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

      父亲与母亲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结的婚，也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父母包办式婚姻。本来母亲是不愿意的，可是母亲是善良的，因为在爷爷临终时母亲答应会嫁过来的。就在老人去世的第二年，他们结婚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伴随新生活的并不都是幸福与美好，“婆婆、媳妇、小姑”的“斗争”也相继拉开序幕。母亲在娘家时，作为三个哥哥的唯一妹妹也是受宠的，脾气和性格虽然不胡搅蛮缠，可也是年轻气盛据理力争型。本来“家务事”就说道不出绝对的对与错，父亲夹在“母亲和媳妇”之间没有少“为难”，更加两个姑姑年少喜欢搬弄是非，所受经历刻骨铭心，这可能也是后来母亲有了女孩身孕时父亲执意不留的原因。

众所周知，7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疾苦，加之父亲一门是从江苏“逃荒”至此，没有亲友的接济帮扶更是生活艰难。每到“青黄不接”之际家中便早早的断了粮，光靠吃菜粥度日，即便这样粥也是菜多米少。就在这种情况下哥哥降生了，虽是个男孩可并没给家里带来多少喜悦，也没像期盼的那样缓解“婆媳”关系，相反父亲肩上的全家吃饭负担更重了。父亲更是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不能停歇。

母亲背负半辈子的心理阴影，在随后的日子里发生了：因为长期没吃过米饭，哥哥爬着去捡邻居家落在地上的“饭米粒”吃，好心的大婶给哥哥盛了一碗吃。。。母亲尴尬地笑着连连道谢，内心却是五味杂陈，无比煎熬！对于一位母亲，还有什么比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更痛苦和自责的呢！？

80年，我们村开始“单干”、“包产到户”，家里分到田地。生活有了盼头，看见了希望，可是我家的吃饭问题并没有因为“单干”而迅速解决，父亲仍在为温饱挥洒汗水。81年的秋天我也降生了，可是我“生不逢时”，家乡的“土改”已全部结束，我便是传说中的“黑人口”，没有田地。“黑人口”的绰号一直到我少年，哥哥还时常拿来蹊跷数落我。

小时候，我聪明可爱“嘴巴又甜”，父母很疼我，可是因为我长的像母亲，奶奶并不喜欢我，这可能刚好反证了“爱屋及乌”吧。我们渐渐大点了，姑姑们也相继出嫁，母亲和奶奶的矛盾没法妥善解决，相互回避可能更好，奶奶也就在别处“单过”了（离老宅子有点路）。

我们一家四口，生活虽然艰苦可也苦中有乐，至今还常和母亲聊起我们幼年时的调皮和趣事：有一回父母外出劳作，我和哥哥把邻居家菜地里的冬瓜，当西瓜摘回来，因为“不甜”以为“没熟”我又去摘了一个，我是搬不动的，居然是把冬瓜推着“滚回来”的。母亲回来后很是训斥，责令我们把冬瓜送还兼道歉。从那以后，每当家长外出便将我俩“关”在家里，随便给个“玩具”就可打发。印象深刻的便是家乡的菱角，那是母亲洗衣服时在塘边摘的，回来分给哥哥和我，我们把它们当作“小鸭子”端坐在桌上玩耍，简单普通的菱角我们能玩上一整天，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吃掉它们（因为放到第二天，菱角吃起来就没味了）。

再大点时，我们也能为家里早点“脱贫”出点“力”了，我和哥哥在村旁的树林里捡猪粪回来做肥料，母亲夸我们“能干”。可是孩子毕竟是孩子，新鲜劲过了总有贪玩的时候，母亲便制定了奖励计划：一筐粪换一分钱（当时一分钱可以买一个小糖，没有别的味就是甜）。一段时间后人的本能要求“涨工资”了，嫌一分钱太少。母亲也有高招：仍旧给黄色一分的对我们说“这是2分的”。。。长大后寻问母亲“现在怎么看不见黄色的2分钱纸币？”时才明白真相的。

“捡粪”是那时农村大人孩子们最乐意干的活，可以在村中的树林里悠闲地转悠着，遇到相熟的人还能说会话聊会天，有“逛趟子”的惬意。大人们只有在没有农活干的时候，才能享受这份清闲。捡粪的工具包括一个粪框（俗称嘎篮），外形就像现在的簸箕，只是多了3根半人高的竹杆做成的提拌；外加个“屎刮子”，外形像优雅的高尔夫球杆。我和哥哥捡粪时，我负责寻找“目标”，哥哥在后面用“屎刮子”，把“目标”搜罗到“嘎篮”里。

有时候，树林里没有现成的“目标”，就要跟在猪后面等候，因为“专业”，我们是能判断出，哪只猪会在短时间内产生排泄物：尾巴下垂的，还摆来摆去的一时半会都没有；尾巴上扬蜷缩到猪背上的最没盼头，是已经排过的；尾巴微微上扬，略带曲卷的，是我们最乐意看到的，如果节奏控制得好，还可以直接拿“嘎篮”接住的。捡粪的小伙伴们多的时候，看见“目标”还要在原地看着，避免被其他人“抢”了，偶尔也会因为“目标物”的“归属权”问题发生纠纷，甚至打架。。。其实任何时候“生存”面前都不缺“竞争”！

