活动，竟被我们给忘了，怪道大伯会如此忿忿。
听大伯如此说，我们的李老师笑容和新镶的金属牙一同粲然：“对对对！纪念先人当然是大事！你们——”他一指我和三哥，“赶紧收拾一下东西，跟你大爹上坟去！”
我们收拾好课本之类，在同学的嬉笑声中，灰溜溜出了教室，等大伯跟老师打过了招呼，就尾随他，一路听着他的嘀嘀嘟嘟的埋怨，不外是一年有几个清明节，竟然连这么大的事情都忘了，就只知道挣工分，几个工分要紧还是先人重要？——我们知道，大伯已经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我的母亲——实际上真是母亲也把清明节的事情给忘了！其时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而父亲的性格，几乎历来就没有纪念先人这一说！而母亲因为老是觉得我家里在外面读书的人多，在生产队挣工分的人少，因此几乎全身心地只知道劳动，劳动……她从来不愿意因为劳力少而被别人说闲话，因此不经格外提醒，就不会想起清明节纪念先人的事情，也就根本没有任何准备，一大早就下地干活去了，也因此大伯有“先人”“工分”孰重孰轻之讥……怪道我的堂哥，大伯的儿子今天没有到校！原来他是准备今天的上坟活动了。——听着大伯的埋怨，我们径往大伯家走去，等他换好了一年中难得穿几次的皂色长袍，带上他早就准备好的纸钱祭品之类，往散落在乡野几处祖坟而去……
想来，这样的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但每逢清明节，看到四处飘飞的纸钱的灰屑，那一幕无不恍然就在目前！
其实就在那个时候，我家和大伯分家另过已有多年，平时居家过日子，大有井水河水之概，但每逢清明之类的祭祀祖先的日子，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很少记得还有这样的事情，大伯就是唯一的张罗者，因为面对一个祖先，就没有了你家我家的界限，大伯遂成了统帅和权威，我们只有惟命是从的份了。
是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的大伯，在我们两家中，尤其是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有着至高无上的、说一不二的权威！而这又大抵仗了他对祖先神灵至为虔诚的信奉以及他的异常暴躁的脾气。你要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想跟他辩驳或相左的意见吗？那你就准备好先吃他的几记耳光了再说！每次跟他出去上坟或者烧纸钱，他不苟言笑地走在前头，我们兄弟几个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大气都不敢喘的样子，谁也说不上他会因为哪句不值当的小事情会而突然伸出巴掌。比如有一次，大概是在农历十月一送寒衣的日子吧，大伯率着我们到村头烧纸，我大哥——此时的大哥，寄居在外地的亲戚家上中学，在本家中应该算是有点颜面的人物了吧，——遵命点燃纸钱，怎奈夜黑风高，大哥就是几次三番地划不着火柴。大伯起先是一声不吭，只铁着脸望着，自然他是越望，大哥就越是心慌手抖，就越是划不着火柴，那早在预料之中的巴掌就破风扇了过来。大伯嘴里骂道：“吃屎不中用的东西！能干得了什么！”一边夺过火柴，自己去划。谁知至少也划折了不下五六根火柴，仍然也是个点不着！竟气得将手中的火柴和纸钱一下子摔在地上，坐在那里呼呼地生起气来。最后还是堂哥嗫嚅提议道：“要是不怕外人的话，我们换个地方，到前面园子墙边去烧？……”因为每年烧纸都是固定的地方，所以堂哥担心换地方会不会送不到自家先人手里而被其他野鬼游魂截获了去。大伯不吭声，站起身走了，我们随着他，居然就是堂哥建议的地方，这样才算是烧化了纸钱，交割了使命……
