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丰功伟绩

有文字可考证为历史，无文字可考证为史前，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公元前21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朝是否真实存在，因为没有那个时代的文字可供考证，一直不被国外的史学界认可。但我国文字起源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在公元前27世纪的黄帝时期，与可经甲骨文考证的商代，中间约有1300年的文字物证空白。然而，文字作为一种通用的表义符号，不可能是突然以甲骨文的方式出现的，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半坡陶文、大汶口陶文、良渚陶文，这些目前考古发现的在黄帝时代之前的陶器上的符号，记载着先人的某种意识，被认为“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这些原本在各个部落独立使用的表义符号，在黄帝统一炎帝、蚩尤、共工等部落，进入部落联盟时代后，联盟内同义不同符或同符不同义的混乱局面肯定会出现，统一表义符号，成为管理部落联盟的必然需求，于是有了仓颉根据黄帝的命令“造字”的传说。

仓颉造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旬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天神为奖励人类造出可以与上天沟通的文字，洒下了粟米；具有役使鬼的力量的文字，把地下的鬼吓得在夜间啼哭。这是我国天地人共同体思想在造字传说中的体现，而沟通天地人的工具——汉字，在黄帝时代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方式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帝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不仅仅是因为他开启了中华民族孕育的部落联盟时代，还因为文字的出现，开启了文明的文字传承，使中华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说文解字序》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从各个部落的表义符号，到部落联盟的统一文字，通过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传说与记载，可以推断，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仓颉应该是起到统一规范文字的书写、发音、字义的关键作用，而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

哪怕有着仓颉造字到甲骨文之间1300年的物证空白，但毫无疑问，汉字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服务民族的融合统一，这也是汉字与中华文明一起，成为世界上少数几种连续发展、从未断绝的文字的内在逻辑。今天非考古和历史专业的普通中国人，可以借助汉字，阅读3000多年间的任何时代的原著文献，这无疑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仓颉，为中国文字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伟大贡献，因而被称为“造字圣人”。

也许在将来，我们会寻找到夏朝时代文字载体的物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汉字传承演变的认知。商代以甲骨作为文字的主要载体，到了周代，青铜器成了文字的主要载体，中国文字进入金文时代，如下图的“马”字，象形的中国文字，向线条文的简化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青铜器属于礼器，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信息的传递和事件的记载，因此，在纸发明之前，出现了与青铜器并行的重要文字载体——竹、木片，即简牍。简牍成本低廉、便于携带，又把书写的方式，从费力的刀刻石凿模铸，向轻便的笔墨描绘发展，极大促进了文字的使用和知识的传播，为百家争鸣的出现，做好了文化载体上的准备。西周晚期，汉字书写经历了甲骨文体、金文体、石鼓文体，线条化基本成型，并变得更加的均匀柔和了，被称为大篆。众多历史事件表明，从西周到东周，全国汉字的书写、表义、发音是统一的、一脉相承的。这些事件诸如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能够顺畅地与各诸侯国交流；而张仪、苏秦等客卿，能到各国递交政见文书、游说君王，售卖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分裂倾向正在出现，进入战国后期，强大的诸侯国不再受周王朝的节制，并且纷纷变法图新，文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各国为书写方便而进一步简化文字，使统一的文字向一义多形的方向发展。从下图战国七雄的“马”字可以看出，各诸侯国的文字的书写，已经严重分化。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中唯一的一次裂变，假如没有秦的一统天下并推行“书同文”，也许先秦的文字，就不会发展为单一体的汉字，而会象拉丁语系的文字，演化为多种书写方法和多种表义的一个体系，中国的疆域也会象今天的欧洲，并存着多个国家。“百代皆行秦政制”，自秦以后，汉字走上一条统一演化却又多体并行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李斯起到了类似仓颉的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的建议，禁止使用各诸侯国留下的文字。李斯在秦篆的基础上，对文字进一步省改简化，创造了小篆，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标准字体。不久，李斯又采用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文字专家认为，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是改象形为笔画的新文字的开始。从图形到线条到笔画，中国文字经历了约2500年的发展，从此定型，之后的草书、行书、楷书，都是在隶书的基础上，经笔画简化和书写方式不同而发展出来的字体。神奇的是，篆体、隶体字并没有被新出现的字体完全替代，而是与草、行、楷等新字体同世并行并用。所以说，李斯对汉字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意义非凡。