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幕已经拉开，开始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小舅舅去甘肃省白银市发家致富，在当年，成了富甲一方的显赫之人。连“单过”的奶都去芜湖做家政、当“保姆”了。全国人民都踏上了“奔小康”的康庄大道，老百姓家家都有各自的幸福生活可以憧憬，发家致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父母也打拼过，只是父亲的勇气，还没大到拿一家人生计作赌注、彻底放弃土地外出闯荡的地步。父亲会木匠手艺，闲时给人家做木匠活挣点钱，也到城里做过现在随处可见的“农民工”。这些都是短暂的零时的，仍以家庭为活动半径，以种田为主要经济来源。

我家生活的转机，大约是在85年前后，老家的“乡政府大楼” ，父亲也参与建设。乡镇府大楼，是三层、集办公和重要领导居住于一身的建筑；是我幼年时，见过的最高大的建筑物，独自登顶，还被它的高大吓哭过。“撤乡并镇”后，目前它是一家医院。估计因此挣到一些钱，因为我家老房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建的，虽然后来还借了些外债，肯定盖新房的启动资金是够了。

92年，奶奶在芜湖做家政时，意外煤气中毒，经过抢救之后成“植物人”，不认识人、不会说话、没有知觉、对外界刺激也没任何反应，只能躺着，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那段时间，我和哥哥负责喂饭、母亲每天上午下午帮奶奶翻身、每晚都要擦洗身体，那时候没有现在常见的“尿不湿”，时常要洗被子；天冷的时候，爸爸夜里还要陪奶奶睡，帮奶奶焐脚。。。

在农村，老人健在时，下代就准备好棺材，是子孙孝顺、家庭和美的表现，棺材都叫“寿材”。父亲是木匠，自己在家里面给奶奶制作“寿材”，奶奶的眼角有泪水滑落。家人都很开心，奶奶有反应了，是要好的征兆。我和哥哥给她喂饭，奶奶也时常有清澈的泪水从眼角滑落，但是一切好的迹象，都只是停滞在泪水的不定时滑落中。。。

更小的时候，对奶奶没有多少深刻的记忆，后来奶奶去芜湖做保姆，过年期间回来，给我们带玩具和吃的；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的时候，还和我们讲讲外面世界的精彩，才第一次真实地享受到祖辈的疼爱，内心是幸福的。那时候，她和母亲也不吵架了，相处得很融洽。母亲私下还和我们夸过奶奶：“你奶奶在外面当保姆回来，变了很多，现在知冷知热会心疼人，还主动帮我做家务了！”

两个月不到，奶奶就在那年的冬天，去世了！我和哥哥哭的很伤心，刚刚感到亲情的美好，就要匆匆诀别，那也是我们降生以来第一次经历的亲人离别。

奶奶去世后，姑姑对母亲照料奶奶的行为都看在眼里，也改变了很多看法。母亲只是在后来和我们谈论到奶奶时，淡淡地说过一句，“你奶奶都那样子了（植物人），还能和她记仇吗？再讲我们还是下代噢！”

母亲在我们刚上五年级时，随舅舅去“大西北”（甘肃白银市）做芜湖的小吃生意：在夜市卖水饺，馄饨和面条。那年我13岁哥哥15岁。母亲在家时，到哪儿都带着我，我也喜欢做母亲的“跟屁虫”，诸如亲友家有喜事“喝喜酒”、“走亲戚”、“上街”之类，母亲外出我们异常想念。父亲经常给别人家干木工活回来很晚，到家我们都睡着了。那个时候我们和现在的很多留守儿童相似，内心特别没有安全感，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放学可以玩耍一下，生活还要自理，什么洗衣服、做饭、喂猪喂鸡，我们都要干，我们很孤单也挺可怜。可能是小时候的特殊经历，哥哥在烧菜方面很有“建树”，后来有人在母亲面前夸我哥说，“一般家庭主妇烧菜都不到你家小大子。”

不知是父亲感知到我们对母亲的思念，还是“思念”自己长上翅膀飞到母亲那里，一天放学回来母亲竟然回到家中。面对日夜思念的妈妈，我居然觉得很“羞涩”，母亲叫我喊她时，我竟然呆如木鸡不肯开口，“妈妈”一词那么陌生甚至感觉离我很遥远。。。

母亲不但带回了家的温馨，也带回了我没见过的，居然用红色塑料小袋包裹着的橘子，还有方便面。方便面我是没记住牌子，只记得我很开心很满足，吃方便面，可能我是走在全国农村孩子的前面了，那是1993年的事。

