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eritage of Former Soviet Un

In memory of Mr R.Li, a brave elder who completely negates his previous belief and achievements, a witness of Stalinist China as a secretary of the chief secretary of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a great writer who provided valuable records concern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top political layer in a Leninist Party and a State governed by them.

前苏联与苏东体系的瓦解已近30年，但前苏联（SU）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依然显著，学界必须要反思，SU长达70年的社会实验，究竟为人类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别有用心的新闻媒体喜欢讲左翼思潮与SU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隐含的暗示SU与平等主义，自由主义的关联性，这一类比往往鼓励人们误将Socialism或者更为宽泛的Liberalism成为SU的思想遗产。尽管很难说左翼思潮与平等主义同Socialism完全无关，但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秉持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是无法安全的生活在SU境内的，无论是早起的列宁时代还是晚期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SU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控制思想的国度之一，而对当代与SU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溯源，都能在战前欧洲找到源头与土壤。SU的科技实力的确曾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现代以来科技高速发展，且SU从未成为科技进步的引领方，因此其科技遗产仅限制在了极小的封闭国家体系中。在其他领域，随着作为SU继承者的俄罗斯的经济环境的恶化与地缘政治实力的衰弱，SU的绝大多数遗产正在逐渐的湮灭，这也是长久以来学界的共识。

然而，SU留给世界的最大遗产，并非处于上述领域，而是其所原创的一种制度：党治制（CP administration system, 以下简称CPAS）。这种制度在SU之前从未存在，随着SU的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随着SU通过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谍报与情治机构及在各国的分支机构扩张其势力范围和建立附庸国的过程，CPAS逐渐被传播到诸多国家并成为其政治制度。即使在今天，CPAS依然在若干重要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与其他主流政治体制不同的是，CPAS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的封闭性，机制（Mechanism）的不明确性与流动通道的单向性，使得对于CPAS的研究具有高度的困难，而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公开信息的不足，对有限的公开信息有效性的辨识能力的不足，以及对其内部复杂机制的分析能力的不足。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内部机制的复杂性并非源于其组织结构的复杂性。CPAS的强大往往导致扁平化的社会组织与原子化的个人，相比于具有丰饶的多层级社会组织的如英国社会，CPAS不会导致社会机构本身的复杂化，其复杂度主要来源于非线性、不持续和易变化的规则与体系。

近年来的观察已经发现，CPAS并非与计划经济体制休戚与共，反而随着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现代金融制度的应用而愈发强化。这一现象彻底推翻了学界对CPAS基于马列主义著作和SU历史的粗浅认识，实际上市场经济制度与现代金融制度作为工具被CAPS掌握，进一步的强化而非弱化了CPAS的稳定性，反而使得CPAS有机会甩掉国营经济的包袱（至少绝大部分包袱，迄今为止，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没能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的现象似乎从未出现过），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的进步，则进一步提高了CPAS将社会结构扁平化与个人原子化的能力，降低了社会本身对CPAS的威胁。可以说，在现代，CPAS制度本身具备了更强大的延续性，尽管这种延续性并非建立人民的福祉之上。

然而，Socialist完全无法理解，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CPAS本来作为实现Socialism的手段出现的，为何能够在主动抛弃Socialism之后反而更加的强大。许多Socialists寄情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品，实际上缺乏对CPAS的基本理解。CPAS与资本论的距离，不会比资本论与联邦党人文集的距离更接近：CPAS宗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约瑟夫，而非马、恩、普列汉诺夫。因此，试图通过导师著作了解CPAS是不切实际的，反而只能进一步扭曲认识。

实际上，CPAS的目的非常简单：维持CPAS自身。即CPAS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持CPAS的存在。为了维持这一目的，CPAS必须通过积极的财税体系获得足够的收入，用于扩大并锁定支持者范围；必须制止任何可能在CPAS支持者范围内建立替代组织的尝试的出现；必须通过对强力机构的严格控制，避免任何形式的合法自组织的强大。当经济迅速发展时，CPAS势必通过自身财政的扩张获取更多的资源，当经济发展减缓时，CPAS通过降低其支持者的预期等手段实现一定程度的收缩与稳定，以待时机。

正因如此，CPAS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对CPAS存在性的挑战。无论是试图将存在性的目标上升为扩展性，或试图在CPAS与更加受到欢迎的政治体系间找到中间值，都将是CPAS面临危险的时候。同时，鉴于国有企业制度几乎无法改变的缺点，CPAS的财政约束决定了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对CPAS的存续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由于贸易体系难以挑战CPAS具有绝对强力的内部事务（civil affair），但脱离贸易体系，单纯依靠国营经济，则注定会导致CPAS赖以生存的财政系统的崩溃。从现有的新闻报道看，对CPAS有较为清楚认识的，是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Lighthizer）在内的少数人。

由于CPAS的特殊性，基于档案学的研究尽管也具有重要意义，却容易管窥一斑而谬以千里。阿夫托尔汉诺夫与李先生的作品，是不多的得以利用CPAS高层内部视角，对CPAS的运行机制进行详尽的剖析的资料。

而作为SU最大的遗产，CAPS依然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当今世界每个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