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游荡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灵魂——张爱民小说《丽娜》所感

游荡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灵魂——张爱民小说《丽娜》所感

如果一定要给这部温馨的小说一个归类，它大概可被称为“乡土小说”，但这只是它的一面，也就是说“乡土小说”所具有的含义不能完全涵盖这部小说的多向度哲学意蕴，显然张爱民试图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乡愁的诗意世界，他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村庄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在反思主体对平庸自我的逃离意义。

从《丽娜》的第一卷来看，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乡村女性，不甘心生活在农村，她向往着城市，但她无法摆脱亲情的缠绕，她无法抛弃爱她的亲人。所以在进城三年之后她又回到了乡村。而回来以后她的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充满着矛盾，她不甘心就这样在农村生活下去，并试图再次出走。除了丽娜的归来——出走这条线索，还有一条与之并驾齐驱的线索——丈夫来贵对妻子的等待，以及丽娜对爱情的无奈放弃。

故事呈现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下语境下，在偏远的西北小村庄中，一个灵魂的苦苦挣扎。

在中国以往的小说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主体，他们通过逃离现有的生存语境而试图建构新的自我，如鲁迅《故乡》中的“我”，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但他们的逃离初衷带有一种明确的目的性，这种目的背后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或向革命道路而去，或向启蒙运动而去。张爱民小说中的丽娜，她的逃离却是迷茫的、孤独的，她清晰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和愚昧，她困惑的是逃离后的自我还有什么？虽然试图远离的平凡对自我的吞噬，却无法拒绝这片平凡土地上的温暖。

对乡村的情绪，丽娜是充满矛盾的。乡村中的亲人和乡村中的文化赋予了她生命，她热爱着乡村文化的生命力，那是一种质朴无华的感情（来自父辈的挽留），也是一种无法抛却的深情（丈夫来贵浓烈如酒的爱），更是一种血肉粘连的血缘关系（儿子门栓的依恋）。她的爱情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同李成仁之间的爱情关系）。可是，与此同时丽娜也深刻意识到这片土地养育的人们的浅薄和愚昧无知。她拒绝被这种落后的乡村文化同化，因而选择逃离，将城市当做一个方向和空间，试图靠近，因此，丽娜既依恋着乡村的温情又憎恨乡村的落后。她的矛盾左右着她一生的选择，也导致了她在文本中起始的回归和结尾再次出走。

张爱民的小说《丽娜》有着深厚的主题意蕴。首先，《丽娜》是一首乡村的牧歌。在中国，黄土高原上的村庄作为现代工业文明覆盖下的边缘区域，它具有原始的劳动方式和质朴的人情社会关系。如果说，沈从文的《边城》呈现了乡村世界的人性和神性的和谐共存，那么《丽娜》则展示了人性和神性的张裂。在《边城》中纯洁的翠翠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乡村世界中，而《丽娜》中丽娜却对这个世界充满怀疑。怀疑它的平凡、庸常会限制自我，剥夺自我生命的多种可能，因此丽娜不同于翠翠的单纯守望，她选择了逃离，通过逃离来重构一个对乡村的他者有所超越的自我。悖论的是，她在这种背离中屡屡回首，因为乡村世界有她熟悉的、留恋的乡土气息。