母亲不在家时，我们正上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那个学期我和哥哥成绩都很差，考试没有及格的，母亲回来后一边照料生活，一边督促我们学习，我和哥哥的成绩进步都很快。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我的成绩居然是全校第二名，这让父母发现我原来还有点“潜力”。

上中学时，我和哥哥有幸仍在一个班级，新的环境，新的同学以及经常更换的语文老师和政治老师。我是调皮的：打游戏机、打台球、到同学家串门，这些都是常事，总之能干的和不能干的我几乎都干了，当然也包括所谓的“早恋”，不过违法打架的事没干。上课时，甚至还伸腿绊过，从讲台上做题下来的钱丽娟，也因此知道“执法”是可以不公的：当时老师很“愤怒”地走过来重重地踢我一脚，其实踢的是课桌腿。。。

在班级的打闹玩耍更是家常便饭，有一回，不记得是和俞林，还是梅务新打闹，扔“扫把”还打到夏朝林的眼睛了，（眼睛都打肿了）更夸张的是连口头道歉都没表示，那时候真是太小孩子！现在时常想起都觉得很愧疚，可惜毕业这么些年也没再见过。。。

初一时，家里虽然不愁吃饭了，但是大人还想多挣点钱。就在我们中学门口开了个面馆，经营包子、油条和面条等面食。期间，有班级同学和母亲成了好朋友，至今母亲还记得几个名字，如“程松美，卢光英，李超泽。。。”每每有同学夸我“成绩好”时，母亲是开心的。

由于早晨街上生意不景气，我和哥哥只得提着早点到附近的村庄叫卖。哥哥去的地点多也远，每天的早读课是不上的，学习自然也荒废了很多，我去的几个村庄近些，是能赶回来上早读课的。那时班级同学的家在哪儿，我们是最清楚的。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初二的下学期，家长也知道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面店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关门大吉”了。

读初三的一年我们是“省心的”，不用“做生意”,连一直我和哥哥一对一要洗的晚饭碗都由妈妈代劳，我们彻底解放了，一门心思的只学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97年的7月，对于我来说是阳光明媚的，我是班级第二（全校不知第几，入学初中时我是全校第六），上了所谓的“省内重点中专”。所学电子类专业，也是父亲“实在找不到工作就自己开维修店”的意愿。哥哥因为每天要卖早点，荒废的学习时间太多，只能以差一分的成绩自费上了高中。

终于盼到了录取通知书，亲友们都来道喜，全家沉浸在喜悦中。在那片，曾在家门口买过我们早点吃的人群中，我们的情况不能不说是“新闻”，一时我们都成了教育小孩的榜样和典范。

随着到校报名日期的临近，筹备我俩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也有不小的压力。“就算砸锅卖铁也供你们上学”这是父亲的无奈，也是期盼我们“跳出农门”的决心和信念。

如期，我们带着父亲给我们哥俩买的一样的箱包，各自到校报到，结束了多年的“同学”关系，也进入了新的学习阶段。

父亲和母亲充满希望地劳作，只是更加俭省了。在我回家过暑假，为生活费开销过大而自责时，父亲沉默许久：“人家有钱还没这机会花呢！”。父亲用“自豪”的语气透露了他的心酸和无奈，这种自豪使我第一次领教了父亲教导方式的高明，对我无疑也是最刻骨铭心地鞭策，比毒打我一顿记忆更深刻。

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这个夏天（98年的8月2号），吃过早饭的父亲，骑车去县城就再也没回来。第二天的九点多，在南陵县殡仪馆的冷库里，当大姑父准备拉开冷冻薄膜袋的拉链时，母亲神经质地重复着“不是你爸爸，不是你爸爸。。。”紧接着就晕了过去。父亲躺在薄膜袋里仿佛睡着了一样，只是微张的嘴里、鼻孔里、眼角全是血迹。。。那一刻我们忘记了哭泣、忘记了流泪、甚至忘记了呼吸。。。

父亲是被南京到屯溪的依维柯“反超车”碰到头部的。父亲就这样走了，（当时哥哥20岁，我18岁）在他不得不永远地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多的牵挂，牵盼与不舍都只能成为“身后事”，留给我们的将是人世间最悲惨的阴阳两隔。。。可能唯一让他“宽心”的，就是离家的早晨叫我们去看书，我们遵从了、听话了、没有违反。我想呐喊、我想咆哮，可是我不知道该向谁，又能向谁去索要我的父亲，只能歇斯底里无声地哀嚎。。。

其实，在那个暑假，在父亲还没出意外之前，我就彻夜失眠，整宿的睡不着，满脑子的遐想又似乎啥也没想；和父亲在一起午睡时，内心似乎有一种莫名的惶恐，不敢触碰父亲的身体，竟然还想到以前在书上看到过的，关于熟睡中人体自燃的情节；我还不止一次在特别注意的情况下，碰翻过盛香油的碗，为此母亲还责备过我们：“老是打翻香油不好，要注意些！”。（祭奠亡灵时，点“长明灯”是要用香油的。）

