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往事与今缘第二章第五第六节

第五节 中国佛教的四次劫难

前文已有叙述，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跌宕起伏，历经坎坷。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样也不是一帆风顺，曾经遭受过四次大的浩劫。

这四次浩劫，后世称作“三武一宗法难”。三武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指后周世宗。

1、第一次法难

佛教第一次遭受浩劫，发生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

北魏是鲜卑人拓跋圭（道武帝）建立的政权，中经明元帝拓拔嗣，到公元439年，由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方第一个王朝。当时的宰相崔浩信奉天师道，并与道教领袖寇谦之交好。因此，他劝谏太武帝改信道教，同时诋毁僧侣不事农桑，又不纳税服役，还要百姓供养，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太武帝拓跋焘在崔浩的蛊惑下，于始光元年即公元424年，接受寇谦之献上的道书，继而在平城修建天师道场，并亲赴道坛受符篆。自此，太武帝拓跋焘俨然以“太平真君”自居，开始推崇天师道，同时走上了排斥佛教的道路。

公元438年即太延4年，拓跋焘为了扩充兵员，统一北方，下诏凡不足50岁的僧人均还俗服兵役。到公元444年，即“太平真君”5年，拓跋焘又下召驱除僧侣，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僧侣，有违者诛灭全家。

两年后，在镇压胡人盖吴起义时，发现长安一所寺院拥有兵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借故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鼓动太武帝发动灭佛运动。于是一场拆毁寺院，活埋僧侣，焚毁佛像、佛经的灭佛运动开始了。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这次浩劫史称北魏太武帝法难。

幸运的是，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太子拓跋晃一向笃信佛教，他为了庇护佛门而缓宣灭佛诏书，使众多僧侣有机会逃脱，而且一大批佛像、经论也得以藏匿，只有北魏国内的寺院塔庙被毁。太武帝下诏灭佛仅六年便驾崩，文成帝即位后，又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逐渐恢复起来。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

2、第二次法难

佛教第二次遭受浩劫，发生在北周建德3年，即公元574年。

北周是宇文家族篡权西魏，于公元557年建立的政权。第一任皇帝孝闵帝宇文觉，第二任皇帝明帝宇文毓，均笃信佛教。到第三任皇帝武帝宇文邕改弦易辙，专崇儒学不再信奉佛教。

北周天和2年即公元567年，武帝宇文邕听信卫元嵩：“ 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的谗言，产生了灭佛的念头。

到建德元年即公元572年，宇文邕诛杀权臣宇文护，将大权收归己有后，为了统一整个北方，欲没收佛教田产和寺院以充国有，迫使僧侣还俗以服兵役。

于是次年12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辩论佛、道、儒三教的是与非。在辩论中武帝斥责佛、道虚妄，又以僧人智炫牴触武帝之短为由，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到建德6年即公元577年，宇文邕灭北齐统一北方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致使4万座寺院被摧毁，300万僧、尼被迫还俗，焚毁的佛像、经纶不计其数。庆幸的是宇文邕没有滥杀僧侣。这次排佛运动，史称北周武帝法难。

3、第三次法难

佛教第三次遭受浩劫，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唐武宗是一位晚唐皇帝，他公元841年登基，年号会昌，仅执政6年，在公元846年便驾崩了。

大家知道，唐朝实行包容的文化政策，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无论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均可以自由发展。虽然唐朝统治者标榜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人，对道教青睐有加，但仍然以儒学为道统，兼顾佛教信仰。

然而，唐武宗却一反过去儒、释、道并重的传统，他专崇儒学，信奉本土道教，对外来宗教一概排斥，尤其对佛教排斥尤甚。唐武宗之所以对佛教持排斥态度，除了与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以外，他还受了历代，尤其是本朝排佛思想的影响。

例如唐开国初期，太史令傅奕搜集了大量魏晋以来的反佛言论，汇编成十卷《高识论》。他说：“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把人的死生祸福归于佛法，乃是“愚僧矫诈”，实不足信。并多次向唐高祖李渊谏言排佛、排道。

到武德9年（公元626年）5月，唐高祖李渊终于听信傅奕，诏令“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除此之外一切寺庙、道观皆拆毁，对于佛、道弟子，除少数精进者供养外，余者均还俗。幸亏此诏颁布仅一个月，六月份玄武门政变后就被废止了。

又如，唐宪宗元和14年（公元819年），中书舍人韩愈反对唐宪宗敕迎佛骨，上表声称“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他还评击佛教拥有田产却不劳作，“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却不纳赋，僧侣众多却不服役。因此，佛教流行必然“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国家十害而无一益。 韩愈的上表不但没有打动唐宪宗，反而招致贬谪，但韩愈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言论对文人，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武宗就是受了以上排佛思想的熏染，觉得佛教与中国伦理相悖有损纲常，且在经济上侵害国家利益。于是他登基后，便起用力主排佛的李德裕为相，在道士赵归真鼓动下，走上了排佛道路。