除了作为信息的载体，汉字还以艺术美的方式，强化自身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汉字的美首先在于它的简约美，书写、读音、表义的历史连续性，使每一个汉字表达的字义非常清晰、准确和不可被替代，极容易被理解接受，所以，只要掌握1500个汉字，就可以无障碍地与人交流；掌握2500个字，数理化读大到学毕业都没有文字难题。拿英语作比较，掌握5000个单词，才能日常会话，没有掌握2万个单词，别想无障碍地读懂英文报纸。所以，在联合国6种文字的官方文件中，最薄那一本一定是汉语本。因规范而准确、因准确而简约，每一个汉字，无不闪烁着几千年来精雕细琢终成大器的仪式感、厚重感。

汉字的第二种美在于书写美，梁启超曾说：美术，世界所公认的为图画、雕刻、建筑三种。中国于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法。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写字”有四美：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表现个性的美。把文字书写得如此的美以至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是汉字独一无二的魅力。篆隶草行楷，以艺术状态存在的汉字，是几乎等同于中国的符号，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对美的发现、鉴赏和追求的最细腻方面。在今天的世界的各个角落，看到一包茶、一件瓷器，人们想到的，不一定是中国，因为它们可能来自印度或德国，但如果看到一幅汉字书法，每个人想到的，一定是中国！中国！书法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从新年第一件事贴春联，到家里最重要的场合挂几幅书法；从富余人家置几件名家名作传世，到子女教育中书法练习必不可少，汉字以书法的方式，美化着中国人的生活。在受中华文明深刻影响的其他国度，如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写出一手漂亮的汉字书法，在当地的文化圈，大有人在。

汉字的美还在于音韵美。汉字是单音节的文字，一个汉字严格地对应着一个节拍。单音节的发音，又使每个汉字的收韵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汉字应用在文学时，非常容易按一定的格律和韵律，创作出朗朗上口的诗文。而字韵的稳定性，使中国的诗文不断的继承发展，造就了诗的国度的美名。今天的我们，读着周代的《诗经》、汉朝的《乐府》，魏晋的赋作，唐的诗，宋的词，元的曲，明清的小说，近代的诗歌，相同的韵律流淌在不同的诗篇上，竟然是如此平和顺畅，犹如一曲乐章弹过了三千年的时光。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粘合剂。它粘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今天的我们，通过一个个方块字，感知先祖走过的路，感知先祖对天地人的思考，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那一个个方块字，犹如夜空中的星星，指引着我们沿着先祖留下的印记，薪火相传，一路向前，永不迷失。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粘合剂。它粘合着56个民族，同文同种。即使在分裂割据的时代，神州各地的中国人，依然说着相同的话，写着相同的文字。哪怕是在某一天两军对垒，大吼一声：报上名来，刀下不杀无名之卒！吼的是一样听得懂的中国话。哪怕是在某一天兵临城下，递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拉家常式的劝降书，写的是一样看得懂的中国字。本来都是一家人啊！即使漂洋过海到了各洲各国，烙在灵魂中的汉字，依然是联系祖国最重要的工具；表达对故土眷念的情怀的方式，用得最多的，是用汉字表达的那份赤子之心。

汉字是民族精神的粘合剂。它粘合着不同的政见、思想、信仰和追求。博大包容的中华民族，总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去伪存真，砥砺前行。为追求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一切探索和思考，都是值得尊敬的，哪怕被暂时的焚坑禁锢，终会以文字的形式留传，在另一个时代重现。个人的观点不能可都成为当世或将来的价值标准，但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存在，被借鉴参考。中国人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道之行与不行，而是对道的追求的过程。“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被束之高阁并不可悲，只要道还在高阁中，就够了。作为表达工具的汉字，承载着百千万种的政见、思想、信仰和追求，使他们汇集在一起，凝练出今天丰富多彩的优秀的中华文化。

汉字，至哉！大哉！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