至亲的人在“生离死别”之前，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和第六感的，估计父亲自己也有这类的感觉。母亲于98年春节后去上海，到大表哥在建筑工地附近开的快餐店帮忙，也挣份工钱。因为父亲听讲快餐店很辛苦，我们放暑假回来后，父亲执意要去上海接母亲回家，不愿母亲在外面奔波劳累。临行前，很奇怪地说“哪里钱都不好挣，别把命丢在外面了。。。”并且对我们也是异常的苛责，话语中常把“死”字挂嘴边，还经常发火，似乎故意让我们都讨厌他，好让我们对他的“离开”相对释怀一些，这在我们老家的说法叫“丢想头”。

在南陵县殡仪馆里，悲痛欲绝地面对着父亲幽幽冒着“白烟”的冰冷的身躯时，往日一些奇怪的现象和心理都有了答案，亲情的神奇力量早就以它特殊的方式暗示着今天的不幸结果。

父亲是9岁时，随他的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从南京六合县“逃荒”来的南陵。也许正是在懵懂的年岁，从熟悉的故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环境，才造就了父亲略显腼腆自卑和倔强的性格。9岁前在他的老家，亲眼见过儿时的小伙伴饿死在家；也亲身经历过“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还有“单干”之前，本地人要把父亲一门撵走的事件、以及漫长的岁月里，因为是“外来户”而受到周围人的各种歧视和漠视。。。

可以想象9岁以后的父亲，内心深处是孤寂和愤怒的。所有种种，坚定了父亲希望我们“跳出农门”的决心。父亲生前没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辛苦操劳一辈子，真是“临死前，脚丫子里的泥土都还没洗干净”，留下的只是一抔灰白的骨灰和伤心绝望的妻儿！享年46岁。

父亲血迹斑驳的身躯，由曾经学医的大姑父打理干净，换上白衬衫后进行火化的。亲友们帮着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在送别最后走的舅舅们，面对空荡的房子昔日充满欢笑的家无比陌生。母亲也跟变了个人似的，常嘀咕一句“怎么不把我给带走，留下他呢？这往后怎么过啊？”

当时，父亲的交通事故赔偿金加丧葬费一共才4万6千元，虽然姑父在县交警部门工作，但是一切都是以事故现场责任认定，依法赔偿的，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故意讹对方，只是遗憾当时“法律规定”对普通百姓生命财产的保护和弥补太缺乏力度。事后，村里还有很多关于赔偿金数额的夸大传闻，其实那对于一个失去丈夫、失去父亲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和哥哥都准备不上学了，留在家里陪在母亲身边，况且家里还要种田。母亲是坚强的也是理智的：“你们必须把书念完”。我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好好读书了，这也是母亲的唯一期盼和精神支柱。

那个夏天，同学有知道我们家变故的都来看望我们，其中有我初中时的好友，俗称“早恋的女友”。（因为一开始哥哥“告密”，母亲是极力反对的）我不想因为这些让母亲“旧愁新烦”，所以几乎没和她说话，就去帮母亲准备午饭，由哥哥招呼她。没有语言的分手，不知当时的她能否理解，也不知我的决定，对她的伤害和对彼此未来生活的影响。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在哪里，更是对未来充满恐惧与无助。。。

农民是善良的、也是无知的、更是残忍的，短暂的同情怜悯之后，便是无休止的寻衅与滋事。本来我家在村里就是“单门独户”，更兼“寡妇门前是非多”。诸如半夜“敲窗打门”之类屡有发生，虽然母亲从未搭理更未开过门，但是此类“新闻”还是被传得沸沸扬扬，活灵活现。接下来便是村里女人们找母亲撒泼吵架。。。母亲都一人默默承受着，并未立马告诉在外上学的我们。舅妈们也曾劝过母亲“招一个”，可是母亲都婉拒了，她只想把我们养大成人，不考虑其它。

虽然，我们在村子里受过太多的屈辱与不公，但是我们没有产生仇恨社会、报复乡里的阴暗心理，今天我们算是走过来了。“渡尽劫波，相逢一笑”。

母亲在家种田时，哥哥也是辛苦的，每个星期五的晚上，都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回来干农活，星期一的早上再骑回学校上课。

在我中专三年级的时候，我把母亲接到合肥，在学校外面卖盒饭。每天上午，母亲在出租房里把饭菜做好，中午快放学时，用三轮车拉到校门口，而每天中午放学我都匆忙地冲出校门张罗着卖盒饭。当时，我的同学都是我们的食客，可是每天除去成本所剩无几。

母亲常住江南已久，初来合肥水土气候均不适应，加之操劳过度心力交瘁，人也很消瘦。那时，哥哥在阜阳进修高考美术，来合肥看望母亲，见母亲憔悴不堪，决意让母亲回老家，而一心想照顾母亲的举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我也不想母亲在这继续“受罪”。就这样我们只经营了一个多月的盒饭摊点，永远的和同学们“不见”了。一切又和以前一样了：我一边上学一边牵挂着家中的母亲，只是更加的深切地体会到了挣钱的艰难与不易。

