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与陶行知的跨界握手

契诃夫的《套中人》塑造了一个活在套子里的乡镇教师别里科夫形象。他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思想装在规章制度里，行动装在文件允许的范围里。这个人极其胆小保守，固步自封，虽没有职务，却把学校把持了整整十五年！何止一所中学，全城都捏在他的掌心里！太太小姐们到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害怕让他知道；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在别里科夫的影响下，十到十五年间，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怕。怕大声说话，怕写信，怕交朋友，怕读书，怕周济穷人，怕教人识字……”

别里科夫后来死了，全城的学校来悼念也不过两所学校和一所神学院。他其实只是一个乡镇的希腊语教师，居然能从精神上辖制整个城市。他哪来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俄罗斯“十月革命”前沙皇刻意制造的政治恐怖，别里科夫的影响力还来自何方？

让我们看看契诃夫创作这部小说的年代——1898年，俄罗斯的识字率是28.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当时，我们中国的识字率不足20%。1929年～1933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华南做人口调查时，就发现当地文盲率是83％，但西部地区文盲率更高，埃加德·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就表示：在当时西北地区“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95%左右。

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26年写了一篇文章《试验乡村学校答客问》，里面有个段落是回答乡村教师怎样才算好。陶行知先生说：“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这种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当代人也许要感叹这个要求多么理想化。然而在1926年，乡村教师就是固定在一方土地的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他对乡村的影响不亚于思想启蒙者对蒙昧民众进行思想启迪的影响。乡村教师既可以做学校的灵魂，也可以做一方乡土的灵魂。对内引领乡村自治自强，对外用文化力量维护乡村的安定。

陶行知深知乡村教师在时代里的精神正向力量，因此寄予深深的期望。契诃夫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从反面著笔，创作出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乡镇教师形象——别里科夫。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矛盾对立的方面，却又统一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讲，伟大的小说家契诃夫和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看到的教育情状、寄予的社会期待是一致的，他们的思维之手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紧紧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