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论语 札记2

中国古代经典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诗人就写出了美丽的《诗经》和《楚辞》；以后，他们又创造了更加灿烂的唐诗和宋词。《论语》《老子》这样的经典著作，则在塑造、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作品既是联接所有中国人思想、情感的文化纽带，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中国学派的文学理论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是《论语》，道家思想的代表著作是《老子道德经》。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联系到理论上来，就是说：理论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说得出来的，但不是只说得出来而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空头理论，这就是中国学派理论中的实践论。其次，文学理论不能算科学理论（自然科学），与其说是社会科学理论，不如说是人文学科或艺术理论，这就是文学的艺术论，也可以说是相对论。后六个字“名可名，非常名”应用到文学理论上来，可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原文的文字是描写现实的，但并不等于现实，文字和现实之间还有距离，还有矛盾；第二层意思和原文之间也有距离，也有矛盾，注释和原文所描写的现实之间，自然还有距离，还有矛盾。注释应该发挥语言优势，运用最好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和原文展开竞赛，使注释和现实的距离或矛盾小于原文和现实之间的矛盾，那就是超越原文了。文学注释理论应该解决的不只是语言和原文在文字方面的矛盾，还要解决注释和原文所反映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是文学注释的本体论。

一般注释只要解决“真”或“信”或“似”的问题，文学语言却要解决“真”或“信”和“美”之间的矛盾。原文反映的现实不只是言内之意，还有言外之意。中国的文学语言往往有言外之意，甚至还有言外之情。文学注释理论也要用好的言辞解决和原文的言外之意、言外之情的矛盾。

《论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好之，乐之，这“三之论”是对艺术论的进一步说明。艺术论第一条原则要求注释忠实于原文所反映的现实，求的是真，可以使人知之；第二条原则要求用“三化”法来优化，求的是美，可以使人好之；第三条原则要求用“三美”来优化，尤其是译诗词，求的是意美、音美和形美，可以使人乐之。如果“不逾矩”的等化译文能使人知之（理解），那就达到了文学注释的低标准，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浅化或深化的既能使人知之，又能使人好之（喜欢），那就达到了其中标准；如果从心所欲的文不但能使人知之，好之，还能使人乐之（愉快），那才达到了文学的高标准。

艺术的规律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矩”就是规矩，规律。但艺术规律却可以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是因为得到承认才算正确的。所以贝多芬说：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可打破。他所说的戒律不是科学规律，而是艺术规律。不能用科学规律来评论文学翻译。

孔子不大谈“什么是”而多谈“怎么做”。这是中国传统的方法论，比西方流传更久，影响更广，作用更大，并且经过了两三千年实践的考验。《论语》第一章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乐）乎！”“学”是取得知识，“习”是实践。孔子只说学习实践可以得到乐趣，却不说什么是“乐”。这就是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依据。

总而言之，中国学派的文学理论是研究老子提出的“信”（似）“美”（优）矛盾的艺术（本体论），但“信”不限原文，还指原文所反映的现实，这是认识论，“信”由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发展到鲁迅提出“信顺”，再发展到陈源的“三似”（形似，意似，神似），直到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这已经接近“美”了。“美”发展到鲁迅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再发展到林语堂提出的“忠实，通顺，美”，转化为朱生豪“传达原作意趣”，直到茅盾提出的“美的享受”。孔子提出的“从心所欲”发展到郭沫若提出的创作论，以及钱钟书说的注释可以胜过原作的“化境”说，再发展到优化论，超越论，“三化”（等化，浅化，深化）方法论。孔子提出的“不逾矩”和老子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有同有异。老子“信美”并重，孔子“从心所欲”重于“不逾矩”，发展为朱光潜的“艺术论”，包括郭沫若说的“在信达之外，愈雅愈好。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直到茅盾说的：“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孔子的“乐之”发展为胡适之的“愉快”说（翻译要使读者读得愉快），再发展到“三之”（知之，好之，乐之）目的论。这就是中国学派的文学注释理论发展为“美化之艺术”（“三美”，“三化”，“三之”的艺术）的概况。（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