毫无疑问，大伯对于祖先神灵，向来是绝对信奉而且须臾不敢怠慢的。在他的生活中，几乎一小半的时间是用来跟冥冥中的神灵打交道的。不必说每年有数的几次大的祭奠活动，他是铭刻在胸的，届时无不郑重其事地进行之，即便在平时，举凡家里偶有个三响两动，谁人有个小病小痛，他除了也延医治疗外，大抵都必须求神问卦、卜筮送鬼的。因此常常可以看到，大伯家的屋脊上，总有一个倒扣着的青碗——里面关押着被赶进去的鬼祟；大门口不定哪天就挂个一条红布，或者一个竹筛——同样是用来驱邪禳灾的。家中无论是要垒个鸡窝或泥一下灶台，也必要看黄历掐日子，更不必说要大兴土木盖房子之类的事情了……那种担着小心过日子的样子，令人看着都有点吃力，仿佛他应付那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比之应付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还要来得实际，还要复杂，不是吗？在生活中，他完全可以做到嫉恶如仇，对于不顺眼的事情，他完全可以一通不顾情面的呵斥甚至詈骂，而对于神灵，他则全然是另一种毕恭毕敬、不敢稍有造次的虔敬态度。
我曾经奇怪大伯那种无条件相信神鬼、相信命运力量的心态。但现在想来，对他而言，其实一切尽在情理之中，在命运面前，他自觉太渺小，没有丝毫与之抗争的力量，他只有全身心地去供奉，去膜拜，才或许有可能得到神明的垂怜和庇荫，不至招灾惹祸，以求得福寿绵长……这便是他的生活的追求和信念。可是对于他的虔诚，神灵并没有给予他相应的酬报：他是那么虔诚地求祖先神明赐给他多子多女，但他是在生了六个女儿后才有了一个儿子；他曾寄托满腔的希望给儿子，但他的儿子亦即我的堂哥除了在信奉神明这一点上不输甚至超过乃父——我的大伯之外，其余诸如刚直、勤劳、简朴等等的品性，则其间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大伯常常自叹运骞命舛，但这不是对于命运的尤怨，他依然相信，如若不是神明的护佑，那只会比现在更苦，更难……
而我的父亲，作为大伯的一奶同胞，在对待祖先的态度上，和大伯截然两种态度，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那个时候，他是那么的不相信神明，时常表现出对于神灵不应有的轻慢态度。在一些极有可能开罪神灵的事情上，也是历来随心所欲，不当一回事。比如有一次夜里，几个人在屋子里闲聊，突然在座的人都听到一阵由远而近的鬼叫，几个平素也算胆子大的人无不汗毛直竖，而父亲则坚决认为这只是猫在叫春而已，并打赌要人们随他一起出去查看；还有一次，大伯说起有天夜里，他在给队里看麦场的时候，听到过场院外的鬼哭声——好象鬼里也只有女鬼才哭的，因为大家听到的鬼哭大多是女声。父亲则坚决认定是谁家的女人在哭，——因为那个时候村上死小孩的事情常有发生，或者贫贱夫妻夜半打架也间或有之，因此即便有夜半的哭声，也绝不奇怪，更不是什么鬼在哭之类——大伯感到这些事情跟我父亲说也是白说，还要讨一顿笑话，因此以后大伯再也不跟我的父亲探讨这类神鬼之事了。
是的，纵然大伯能够以言之凿凿的证据证明神明的无处不在，父亲也会以更加无以辩驳的证据说明神鬼的虚妄无稽。有一年，父亲突然想要在家里续两间耳房，以便我已经在外地工作并已结婚的大哥回来有住的房间，就在从单位回家的同时，雇请了拖拉机，拉了砖石木料，请了工匠，甫一进门就干了起来。那时大伯在外边看庄稼，闻讯赶了回来要制止，见事已至此，就将万分的忌怕小心地藏了起来，也搭帮干了起来。说怪则怪，偏偏片刻的工夫，大伯的肚子刀搅也似的疼了起来，这才隐忍不住，埋怨起了我父亲：看看看！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请阴阳先生择个日子，就这么莽撞地干了起来，这不，叫我给着上了！——大伯纵是性格急躁，又冷不防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也不敢太过指责我父亲这个已然是国家干部、又是中共党员的兄弟，不敢过于发作，只是叨叨地埋怨。父亲却说：怪不怪，我盖房子，要找麻烦也是找我的麻烦，怎么会算计到你的头上？大伯说，当然你们在外面当官吃皇粮的，命大煞气大，神鬼也不敢找你的麻烦，可我们平头百姓，不找我们找谁！
