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135--《从历史看管理》- 许倬云的历史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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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135--《从历史看管理》- 许倬云的历史管理学
2020年3月20日第1次阅读
可读性70分
许倬云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从历史看管理》是“许倬云看历史”系列的第三本,此为全新修订增补版。在本书中,许倬云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深入挖掘、提炼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经营管理智慧,推陈出新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可贵参照。
哲人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顺序是千年来古人积累的知识。而对于格物与致知,我们都需要不断从新的维度来审视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从而获得更高维度的视角,就像刘润所讲的“升到半空看交通”,才会让你更好的达到目标。而这套许老师的历史书籍,以古喻今,让我们通过历史的后视镜来窥视未来,虽然其中很多是几十年前的视角,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我将其分成四个逻辑块。
一、权利结构
许先生说,西方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死的,是把人当作机器来运作的,而中国的一些制度,则是站在“人”的基础上来架构的。
权力分化可以使组织膨胀,层级结构变得更复杂,讯息的传达变得更混乱。那中国有没有这种现象?有。
中国皇朝政府常见双重协作,文官系统出现权责不分也是必然的。中国太大、人太多,难以避免面临这种困难。越复杂的系统越可能老化,身上的脂肪太多了,真正能用的肌肉和精力反而少了。
因此尽管宋朝经济发达,其富足不亚于唐朝,国防力量却十分不足,给辽国、西夏银子和绢,购买和平。中国历史上宋朝官员的薪水是最好的,宋朝有钱但干不了活,就因为横向的联系不发达。上层联系也不能一个人联系,宋代朝廷不是只有一个宰相,而是一个宰相集体。宋朝的宰相至少有三个,有一到两个大宰相叫“同平章事”,两个到三个副宰相叫“参知政事”,而管兵的管钱的,还不一定能够进入集体领导班子。
假如把这一制度用在公司结构上,只能用于小公司,不能用于大公司,初期的新公司往往像这般结构。
二、人员选配
许倬云将国家与公司归纳为几个阶段,他说:任何管理都涉及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筹备,政策从哪里开始?谁提出政策的建议;第二个阶段是决策,从许多政策的建议里面,谁怎样做出最后的决定;第三个阶段是执行,具体由谁执行;第四个阶段是考核,看看成绩怎么样。可以说任何单位做任何工作都要经过这四个阶段,有无制度化,实质上都一样。
明朝发明八股文开始,科举考试一般持续三天,其中一天考的是“策论”,“策”是对当前的事物有何建议。汉朝就有“策问”。“策”是在竹简或者木板上面写上问题,送到考生面前,让他写篇文章回答。
“论”是论历史上的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物,从这“策”和“论”倒是能看出一些人的功夫、气度和胸怀。那么为何不拿策论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策论好写,八股难。以难的东西作为尺度,衡量起来容易淘汰考生,所以就把八股文的位置摆得很重要。在考试过程中八股文写不好,策论写得很好的会被淘汰。策论写的平平,八股文写得很好的,反而取上了,这种事情极多。
智力特别高的人,特别用功的人,读书读得很好的人,可以两者皆备,既能写有思想有内涵的文章,也能应对这种智力测验的玩意儿。这种人,倒常常是经过严格淘汰最后脱颖而出的人才。
表面上看糊里糊涂考八股文,但实际上藏着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没有写下来,只是习惯做法。如此这般训练出来的宰相中,糊涂宰相不少、能干的宰相也不少,像刘墉、曾国藩等都是非常能干的人,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选出来的,但是胆子大的人不多了。不但是知识,气度还需要培养的。他们向别的大臣学习,潜移默化,了解国家大事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
清朝有其特殊之处,朝廷有一批天生的亲贵,这些人将来是要做大官的,尤其是王爷们。翰林院孕育专才与通才的制度,到了道光以后逐渐势微,道光以后国事如麻,所以很多人惮于事物,转而寄情于翰墨。以清代的诗而论,清后期的诗,尤其是道光以后,兴盛一时,且不乏佳篇。
三、领导方式
李广和程不识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但两个人的治军风格迥异。
许倬云举他们两个做例子,是想谈一谈领导的方式与风格对事业的影响。