张爱民的《丽娜》用充满温情和悲悯的心绪书写了大西北黄土高原人们的生活，“黄土高原”同莫言的“红高粱”世界一样呈现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赋予他们一种神奇的存在。同那绵延起伏的大山对照的是人性的淳朴，这是一种正在逐渐失落的乡村文化品格：近乎原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下的一个神话性的遥远存在。回顾他建构的乡村世界，我们发现这一切同城市的高楼大厦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仿佛海市蜃楼一般屹立在遥远而广袤的大西北。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丽娜》中黄土高原上人们的劳作方式是一种古老的文明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它却揭示了城市同乡村之间文化、经济、教育等断裂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现状。面对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持续拉开的巨大反差，游走在这个断裂带之间的中国社会个体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之痛？这将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正是《丽娜》所竭力呈现的主题。丽娜们已经无法如从前那样心安理得继续生活在原有的土地上，因为经过城市的经历后，他们的视野开阔，她们受到了城市的现代性文明启蒙，他们已经不再认同父辈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然而，他们未必会彻底融入城市的生活节奏，城市也未必会真正接纳他们，给予他们在乡村才能获得的那种踏实安心的存在感。在选择离开乡村时，其实他们内心无法彻底割舍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不舍，最终，只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徘徊奔波。这与当下的中国大批的外乡打工者在城市获得经济资本，而后又回到乡村完成资本消费的现实不谋而合，这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社会个体成为了大地上的异乡人，成了远离故土的漂浮者。张爱民的《丽娜》试图正视这一社会现实，并揭示出这种矛盾给个体造成的精神之痛，因此《丽娜》在反思揭示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现实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被大多数当代作家回避或忽略的社会批判主题之一。

《丽娜》以一种牧歌式的抒情方式书写了乡村的生活，并未渲染笼罩在那种悲悯情绪下，日夜劳作的农人们不堪厚重的一面。面对现代性诸多变化，作者并未一味揭示现代性城市符号化的存在形式（二十一世纪的乡土小说中出现的现代性符号化的元素并未在张爱民小说中以量化的、密集的形式出现）他将城市的存在巧妙化为一种隐含性的精神存在（如在丽娜的心中城市意味着知识、先进、开放等等），他将现代城市和传统乡村的矛盾纳入了丽娜这个个体的形象中，让城市和乡村的文化、经济矛盾在丽娜的灵魂内发酵、爆发。

其次，《丽娜》是一个社会个体灵魂的挣扎。丽娜不断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徘徊，三年前的出走，三年后的回归，以及回归后的再次出走，内在的原因令人心痛，究其根本是现代城市和乡村文化断裂、经济落差给个体造成的深刻精神之痛、灵魂之痛。《丽娜》深切道出了出自乡村的个体面对城市和乡村断裂时灵魂的痛苦。

除此之外，丽娜试图逃离的还是一种平庸、凡俗、琐屑的真实生活，她不做家务，也不喜欢现实中人物的庸俗可笑，而在城市这一切就会完全消除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她向往的城市其实也意味着一种诗意的梦。逃离意味着对现实的躲避，而逃离后这种现实并未改变丝毫。所以，丽娜出走三年，回来以后，在家中度过一段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生活以后依然选择了再度出走，而出走是再度逃避。她并未选择和丈夫来贵快刀斩乱麻地离婚，在纠结中准备就这样离开。这种不彻底的逃离暗示了丽娜对乡村世界的一切无法割舍的情愫。丽娜的性格应该是勇敢的、果断的，即使这样一个性格果断的人却在同来贵的关系上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犹疑，可见其内心世界的矛盾之剧烈、深刻。

来贵和成仁是两个和丽娜有着密切关系的男性，前者是她的丈夫，后者是她的爱人。同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丽娜的精神产生了严重错位，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同一性之间发生了背离。她爱的人是自己的同学成仁，而和她结婚生子的却是来贵。前者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后者是美好灵魂的代表。丽娜虽然爱着同仁却永远无法同他真正结合，因为双方均有家室，在乡村想要逾越这样的道德伦理，为了爱情勇敢结合，对于丽娜来说无疑是无法完成的。丈夫来贵对她有着炽热的感情，他对丽娜的爱是包容的、放纵的，他给了丽娜充分的自由，即使她离开自己三年不归，来贵还是在等待丽娜，期望他们之间的关系复合，因此来贵有着崇高而令人敬畏的精神世界。丽娜不舍丈夫对自己热烈的爱，因此而无法彻底抛弃丈夫赤诚，她懂他却不爱他。而她爱的教师成仁却无法同她结合，对于丽娜来说，爱情的对象成了一个无法真正占有、完全获取的存在，而她所建立的爱情对象只能成为她精神痛苦的另一个源头。丽娜的出走成了寻找自我灵魂的超脱之路，她要通过出走使自己摆脱对于爱情无法获得的现实，通过出走使自己获得升华，不再沉迷于现实的痛苦。她要通过出走逃避面对生活，面对痛苦的自我，然而丽娜真的能成功吗？作者为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