就在那年的秋天（2000年），哥哥如愿的接到了美术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也远离了家乡。母亲一人再种田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了。好心的表姐在第二年的春天，将母亲接到上海。母亲先是帮表姐家做“家政”，后来由于一些缘故，母亲只能自己去“保姆行”另寻别家，母亲不生表姐的气，表姐不是坏人。

很快母亲也找到了新的去处：照顾一个70多岁的瘫痪老太太，工资是600一个月。据母亲回忆，那个阿婆是很善良的，对母亲很好一点不难为她，用母亲的话“把她当女儿看待”。可是二位老人，因为身体缘故，只能吃些南瓜等低糖低脂类食物，母亲一段时间下来便营养不良，身体很差，居然是贫血了。在上海是看不起病，也调养不起的，只得回老家将养身体，同时在家种点小菜去街上卖。每天起早摸黑的操劳，虽然辛苦可是也能保住日常生活开销。

母亲在做“保姆”的时候，我也要毕业了。家里有关系有门路的同学纷纷离校，想留在合肥找工作的每天早出晚归，我也是其中一员。找工作“碰壁”就和呼吸一样频繁，工资待遇300—400，刚开始还找电子类的或和电子有关的工种，后来发现都是“勤杂”。校方给我们的毕业心理辅导，宣传的是千篇一律的“先就业再择业”。如果接受教育也是投资的话，母亲做家政和我做“勤杂”，好像是一样性质的“为人民服务”，那父母对我的投资就白费了，上学就成了百分之百的纯风险投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可我坚持不“就业”，继续奔走呼吸着“碰壁”，直到7月25

日在同学的引荐下来到芜湖奇瑞。（其实在芜湖奇瑞，也还是“打杂”。）

面试前我还挺紧张，也准备了一些材料，只是面试时比较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一，拉拉簧（拉簧，锻炼臂力和胸大肌的体育用品）。二，提问“只给你400元一个月你可干？”这两题我都“对了”。我“光荣”的就业了，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劳动真的是一种需要”，我挥挥手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遗憾的是没法把大家都带进来。

第一个月发工资时，发现生活还是有点盼头的：不是400是600。可是盼头归盼头，这点钱要吃饭租房和平时花销，还是挺难的，那时每个月还给母亲200。

上班时有工作餐（偶有“老外”打了饭，用饭勺翻了一下没吃就走了），平时就在“锅炉厂”（地名），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也有炒菜，吃不起），好大的一碗炒饭配上一碗“汤”。汤，就是加了盐的清水上漂着几根青葱，同样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汤面上象征性地浮着几个油花子，每天吃得都很香。人有高低贵贱之分，食物却不一样，再低贱的食物都能填饱肚子，延续生命。好在“海螺”还有我们的同志，时常去蹭饭，他们的食堂饭菜，就是我们的“加餐”了。特别怀念那里的大肉丸子。

就这样的情况，还嫌吃饭花销大，从家里带去高压锅，买点锅碗灶具自己开火了。当时有2个同学和我“搭伙”，那个冬天我们吃的最多的，是2毛钱一斤的大白菜。我一个人吃饭时爆炒2个青椒也是常事，当然没有肉丝和茶干。

上班是快乐的，初次走出校门被社会接受，有一份“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一切都很惬意。刚开始是在涂装车间的塑料件底漆班组，做汽车前后保险杠的“遮蔽”工作，就是把不需要喷漆的地方，用塑料膜包起来。后来因为我手边活做的不错，线长叫我去塑料件面漆班组学习喷漆。

上班更是辛苦的，三班倒的班，最难受的就是大夜班。寒冷的冬天，夜里11

点多要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伴随着自行车车轮，挤压冰雪的咯吱声，消失在昏暗灯光照射的去厂区的路上，偶尔会听到远处“同伴”为打破夜的寂静，而故意拨响的自行车铃铛声。清脆的铃声在午夜被转得很远很远。当然如果再遇上风大雨大的恶劣天气，那就更遭罪。早晨8点下大夜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沐浴着清晨充满希望与激情的阳光，回到住处躺在床上，眼睛虽然生疼但是久久无法入睡。。。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唯一自豪的事，就属女友从马鞍山来看我了。当时我骑着那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不知道几手），载着完全不属于我们那个环境，穿着时尚、身材高挑的女友，走过街道穿过人群，去“锅炉厂”吃饭（当然不是去吃蛋炒饭）时，男同志那份纯真可怜的，爱慕虚荣的喜悦与自豪，丝毫不逊色于“田晓霞空降大牙湾煤矿去看孙少平”时的情形。可是当我发工资，狠心换了辆新自行车后，却再也载不到当初的那个她了。对于她在圣诞节前，寄给我夹带着圣诞祝福的分手信，我却“死一般的寂静”，没有拨响那个给我留着“申辩机会”的电话号码。而当我收到并看到这份迟来的“告别”时，都整整过去一个月了，信封上被修正液涂改的“塑面漆”上，工整的书写着“塑底漆”格外醒目，刺痛心灵！造化弄人啊，虽然结果可能相同，但是不让我出席庭审的“判决”，还是觉得很不公平！