父亲笑说，明是你大热天急惶惶跑来，又喝了一肚子凉茶，冷气攻心，才闹的肚子，跟我盖房子有什么关系！还是快叫大夫看看是正事……
兄弟俩的差别由此可见。
父亲对于神灵的这样一种态度，你还可能指望他来供奉祖先、为祖先供应香火吗？我就时常忍不住想：假若真的有什么天国的话，假若我的祖先在天国必须要靠了我们后辈的不断供奉才能维持生计（？）的话，那么，就我们这个家族而言，也不能不庆幸有大伯这样一位虔诚的香火供应者了，——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在旧时代被饿死的，他们之被饿死已经足够不幸，而假若再摊上我父亲这样一个后人，那我的爷爷奶奶又不免要在天国里沿街乞讨或者干脆就二度被饿死了。——人死为鬼，鬼死为土，而变成了黄土的祖先们，却仍要在自己的骨殖上生出粮食来，养育我们这些贤与不肖的子孙们！这真是我们做后人的幸运和我们祖先的不幸！但从祖先神明的立场出发，他们能不对那些不肖不孝的子孙们略施薄惩吗？
可是，却没有事实证明祖先也会是公正的，不，面对某些情形，我感觉就连他们都不免要势利起来。以我父亲对待他们的态度，还不足以使他们恼怒而给点颜色吗？可是祖先却偏偏赐给了父亲许多在别人那里日夜期盼、祈祷而都得不到的恩惠。——比如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只有父亲是八个子女，而且子女都还过得马马乎乎，差强人意……
或许，大伯也是得到了祖先明显的顾怜和护佑的：他的身体一直是那么的好，那么的健康。他几乎从来不知道生病的滋味是什么，他甚至连头痛脑热都很少有过，他一直喜食清淡，因此也从来没有受过馋酒馋肉的熬煎。……他六十岁的时候，还能扛起一百公斤的一麻袋粮食健步行走……可是，在这样说的时候，我又疑惑，这一切，果真就是一种福气、就算是祖先对于他的公正的酬报吗？他的勤苦，他的俭朴，以及由此而来的殷实，都没有成为遗产被继承下来……我甚至有点绝望地想，大伯信奉神明，得到的却几乎都是相反的东西，甚至就连他的死，都是神明给他开的一个匪夷所思的玩笑。
他是突然病倒的。我得信去看他。我怎么都不敢相信，卧在病榻的，就是我一直那么刚强矍铄的大伯！他已然不惟面色苍黑，形容枯槁，甚至连说话都极为乏力了，声音似乎只在喉咙深处滚动，却发送不到唇边来了。但他仍然命我扶他坐起，喉管深处的声音是在询问我工作的情形，并吩咐我自己取白糖泡茶喝——这是我有生以来他对我最为客气的一次，几乎使我一下子不能够习惯他居然像对一个大人一样对我说话，也无法像一个大人一样跟他交流，安慰他。倒是他自己告诉我，病是不打紧的，已经请了全县最有名的大夫以及阴阳先生看过了。——大夫是我父亲请的。大夫怎么说的，我不得而知，至于阴阳先生，我大伯说，那先生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这个病，最迟不过今天冬至，就会全好了。看样子，大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是年冬至，我接到家里的讯息，是大伯去了。辛苦一辈子的大伯，就这样加入了由后人们祭祀的行列里了。
可是神明——如果真的有神明的话，他真的就那么一味地照拂我家吗？说到底，神明之为神明者，他是掌握一种处事的平衡的吧。虽然这种平衡，其实就是一种无情和残酷。就在我们家的生活要逐渐地兴旺的时候，他却不失时机地给我家加了一重灾难——母亲病了。
母亲病了。病因却一直没有确诊。不发病时，吃喝说笑，与常人无异，但凡发病，则最常见的情形是昏睡不起，半天一天不等。走过许多医院，大夫也说不出所以然，就是不论施了怎样的诊治，病却越来越重，一直缠绕母亲近二十年。
