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新政,看清楚了就不必伤心
今日看到一则新浪财经的报道: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本来要去参加网约车立法座谈会,却因为遭遇网约车“打车难”而迟到了一个钟,这样的一种经历让他担心限制网约车会让打车难时代重现,而各地尤其是京沪津的网约车政策着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京津沪的网约车新政看起来似乎很不尽人情:一是必须要求司机是当地户籍;二是要求网约车有本地牌照。在共享经济大力提倡的今天,这一言不合就得让大量的网约车司机失业,要赚外快、月入过万的想法怕是化为泡影了。
当局给出的解释是要治理城市病,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继而解决大气污染,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这个理由我只能呵呵了。一方面治理城市病就是默认要控制人口规模,而控制人口规模只是强行地通过政策阻碍就业,剥夺市场准入资格,那是不是这种美其名曰下可以拿任何行业开刀,只要当局认为初衷是好的就行,自圆其说谁都会,合不合理却只有官方说了算;另一方面认为控制网约车准入就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就有点想法简单了,京津沪交通拥堵的原因在于外地人的不断涌入,而外地人不断涌入的原因在于京津沪的发展机会多、城市包容性强,但是如果你说想解决交通拥堵,那就别让外地人进入就好了,那就干脆像限制网约车一样限制其他行业的人员准入资格好了,但这样不仅会威胁到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也会使城市的形象和功能受到很大损害,得不偿失。
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看看其他城市的网约车政策比京津沪相比起来宽松程度不一。广州、重庆要求,限车辆注册登记地是本地,但不限制驾驶员户籍。深圳、杭州、成都则限车辆注册地,对司机的要求放宽到持本地居住证也可从业。南京、合肥要求司机为本市户籍或持本市居住证,但对车辆归属地没有要求。惠州对司机户籍、车辆归属地均无要求,但提出,司机不得同时加入2个或以上网约车平台。从各地政策大致可以窥测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城市位置了。
京津沪新政被称为“史上最严”,按说大城市出台政策都有一定的政策示范效应,那为什么其他城市没有争相效仿,反而是各有主张呢?
网约车新政背后当然是城市所处发展阶段不一样啊。正因为阶段不一样,所以才显示出包容性不一样啊。你问我深圳的发展还不够厉害吗,也同样没有限制网约车司机户籍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深圳可是一个外来人打造的城市,如果也限制户籍,那岂不是忘了初心,背叛自己吗?京津沪在发展初期也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容纳梦想、各行各业的人,用前赴后继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现在是京津沪没有包容性了吗?是要驱逐外来人口吗?我想是的,不是没有包容性,是有选择的包容性,是会继续清理城市认为过剩的人口,这不能怪城市,这是发展的必然,城市的承载力有限,要严控规模,短时间难以有有效的手段,所以只能用一些强制手段控制人口规模,而且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会深受当地人喜爱,毕竟外来人只是“野人”,不能和当地人相提并论的。
至于其余城市在如今的发展趋势下,还是需要大量外来人口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城市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地人的涌入,虽然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但好歹比一座空城要好吧,三四线小城市想要大量涌入人口,如无特殊原因,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容得下千万人口,就是容得下梦想,容得下梦想,就是为自身发展塑造驱动力,城市的管理者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是不是城市发展到了一定地步就一定会限制外来人口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城市,起码代表我们的城市在发展,期待这样的城市数量多一些,那么我们的选择也就多一些,到时候就不会再纠结于这个问题了。
所以,看明白了网约车新政,就不会那么伤心了,就好像追你的人多了,你也要做出筛选一样,至于有什么公平的标准,是你定的,做出决定的也是你自己,但是还是要强调,为结果负责的也是你自己。
因此呼吁大城市的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时尽量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如果理由论证不够充分,那么很难具有说服力,政策要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每个人都是城市的奋斗者和贡献者,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就会冷了人心,如果处在城市的外来人没有了安全感,那么一旦出现别的机会,他们就会逃离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去奔向心中另一个向往的地方,因此,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网约车新政,看清楚了就不必伤心,因为伤心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