正如她所说：“其实我们不是“一路人”，只是好心人将两条平行线变成了交叉线。”不过依然感谢四年“平行”时的关怀与陪伴；短暂“交叉”时，带给我扑面而来巨大的幸福与快乐；以及“交叉”后，留下的深深的伤痛，这伤痛曾经真实地提醒和证明着：我的世界你来过！

当“忘却”所有烦恼回家过年时，我买了很多东西：“母亲一提富硒康，哥哥一件毛衣，还有母亲爱吃的果冻和糖果”。也给自己在地摊上买了件13块钱的高领“毛衣”，刚穿时衣领处很扎人，找了好几天，才把烦人的“丝丝”们都弄完。到家后，哥哥怪我乱花钱不俭省，执意不要我买的毛衣（当时65买的）。。。

也许人生就是巧合构成的。那年的春节我又遇到了“初恋”，大有“破镜重圆”之势。面对再次到来的情感我是自卑的，可是我已经伤过人家一回了，即便仍然没有结果，放手的不能再是我。短暂的半个月后，就在那年的正月16，彻底的终结了我的这个人生“变数”——她订婚了。我难过，但是我轻松，我有了“喘息”的时间，也有了“喘息”的空间，毕竟我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过完年，在表哥的介绍下，我去了芜湖的一个通讯店做学员。期间她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那头哭泣，我拒绝她“不要觉得对岸的景色才美，既然选择了就珍惜你能拥有的吧”。那次之后我们没再联系，直到我戴上婚戒的第二年，再见面时她已为人母，面对面她居然没认出我来，这是后话。

“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在芜湖学习了三个月后我又来到了合肥。在合肥奔走一个星期，工作没着落时，拜访了一位恩师，教我们通讯原理的老师，也是资深通讯界人，请她指点迷津。

第二天，便来到了现在从事的通讯市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份维修手机的工作，没有底薪，维修利润对半分。

期间，认识了在市场里学修手机的CLH，一个高个理着短发，有点像男生爱运动的女孩。熟识后，下班一起去包河公园散步；时常去市府广场的地下室打乒乓球；去步行街吃饭逛街和书店看书；还在冬日的夜晚，一起救过受到出租车惊吓，而坠入包河里的小白猫。。。

记得坐在包河公园的长凳上，C调皮地说：“什么时候，大钟楼的人看见我都喊我C姐，估计那时候，我混得肯定不错?！”包河里缓缓流淌的幽暗灯光，朦胧地照亮被双手捧托着的脸上，荡漾起无限神往的表情，真假难辨。。。那时候，我们都很穷，收入不多，没有固定的住处，但是生活得还愉快，想的也不多，天天穷开心着，只是敏感地避开谈论我们的“未来”。

CLH性格虽然活泼开朗，但是属于“脱离低级趣味，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的人，因为年轻又或者认识的太早，最终我们止步于亲密朋友。虽然，后来C说，“当年没走到一起，主要是因为你太帅”。呵呵，估计还是有别的原因。现在各自都有家庭和孩子，时常见面，因手机业务的也好，下班小聚也罢，都会以“C姐”相称，算是见证和祭奠曾经我们一起走过的青匆岁月！

雇我们的老板，后来不做通信业务了，我和他人合伙租了个小包厢，因脾气不合，转为租别人包厢的一节维修台，只做自己客户。又因我的人气稍好包厢主便将我撵走。。。

这种租别人包厢，看别人脸色的生活一直到2005年的5月才结束，我终于能租得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包厢，开一个自己的手机维修店：大庆通讯。一路走来风雨兼程，日子算是慢慢好起来了，也逐步完成了个人的“白手起家”历程。

在那些看不到明天，又找不回过去，漫长的只能等待的日子里，我有幸遇到了“为不吵醒我睡觉，在门外等睡着的女孩”，是她陪我走过风风雨雨。

我和妻子都是中规中矩的老实人，可是再老实的人，当爱情到来时似乎都有点“调皮”，我们也不例外。我和妻子的相识是在医院，准确地说，是我去她们医院，治我那因真菌感染又发炎的久久不结痂的“老烂腿”——小腿肚上的一个“疖子”。

我们的开始，并未出现常见的浪漫场景，相反，我还是她极少见过的为治疗费“还价”的年轻人：

“8块钱。”

“昨天那个护士不是收的6块钱吗！？”

“好好好，那你就给6块吧。”

。。。。。。

一星期后，我自己带去的药水用完了，在给我挂最后一瓶水时，我主动提出“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妻子当时啥话也没说，自顾自忙自己的去了，仿佛没听见。但是当我临走去护士站讨要时，号码已经留在一张处方便筏上了。。。