再次，《丽娜》是中国黄土高原风俗人情的真实刻画。黄土高原的黄河文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并未像其他江浙文化、老北京、大上海的地域文化那样得到重视和挖掘，根据贝克尔的《艺术界》，文化艺术的产生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和工业机械生产的结果。因此，黄土高原的黄河文化并未得到同样的重视，这根本上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这种文化的封闭状态又反过来制约着其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呈现黄河文化的媒介传播方式和渠道也十分有限，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度也因此受限，对黄河文化的精神意蕴的理解停留在一定的概念化表层（比如，对地貌、窑洞文化、剪纸艺术的重视，对其背后的精神的轻视。）而《丽娜》通过对黄土高原上人们古老的农耕文明进行再度呈现，为人们重新认识黄河文化精神提供了窗口。

黄河文化在《丽娜》中主要表现在一种淳朴、厚重的人情关系，近乎原始的农耕文明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父辈对土地、动物、家族等的深厚情感。

原始农耕文明曾一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造对象，但是因为其地理条件的艰苦和偏僻，使得这种改造过程显得尤为艰辛，也正因为其改造的不易使其逐渐落后于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速度。

原始的农耕文明在这种逐渐拉大的经济和文化差距的语境中存在着，它不紧不慢进行着自己的步骤，在缓慢的进程中显露出黄土高原上黄河文化的厚重和不易动摇的文化特性。

《丽娜》中的父辈们仍然选择在土地上劳动，获取食物，获取生存的基础。他们同土地之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一旦被剥离这种关系，他们会陷入无根的惶惑中。

王雨顺、王富财、李金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对于土地有着极深的依恋之情，对于土地给予他们的一切都带有一种膜拜的心理。他们对土地充满感激和热爱，这就是为什么在文本伊始，王雨顺的婆姨将一些摆放在厨屋的瓶瓶罐罐用心清洗，在儿媳妇出走三年即将回来的前夕，他们老两口极尽所能做的事情竟然是擦洗这些对于现代人而言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瓶瓶罐罐”。

由于物质的极度匮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频繁更换日常使用物品。相反，一个瓶瓶罐罐可能伴随几代人的生命，陪同他们度过艰难的岁月。因此，这些“瓶瓶罐罐”实际上寄托着父辈农人的深切感情，它们甚至是他们生活的希望和归属感的所在。对有限的物质资源他们不仅珍惜而且久而久之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感情是生活在城市快速消费节奏中的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对有限的物质资源的崇拜也是一种黄河文化的精神。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些“瓶瓶罐罐”的存在意义早已经超越了它的实用价值，它们是农人们的财富象征符号，是他们精神富足的一种表征，甚至被赋予一种神性。这些“瓶瓶罐罐”本身承载着古老的黄河文化精神，农人们赋予它们以神性并且对其进行自觉膜拜，产生无法割裂的爱。

以“瓶瓶罐罐”为代表的器物除了一种神性的存在，它本身也是一种黄河文化的质朴品格的象征。

综上，张爱民的小说通过对黄土高原上农人们的生活的描写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窥视西北风俗民情的窗口，揭示了现代城市的崛起过程中，处于农村和城市的断裂带上的社会个体痛苦撕裂的灵魂世界。张爱民以满怀悲悯的心理对自己所熟知的乡土进行书写，他对于乡土小说的探索开拓出了新的空间，因此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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