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主席会说给我一百个大洋也不读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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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派诗歌发展到今天甚至失去了方向感，只知道一味跟着洋大人跑，我个人称之为“去中国化”。
譬如洋大人写抒情诗的比较通行的做法便是死胡同赶猪，直抒胸臆。因此洋大人能够写好抒情诗的少之又少，最后干脆便拒绝抒情。抒情是让诗歌永葆青春的一种绝佳方法，是诗歌性灵存在的一种体现。诗歌去掉抒情，诗歌最终也就变得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活力了。然而洋大人的诗歌主张却是一个抒情诗人是无法进入到现代诗歌的境界的。
大家不要认为我在这里信口雌黄，事实上前段时间在国内轰动一时的余秀华最著名的诗歌《我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如果真要说这首诗有怎样的特色，个人觉得还是因为它的抒情意味比较浓郁。与那些死气沉沉的现代派诗歌相比较而言，有一种呼之欲出的张力，能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可是下半身诗人沈浩波看了这首诗歌就老大的不服气，因为这首诗歌仍旧没有脱离抒情诗的窠臼，对于那些只知道接受西洋意识的现代派诗人来说就显得不那么入流了。所以这位只长了下半截的诗人对余秀华的诗歌以批评的鄙薄的成分居多。
西方诗人还写不好叙事诗。于是西方诗人干脆拒绝叙事。我这样说同样是有出处的。譬如德国有位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文学所以低西洋一等，就因为中国文学还处在讲故事的阶段。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在西洋人眼里大约就是一种小儿科的玩意。西洋诗歌所以拒绝叙事同他们拒绝抒情其实是一个理，因为他们并没有找到合理叙事的写作技巧。所以西方人干脆流行一种只有火星人才能懂的元叙事。要看懂一部西方现代文学经典，简直比搞懂一种最尖端的科学还要费劲。我时常在想，这样的一种文学倾向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吃饱的没事干之谓也。
事实上抒情以及叙事都是诗歌的重要内容。真正的创作应该迎难而上，而不是回避。如果说抒情或者叙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诗人应该坚守的阵地，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在这片阵地上闯出一片新天地，而不是相反，做可耻的逃兵。所以如果岳飞元帅面对金兵入侵可以振臂高呼“还我河山”；一个真正的诗人面临诗歌之绝境同样应该呐喊，“还我诗歌！”
然而，现代派诗人却不是这样，今天否决抒情，明天抹杀叙事，到最后也就没有什么内容可以书写，无所适从。而且人家做逃兵还做得无比自豪，理由充足，现代派诗歌已经奄奄一息了，这些人还在那里唱雅调，有充足的理由麻痹自己，动辄会以所谓“先锋、探索、实验”自居。但到底怎样先锋，怎样探索，怎样实验呢？以前是一种风格流行不了哪怕十年，现在则是甚至不超过一年，哈是些可怜巴巴的短命鬼。然后就是诗歌流派简直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可惜没有哪怕一个诗人能够流芳千古。写不好诗歌就老老实实地承认呗，可是人家总能找到一种歪理为自己辩解，胡说什么那些明显讨好读者的诗歌我不屑于写，我要写那些半人半神的作品。在此我要问，什么叫半人半神，大约过去流行于各地的诸如半仙之类的江湖骗子也是可以被称之为半人半神的。
中国有位著名女诗人舒婷，其实她的诗歌特色就在于抒情，而且是一种古典意味的抒情。她最著名的诗歌《致橡树》是我最推崇的诗歌。诸如我就从来不会盲目地叫嚣所谓“超越北岛，PASS舒婷”的主张。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一个人哪怕写出一首好诗来也就挺不错的了。我个人甚至认为她能够成为中国诗歌的月亮，一如阿赫玛托娃在前苏联诗坛那样崇高的地位。其实大家不妨翻翻阿氏的诗歌，真正像《致橡树》这样有特色的诗歌并不多。可惜的是舒婷过于迷信西方现代派诗歌，不懂得坚持自己，最终迷失了自己，以至于最后写不出诗来了。在这些拼命否定舒婷诗歌的人群当中有一位甚至是她的丈夫，某位著名的诗歌理论家。我时常想，这样的诗歌理论家其实越少越好，否则会扼杀掉诗歌所有的灵性，窒息诗歌应有的生命力。
所以，今天的诸多诗歌理论，诸多诗歌，大抵我是不会看的，因为这些诗歌基本上就是一种投降派的理论，是所谓汪精卫式的曲线救国主义在今日之中国诗坛的具体表现，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见骆驼以为马肿的理论，不仅缺钙，而且反智，以无知为荣，以无才为德，书写一些“牛跑猪跑跑不过马，鸡飞鸭飞飞不过鹰”之类的句子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实则尽是些浅底之蛙。
常言道，女人多变，信者太傻。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为现代派诗歌多变，信者太傻。譬如早些年的诗人一味学习西方诗歌，总是搞些高深莫测的外星文学，是谓之精英派诗歌。