如此便是认识了，也就开始了。那是2003年6月初的事！初夏傍晚时分，我第一次约妻子去散步，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粗心———居然没带钱。我们沿着合巢路（现在的包河大道）向南，一路轻松愉快的交谈，一点都不拘束，估计爱情要开始了。只是遗憾的是连支冰棍都没请人家吃，太寒碜了！

那次散步，被其同事们知晓：“小刘，注意些，别是个小混混！？”（其实我当时还不像现在是光头，那时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呵呵，小伙帅呆了。）不过，仍然感谢大家对“小刘”同志的关怀，谢谢你们善意的提醒！！！

爱情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很多决定外人看起来觉得很草率，甚至不可理喻。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也决定住一块，在一起生活，这样能省点开销，因为我们都是“肥漂”一族———在合肥漂泊的外地人。

当时租了个二楼的单间房，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家”。夏天的时候，每天晚上回来，开门的瞬间，都有一股强大的炙热的暖流扑面而来，整个房间犹如加热了的大烤箱。那时我们装不起空调（也没想过要装空调），只有一个小风扇与夏天的炽热抗挣着。睡觉时把风扇给老婆吹，我自己拿毛巾浸水盖在身上降温，浸水不拧的毛巾一晚都能“烘”干2-3次。艰苦的岁月，虽然很甜蜜，但也觉得有些对不起她。竟然天真地对她说：“假如哪天我们分手了，记得不要为我难过和伤心！”

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没有坚持在那个“家”继续我们的爱情，我们搬家了！（那个房子真是太热了，受不了，热怕了。）“新家”是在少阳光照射的一楼，是由一大间改建成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呵呵，条件好点了吧。）也就是在这个“家”里，发生了让我感动一生的美好记忆：在金秋时节，我们一起下班回来，因为我头疼感觉不舒服，老婆做饭我去小睡。老婆做好饭见我睡得香，又独自去洗衣服。可是在门外晾衣服时，一阵风把门关上了。。。老婆晾完衣服后，为不打扰我睡觉在门槛上都等睡着了。我睡醒都快11点了。。。！！！

在清贫的日子里，我们相濡以沫，更得家长首肯，于2006年12月08日登记结婚。按母亲的意愿，于08年2月22

日举行的结婚仪式，设宴答谢亲友。席间，我们首次和亲友们，分享了我们的爱情故事，接受大家的祝福。

婚后，锻炼身体，调整作息，准备孕育生命。一切都顺利，经过漫长的充满期待的10月怀胎，于09年的06月06号我们迎接了这个“仰慕已久”，可是未曾谋面的新生命。

临产前，去医院以及生产的过程印象都很深刻：记得是06月05号晚上12点多，老婆感到肚子阵痛，于是我们带着早就准备好的物品（都装在一个大包裹里了），赶往医院。我一手牵着大肚子的媳妇，一手拎着大包缓慢的下楼，往马路边去打车。那晚，刚下过雨的空气很清新，但是风很大。幽暗的灯光孤独的陪伴着熟睡的小区，显得很寂静，我牵着老婆有点像“逃荒”，其实是满怀激情充满期待地迎接新生命。。。

说来也巧，我们下楼没走几步，小区就进来一辆载着客人的“的士”，我看见车很激动，也没注意车内还有乘客就招手。司机和那位乘客说：“估计快生了，劳驾走几步吧！”乘客也很暖心，我们就这样打上车的。

因为是在老婆本院生，所以等我们到医院时，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医院领导关照，给我们单独留了间，有三张床铺和单独卫生间洗澡间的病房，这给后期的陪护和生活都带来方便。

给老婆接生的是她以前的护士长，有30多年的接生经验，水平一流，大家亲切的喊“马奶奶”（我喊马阿姨）。马阿姨检查后说：“估计到06号早晨才可能生。”于是大家去休息，由我陪着老婆。老婆肚子阵痛越来越剧烈，间隔也越来越短。老婆疼痛时，我的胳膊成了解疼的唯一“物件”，任由她抓捏。（嘘，再疼也得忍着！）

根据“略知一二”的医学知识，我知道该叫“马奶奶”登场，产妇得进产房了。老婆于06号早晨的6点左右，被推进产房的，我在门外焦急的等待。产房频频传来产妇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期间有个助产医生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现在胎儿能看到硬币大小的头部，可能需要做“牵引”，你在这儿签个字吧？”我不知道医生说的这些意味着好还是坏，我很着急，觉得老婆肯定好辛苦好无助，泪水竟然控制不住流下来。哽咽着说：“需要我签字的，我都签，什么都不需要和我说明，我信任你们。。。”

终于，在7点28分的时候，我听到了儿子的第一声哭泣，泪水也再次夺眶而出。此时的泪水不是伤感，是喜极，是满怀感恩的清泉。。。

不多时，医生便抱出孩子给家属看，说实话，儿子的第一印象并没打动我。略微泛红的小婴儿看上去更像个小猫咪，我通体扫描“小猫咪”，没有发现缺陷后，居然还检查了一下小手和小脚的个数。