父亲自然发急。不拘中医西医，不论花钱多少，上省城，赴外地，求医问药，终不见效。那时大伯还健在，本家族中出此疑症，当然是整个家族中的事情，但大伯对于我母亲的病，自来就不相信医院会治好的，所谓医院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于是，他和我的舅舅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将母亲接到舅舅家里，请了一个在方圆百里都极有名气的阴阳先生（在此之前已经请过了大小若干的阴阳了），请他仔细察看了阳宅（居家院落）和阴宅（祖上坟地）风水后，却眉眼分明地道出了这样一段因缘：
说是这一家原有兄弟四人。老大老三还在世，老二老四都早成了野鬼游魂。在世的兄弟两人中，老大福寿子女大体如命，老三却发得过旺，四子四女，大多都吃了皇粮。而老二老四，却是陨命异乡，无嗣无后，四处飘荡。自然对这发得太旺的老三心存不服，一心想要为难。但这老三却命硬，克他不了，而老三家的，出身苦寒，福分太浅，压不了这些运道，就着上了……
你可以说这纯粹是一派妄言诞语，不足为信，但又确乎是我的家史一部分不争的事实：我父亲原来兄弟四人，大伯老大，父亲老三，二伯旧时被捉去当兵，一去杳然；四叔自小被一个本家的婶娘带走，据说他常犯腹痛之疾，在去宁夏的途中，旧病发作，被那个婶娘推下骆驼，生死不知……
于是大伯赶忙联络家族诸人，大家根据阴阳先生的昭示，请亡灵，做法事，立牌位，造坟冢，重修家谱，记上他俩的名讳，并将三哥和我分别顶于他们名下，算是过继给他们的后人，如此庶几可以抚慰他们不安的魂灵吧。——我因工作关系，未能到场亲睹当时的盛典，但因了家谱有此一变，心下不免时做奇想：或许有一天，我为其顶门的叔叔，忽然衣冠楚楚自海外归来……
但这整个的行动，竟然都是瞒着父亲进行的。只要父亲在，他就决然不会允许这样做的。——我想父亲之所以如此，并不全然是所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或党性原则之类的觉悟，而是他从骨子里就不相信这一套。是的，他是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公职人员，一个最最基层的共产党的所谓官员。但是。官之大小，位之高卑，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生活中并不少见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却更加信奉神明的现象。因为在一些人看来，自己之所以有官运的通达，全靠了祖先灵光的照拂，而为了更加通达，他只会更加仰仗祖先的荫庇。我只是想说，我的父亲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或许仅仅只是一种性格或说一种气质吧。相对而言，我自己算是多少接受了一些正规的唯物史观的教育的，却可以对神鬼之道，采取一种孔夫子式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甚至也不排斥病笃乱投医的做法，求神也好，拜佛也罢，只要能起到哪怕一丝一毫的药石所不能及的效果的话，也不枉了我们的一片苦心吧。或许因了精神因素的作用，母亲的病竟会好起来呢？
然而终于没有。
1985年的清明节，雨雪霏霏，母亲在连续两天两夜的昏睡中辞世。
实际上，在大伯和舅舅他们背着父亲给母亲以这种形式疗治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凡借重神明之力以禳灾抑祸者，都讲究一个诚字，一个信字。诚信则灵。而作为我家一家之主的我父亲，却丝毫谈不到这一点，你无法与他沟通，甚至不敢给他知道，这就使这个行为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一旦被他知道，那么你连这种努力的可能都不存在了，……至今，我都怀疑，大伯和舅舅们对于母亲的最后不治，未尝不认为固执的父亲应该承担相当的干系的吧。（如今，大伯、二舅，甚至我的父亲，都在天国一同享着后辈们的香火了，他们现在会讨论并评判这些事情的是非曲直吗？——愿他们的灵魂得以永安！）