唐武宗在会昌二年下令，一方面严禁僧侣私自剃度，另一方面，限制僧侣蓄养奴婢数量，还以种种理由迫使部分僧侣还俗，并没收其财产。

到会昌四年唐武宗又降旨，除有限几座寺院可以供有佛骨外，其余寺院一律不许供有。再者，任何人不得向僧侣施舍钱物，违者按数量多少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到会昌五年，唐武宗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排佛运动。下令凡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统统还俗，即便有度牒者，其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也要还俗。不久又诏令裁并天下佛寺，要求长安和洛阳只能保留两寺，每寺各留僧三十人。对于各州，只允许上州保留一寺，余者全部拆废。对于被拆废寺院的铜像、钟磬一律上交国家，或铸为钱币，或铸为农器。这次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还俗26万余人，没收寺院田产数千万顷，放逐奴婢15万人。

这次排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在排佛运动中，还一并废除了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拆除了所有大秦寺（景教）和摩尼寺。

4、第四次法难

佛教第四次遭受浩劫，发生在后周世宗显德2年，即公元955年。世宗名柴荣，是五代时期后周第二个皇帝，其皇位是其养父太祖郭威传位给他的。世宗生性不信神灵，继位后第二年便开始限制、排斥佛教。其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十项：

（1）令全国“诸道州县镇村坊”，除帝王赐有匾额的寺院以外，其他寺院“并抑停废”。被废寺院的财产收归国有，僧侣全部还俗，佛像、法器等尽数毁废。

（2）凡以前未经朝廷批准而梯度者，均视为非法“私度僧尼”，一律还俗。

（3）民间藏有的佛像、法器等，限期送交官府，如有藏匿或逾期不交者予以治罪。

（4）从民间及被废寺院收缴上来的铜质佛像和法器，毁废后全部铸造成钱币。

（5）不论城镇乡村，还是山林名胜之地，今后均不准“创修寺院”。

（6）除两京及大名府、京兆府和青州外，其他各地寺院均不得再行设坛梯度。

（7）今后出家为僧，必须发自本人心愿，还要有父母、祖父母的支持，以及伯、叔、兄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诱迫他人出家。

（8）申请出家，男子须年满十五岁，且能够背诵经文一百纸；女子须年满十三岁，且能背诵经文七十纸。

（9）父母或祖父母无人抚养者不准出家；犯罪受过刑法者不得出家；弃背父母者不得出家；身为逃亡奴婢者不得出家；恶逆徒党、山林亡命者不得出家。若有违抗者擅自受戒，一并追究本人及师主、知事僧尼等人的责任，按罪论处，严惩不贷。

（10）杜绝佛教徒用断肢、烫伤、毁容等“自残式布施”以明志的风气。

世宗柴荣为了推动排佛运动的开展，克服人们对毁佛的恐惧心理，竟然身体力行，亲自挥动大斧砍毁一尊菩萨铜像。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世宗柴荣以如此粗暴之行动，强词夺理之说教，可能会安抚一些人对亵渎神灵的担忧，但无法排解人们对其抑佛、排佛的不满情绪。

这次排佛史称后周世宗法难，共记毁废佛寺30336所，还俗僧尼61200人。

第六节 中国佛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其发展历程大约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年至公元67年，即西汉哀帝元狩元年到东汉明帝永平10年，历经70余年。由于当时人们仅仅把佛教，当作一种神仙方术传入我国内地的，因此这一阶段是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期。

到东汉明帝年间，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终于被人们所接受，被朝廷所认可。于是在明帝永平10年，朝廷将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迎来洛阳，并修建了白马寺，供两位西来高僧译经讲法，传教布道。从此，佛教才正式在我国内地传播开来。

第二阶段，从东汉明帝永平10年到东晋后期，即公元四世纪末，历时近三百余年。这一阶段是佛教的初步发展期，主要表现为不断有外域法师前来我国内地传教弘法。

例如在公元147年，即东汉桓帝建和元年，西域高僧安世高来到洛阳，他主要传播了上座部“说一切有”派的阿毗昙学说和禅法。

又如在公元164年，即桓帝末年，西域高僧支娄迦谶来到洛阳，首次将大乘佛教传入我国，并且翻译了《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佛教经典。

又如公元250年前后，即曹魏嘉平年间，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他译出了《僧祇戒心》等佛教戒律。

又如公元270年前后，即西晋武帝泰始年间，西域高僧竺法护来到我国。他是鸠摩罗什来中国以前最伟大的译经家，经他翻译的佛教经典，共计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中，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就是他以《正法华经》为题翻译的。

这一时期，由于西域僧人不断来华译经布道，讲法传教，从而为下一阶段佛教在我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从东晋后期开始，中经南北朝、隋、唐直到五代，历时五百多年。由于这一时期佛教获得了一个适宜成长的社会环境，又有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的大门，致使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佛教，因此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空前高涨起来。其表现有一下几个方面。