结果终于有人发现此路不通了，于是干脆彻底缴械，走向另外一种极端，发明了口语诗歌。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口语诗歌到韩复榘为止》，大意是说所谓口语诗是只能像韩复榘、张宗昌这样的人写的。说不定口语诗已经让这些人写完了，作为现代诗人书写口语诗，岂不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让人觉得很不堪的是这些人写来写去，居然比韩复榘、张宗昌都还要差，这就让人着实想不通了。也不知道这些诗人知不知道羞字到底怎样写，会不会像著名的“阿Q”一样，临枪毙了都在起劲地捉摸怎样把那个圈圈画得更圆些吧。总之，在一个没有诗人和诗歌的年代，大约只有韩复榘、张宗昌还能填补些我们的精神空缺罢了。
2
毛主席曾经创作过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当代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居然心血来潮，将这首词改编而为一首现代诗，其改动如下：
我丧失了杨，你丧失了柳，
杨柳的忠魂，向月夜高空飘飘走。
吴刚啊，你有什么款待他们呢？
吴刚捧出了他的桂花酒。
寂寞的嫦娥展开长袖，
为了安慰忠魂，在万里长空翩翩起舞。
他们忽听到人间降龙伏虎的消息，
那激动的泪水啊，刹时间化为一天大雨。
据说太祖看到郭的翻译只说了一句话：“现代诗反正我是不看的，给我一百个大洋也不看。”为什么这样说呢？应该说古诗就不能翻译成现代汉语。所谓的翻译，仅仅只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而已，如同产品说明书，是千万不能当作诗歌艺术来看待待的。这是方块字为方块字设下的深沟壁垒，两者之间的区别简直比一首西方诗歌翻译成中文诗歌的区别还要大。所以我说中国古诗与现代诗歌之间有着血海深仇，两者之间可谓誓不两立。
这就带来了这样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尽管古诗是那样的精妙绝伦，可是现代诗歌简直无从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相反，现代诗歌之间倒是可以翻译的，甚至有些诗歌还越翻译越有味道。譬如有一首汉诗翻译成外语，然后又翻译成汉语，就成了这个样子的了：
遥远的泰山勾勒出阴郁的魅影，
坚实的大地支撑起巍峨的峰顶。
假如有一天将整个的乾坤颠倒，
一切便都会地裂山崩化为无形。
这首诗给人的感觉好有哲理，好有气势。其实这是一首张宗昌诗歌的N次元创作。其原诗如下：
远看泰山黑糊糊，
顶上细来底下粗。
有朝一日翻过来，
底下细来顶上粗。
张大帅的诗歌就不怕翻译，而且越翻译越觉得神鬼莫测，如果把张大帅鼓吹成当代诗歌天王，恐怕我也是没办法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
可是古诗你怎么翻译，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尝试都只能沦为笑谈。
3
中国诗歌的真正出路在于向古诗学习和取经。然而这却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古诗与现代诗歌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你怎么跟他攀上亲戚，怎么才能让现代汉诗与中国古诗和谐发展，这恐怕是个老大难问题。
如果我们采取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方式，只知道做逃兵，只知道回避，自然是取不到真经的。譬如西方有一个意象派，以借鉴中国古诗为能事。不过西方人这条道路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因为他们的宗旨在于让古诗向现代派诗歌俯首称臣，总认为现代派诗歌就要比中国古诗高明得多。所以这种派别是无法从中国古诗中汲取多少有益的营养的，最终也就无疾而终了。
同样中国也有个所谓的新古典主义，所犯的毛病同这些洋鬼子一模一样，总觉得自己是个现代派的诗人，比古诗人高明得多，最终他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大致上今天知道有这个流派的读者也还并不多。连国门都没有冲出去，还怎么走向世界呢，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简直比中国足球还要差。或许让那些足球人改行写诗也要比那些现代派诗人高明许多。至少是不可能再差到哪里去了。
涂鸦童子自始至终都认为中国古诗是一座有待现代诗人挖掘的丰富矿藏。中国应该诞生天才的诗人，他们有足够的创造力在中国古诗与现代诗歌之间嫁接起一座天然的桥梁。首先得要有人有这样的自觉性、这样的担当。我想，我们所谓弘扬中华文化，一定是在创造与继承中弘扬中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弘扬中华文化。一味的防守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是毫无裨益的，创造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才是硬道理。在这个过程中多少应该会诞生勇于并善于攻坚克难的天才。
或许也只有到了这一天，我们才能自豪地说：我固然热爱中国古诗，但我同样热爱真正体现中国古诗精髓，真正发扬中国古诗的魅力与美的中国现代新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