可能父亲一直不知道，在他坚持以他的风格行事的时候，已经开罪了一些人：祖宗是大家共同的祖宗，你冲撞了他，他却可以将不幸降临在同族其他人的身上。当初大伯辞世，这对父亲的打击不言而谕，父亲与大伯，可谓分形同气，友悌深至，如今兄弟四人，已去其三，此中伤悲，何可胜道也哉！但在大伯的丧仪上，父亲仍然坚持他的原则，反对进行民间那些繁缛的例行程序，力诫一切以俭朴、文明为要，还在是族亲们明明暗暗的对抗下，大伯的丧事才大致得以如俗进行了。
想来使父亲真正亲尝那绝望般的悲伤，是我母亲的去世。本来我以为，退休后一直在家被母亲的病折腾得筋疲力尽的爸爸，对于母亲的去世，会有一种解脱感的吧。但是，母亲一去，我发现父亲立刻就显出苍老的无依般的孤苦来。是啊，即便是一个人对自己肩上的负荷有力不能胜之感，但当这个负担已经变成他的精神的唯一依托、唯一的财富时，他会为失去这负荷而感到轻松吗？……母亲的丧事，是具有相当规格和规模的，她的多子多孙，是对这个家族的最大的贡献，因此各种在家乡最为古老的丧俗都被运用了起来：各种纸扎祭品，披麻戴孝，领羊撒路灯，诵经祷告，追思度亡，靡不尽有——自始至终，父亲没有说过一句表示反对的话，悉听他人的安排布置，直到丧事的结束。唉，我终于明白，连母亲去世这样的事实他都必须接受了，还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吗？
我自己刚到外地工作的许多年里，很少有回家乡扫墓的机会。主要是留守在老家的三哥代表我们参与这一的活动，因此对每年一度的清明时节族人上坟的仪式，由谁号召，又由谁在率领，竟然渐渐地都有些恍惚了。但心知这些都无须我的担心，因为现在人们生活好过以往许多，生活的热情亦高于往昔，他们更需要祖先和神灵的庇佑和赐福，如此而已，祖先的坟前还会冷落吗？而随着自己年岁渐长，充分体味了为生活奔波的疲惫的时候，竟然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清明、冬至燃烧纸钱的温馨来。近年里的清明时节，都会一次不落地回乡扫墓，——是在祈求神灵的保佑和赐福吗？好像不是，而看到总有新加入被祭祀的族人——有长辈，有同辈，甚至有晚辈，看到扫墓队伍不断的壮大，变化，分合聚散，隐约感到，这个世界和看不见的另一个世界，就那么了无痕迹地交叉重叠在一起，我们纪念祖先，又何尝不是在寻找自己的归宿，不是在寻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和寄托呢……
清明节到了；冬至节到了。清明到冬至、冬至到清明之间的许多祭祀祖先的节日，都来了又走了，往复循环。我似乎可以看到家乡那行进在荒野中的为祖先扫墓的人群，看到随风四处飘飞的纸钱的灰烬，听到冬至之夜回旋在家乡上空曳声的长哭——那大抵是有所求或有所失的女人们……从清明到冬至，从冬至再到清明，似乎冥冥中的祖先们，以幽深的目光冷竣地注视着后辈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的喜怒哀乐决定了我们命运的转捩嬗变，因此他们的异界存在，又构成了我们现世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大概就是我们必须虔诚地祭拜他们的最大动因吧？
从清明到冬至，再从冬至到清明，我曾在某种特定的氛围内，见证过那段充满渴望也充满无望甚至绝望的时光。因为这一切，使我无法了无芥蒂地将自己作为奉献于先祖的牺牲。但我仍然愿以自己的一掬心香，祈求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愿他们会为我的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赐福，……
从清明到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