1、由原来西僧东来传教，发展成为中国僧人西去取经。如东晋名僧法显，北魏名僧惠生，以及唐高僧玄奘、义净等人主动到天竺求法。他们学成后带回大量佛教经典，在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下，自主译经布道，传教讲法。如此一来，在译经方面，一改过去由不太懂汉文的外籍僧主持，为由懂得梵文的中国高僧主持，从而使得译文质量显著提高。

2、成长起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佛学大师。例如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像道安大师这样的著名译经家，他的弟子慧远被奉为净土宗始祖。到南北朝时期，佛学大师更是层出不穷，如师从菩提达摩的慧可，最终成为中国禅宗第二祖。又如师从鸠摩罗什的道生、僧肇、道融、僧睿，被称为“什门四圣”。到隋唐时期同样大师云集，如隋朝的智天台宗立宗者，吉藏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唐朝的玄奘是唯识宗的鼻祖，善导是净土宗的集大成者。如此而已，不一而足，可以说这一时期名僧辈出，各领千秋。

3、随着大量知识分子皈依佛教，以及佛门弟子的知识化，中国僧人开始对佛教义理深入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创写的论著、僧转、教史、地志等方面的撰述大量涌现于世。

4、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八大宗派。八大宗派各有自己的立宗经典，以及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修持方法。他们或公开辩经，阐述玄理，或著书立说，广大门厅，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形成了各派争鸣佛教学说的繁荣景象。

5、在中国佛教发展空前高涨的同时，又伴随着腥风血雨，“三武一宗”法难，使中国佛教一次又一次跌进苦难的深渊。然而，中国佛教却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第四阶段，由宋代到清末，历时千余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后的健康成长期。它的成熟与健康成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净土宗与禅宗在争鸣佛学中脱颖而出，其中，净土宗奠定了佛教在民间信仰的格局，禅学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因此，中国佛教从唐代以后，结束了教派纷争的分裂局面。继之而来的是，中国佛教进入了以禅学为佛学正统，以净土宗为佛教主流的大一统局面。古德圣僧云：“要想佛法兴，只有僧赞僧”。中国佛教的大一统，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与佛法的兴盛。

其二，大家知道，中国佛教曾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 关于“三武一宗法难”发生的原因，无疑有统治者个人的信仰问题；也有儒释道三家争夺思想阵地，争夺文化前进方向的引领权问题。但中国佛教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由于当时中国佛教，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僧侣剃度机制，致使剃度的僧尼太多太滥，像北魏这样的一个小国，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出家僧尼达二百余万人。这样一来，对于佛教本身来说，导致了僧侣与信众的比例失调，导致了僧团素质的整体下降。对于社会来说，导致了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减少，造成了国家赖以防御的兵源枯竭，以及进行建设而征调劳役的困难。

又如，当时中国佛教广置田产，就说唐武宗时期吧，寺院拥有田产数千万顷。佛教拥有田产而不纳税，导致了国家大量的赋税减少。再如，中国佛教效仿世俗社会蓄奴风气（例如唐武宗就放逐奴婢15万人），这不仅悖逆了佛教的基本宗旨，同时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佛教与朝廷之间时有矛盾发生。当一旦遇到像国家战事吃紧、经济困难、劳役大量征调等导火索时，就有可能促使个别不尚佛的皇帝，以排佛、限佛来缓解困境。

由此看来，“三武一宗法难”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乃是中国佛教没有把握好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佛教经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终于认识到“王权大于神权”，“依国主”才能“法事立”。基于这个认识，中国佛教自宋代开始与朝廷相向而行，并且发挥自己的“劝化”功能，在思想领域协助朝廷的教化事业，从而迈向了成熟，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

其三，中国佛教的成熟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佛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到唐代已经渗透到国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开始产生巨大影响，直至成功地跻身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不过，学术界却有许多人认为，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他们错就错在只看到这一时期，没有了寺庙林立和僧侣鼎沸的局面，却没有看到名寺大殿的显赫与信众如云的局面；只看到没有了大规模的译经和佛学的争鸣，却没有看到佛法的普及与深入人心。甚至他们将佛教与朝廷的互惠相处，以及儒释道的相互融合，都当作佛教衰落的标志。其实，这些标志恰好表明中国佛教的成熟与健康成长。

第五阶段，由近代开始，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束。这一阶段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得人的认识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由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使得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对宗教虽然依旧尊重，但不再继续崇尚。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了两大特点，一是佛教开始成为信徒自办自存的教团，二是佛教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关于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淡化了佛陀身上的神灵光环，着重将佛陀看作能够觉悟世间一切原理的智者，一个为信徒引路的导师。其二、在对菩萨神明崇拜的同时，着重将菩萨的大慈大悲作为道德崇尚——善的最高标准。其三、在期许信徒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同时，着重启迪信徒的心性回归，以获得心灵的纯真而驱除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