我想进去看看老婆的情况，可是医生说：“在做后续工作，你还不能进去。”等我再看见老婆时，儿子已经偎依在她怀里吃奶了。一切是那么的和谐和顺理成章，正是通过这个简单而神圣的过程，诠释和见证着生命的神奇和母亲的伟大。我曾经想象，老婆做妈妈时会不会还像个孩子，可是等那一幕呈现在眼前时，她就是个“妈妈”了，一点不牵强一点不别扭，“顺其自然果然是最好的安排”。

儿子快生时，母亲来到合肥，帮我们“侍候月子”和带孩子。经历过一些生活中，琐碎小事的烦恼和生活习惯引发的误会，好在都能相互体谅，平安过度。母亲虽然没上过学不识字，但是毕竟半辈子坎坷的生活阅历，消化和处理婆媳关系的常规矛盾，还是很有学问的。另外孩子妈妈也是知书达理之人，再说我还可以在中间“斡旋打圆场”，所以，家庭还是属于“幸福家庭基本雷同”的范畴。

哥哥从巢湖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经历广州传销组织洗脑失败的“洗礼”，也来到合肥。经过几年的迷茫和辛酸“挣扎”后，他拥有了自己的画室：国艺斋，主要教授儿童画、水份、素描和国画。其中国画也是哥哥一直以来的精神寄托和个人追求，在现时浮躁不安的大环境下，他在国画方面长久坚持的“平静付出”，也获得不错的成绩和造诣。在白手起家，小本经营的范畴内，做的也是“风生水起，生源不断”。同时，在蜀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带的国画类班级，也一直是该中心留生率最高的班级，深得学生家长肯定。

他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自然也遇到了心仪的另一半。生活中，空闲时做些自己“大胆设想的美食”，爱好养花种草的恬静生活，日子过得惬意令人羡慕！

哥哥的孩子比我家娃小6岁，也是个小帅哥。喝酒时，还和哥哥开玩笑：“小时候欺负我，现在轮到我儿子教训你儿子了吧？！”哪知道他家那小子可“凶”了，在一起玩耍时，加上一凡也会让着点他。。。看来我们父子俩，都逃脱不了被欺负的“命运”！

现在，我和哥哥都成家、安家于合肥，母亲来合肥也有九个年头了。像父亲期盼的那样，“跳出了农门”，离开了老家，如若真有“泉下有知”一说，父亲也能安息长眠了吧！

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在谈论父亲时说，“这个世界上，我小视很多伟大的人，但我不敢小视父亲。。。”父亲在我内心的形象也是伟岸的，有我无法企及的高度。父亲生前，有个记账的小本子，扉页上用铅笔写着：“人，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要看到希望！”这在当年的农村，在本子上能写这话的人不多。那样的环境下，换作是我，做不到父亲那样的隐忍、执着和坚韧。今天，父亲依然影响着我的生活态度，我会像父亲一样平凡的活着、参与家庭劳动、关爱家人、引导教育一凡；像父亲一样兢兢业业地修手机，挣一份心安理得的报酬，养家糊口。

记忆中的父亲勤俭节约、不争强好胜、与人为善、为人谦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父亲虽然只是个农民，但他很有“学问”，活得明白。

父亲教我们“做人”道理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生活中的细心，告诫我们：“脱下的衣服上不可放剪子菜刀等利器，防止随手拿衣时刀具滑落伤到脚；家中过道上不要放小板凳，夜起易绊倒人。。。”

多少年来，是父亲一直萦绕耳畔，最质朴的话语，教导着我们、关怀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不孤单！！！

后记

2010的时候，一次在广播上听到杨绛的回忆录《我们仨》，一“冲动”，就学着回忆了我自己的生活，当时取名“我们家的离合悲欢”。那时书看得少，也没学着写过东西，错别字多、语句不通顺、逻辑结构也乱。

2015年的时候，改成现在的名字“足迹”，增加了点年轻时期美好爱情的内容（当然是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也纠正了一些错词错句，不过依然没有能力———文字处理的能力，增加更多关于父亲的“细节”，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困苦。多么渴望把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和内心的感受，以文字的形式留给儿子。这也是我的私心，希望若干年以后一凡也像我一样怀念他的父亲。

感谢这些年早晨送儿子上学后的阅读，似乎能在广袤的生活中汲取几个片段，拼凑几个文字，表达描绘一下当时的情形，今天，虽然处理得依然很不完美，和内心的期望依然有很大差距，但是多少增加了这一部分，还是很自我陶醉的。

那天下午在店里，在手机上编写关乎父亲的“细节”时，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夺眶而出，还好当时天冷没有客人来修手机，不然就“丑大发”了，还以为我因为“没生意”都急哭了呢。

如若回忆录中，有让人眼里含泪的表述，那不是我拼凑文字的功劳，那是严峻生活对人们的考验，更是父亲对我们炽热关怀的余温！

献给父亲！！！

陈大庆

2018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