李广,大家都知道是有名的飞将军,程不识可能除了专门研究秦汉史的人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其实在汉朝前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两个人是齐名的,他们一个是现在河北省的太守,一个是今天山西省北部的太守,当时太守大多是边境上的守将。
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都是名声很大的人。李广由普通军人成为一代名将,史书说他能叫出部下所有士兵的名字。李广是边境太守,领军万人之众,他不可能叫出所有部下士兵的名字,实际上他是和周围的亲兵关系密切。李广训练部队以恩义相结,不重纪律,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好。作战时他的行兵布阵采用自由作风,不拘一格,他所带领的骑兵非常精良。以机动性代替当时中国传统的行兵布阵,所以李广的部队常常获胜,有时即使是兵比较少,也能以少制众、反败为胜。李广时常带着少量精锐突袭匈奴,有时成功、有时失败。
程不识和李广、李陵相比有鲜明的特点,他是非常严谨的将领,将部队按照最严格的纪律训练,分成部伍,有职责明确的层层级级的指挥系统。部队出征时总是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备战状态,他从未让匈奴人得逞,但也没有取过重大的胜利。程不时应当算是极为稳重的将领。在西汉,人们都知道程不识是名将,因为他战而不败,而李广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就好比在赌场赌钱,不是大赢就是大输,程不识能够不断的积累胜利。李广、程不识代表了两种指挥管理的典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两个人之间难做必然的好坏。
就亲和力与团结力来讲,李广的军队五千人可以顶五万人来用,而程不识的一万人则永远是一万人,但也是不至于被轻易打垮。程不识指挥军队的风格在汉朝延续了很长的时期,所以汉朝时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换句话说,部队的指挥命令只能下达到第二级,无法下达到第三级以下,这样的部队非常坚实,但扩张性与灵活性都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
这两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具体说来居上风的时候,李广的军队较容易成功。平常的时候,程不识的作风可以维持不败,最好的方法是适当的调和这两种风格,但如何调和,这是另一门大学问。从一般情况来看,如果我们不知道眼前的局势如何,还是选择程不识这种类型的人才,或者是采取程不识这样的行事作风,比较稳妥一些。自省吾身,能不能做到随时切换,是未来管理能力磨炼的关键所在。(标注1)
四、管理教训
比起开国的丰功伟绩、意气风发,历史能够带给我们的启迪中,更有收获的是末代的挣扎,因为末代的挣扎更能体会到人性的真实。
许倬云提到:崇祯皇帝由于内阁的神经系统坏了导致全局的失控。记者问他:为什么崇祯总是和内阁合不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徐老师回答相当精辟,也值得管理者自省,他说:
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个人性格问题,他是一个外藩入主的皇帝,明朝的藩王从就藩开始,就不许回首都,也不许和官员来往,完全生活在孤立的环境中。明朝的外藩心里一直非常寂寞,也非常惧怕。
崇祯入关做了皇帝以后,忽然面临一个庞大的权力,四周却都是不认识的人,其恐惧可以想见。他又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凡事自以为是,身处权力中心,却完全没有值得信任的人,于是他做任何决定都是冲动的,例如在别的朝代很可能就相信自己的内戚。明朝册封后妃,要从平民百姓里找,目的就希望不要再犯过去外戚干政的毛病,所以没有一个外戚能够进入权力系统。明朝的外戚也没有能干的人,更少有饱学之人。
所以崇祯是彻底孤立的,这使他掌握权力中心,就无法真正理解政府的运转,也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信息到神经中枢就断掉了。
崇祯最大的毛病是他用一个大臣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再相信了,只要一个谏官说哪个人不好就马上换掉。明朝的谏官很盛,所以无论哪个宰相,无论好坏,三个月不被骂的很少,有个谏官一骂,崇祯就换人。神经中枢不能接受信息,以至皇权无法行动。明朝权力系统瘫痪很久了,不是崇祯在煤山上吊才有问题,明朝早就僵化了。
孔子、孟子讲的要拿人心归结在一起。一个国家内部人心能聚合的话就是力量,人心不聚合的话就变成了暴君,暴君就是寇仇,是人民的敌人,怎么能和外面斗争呢?孔子所说:以远的来讲,你要得到人民的拥戴,要得到军队的一心。在战略上运用上要有算,就是有“计算”,谁算的高明,谁就能统筹处理各方面的力量,这是一个组织的问题。
跟约瑟夫·奈所说“软实力”比较近的,是孙子的观点,孙子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一我有不败之道,第二我的不败之道是由于你打不进来,我坚强,而且我可以用兵力以外的力量叫你屈服。
一个组织的软实力就是他的文化。要得到人心的支持,就是意愿的问题。孔子论述假如意愿没问题,我们就拿着大家的人心,怎么样统筹变成一个总的力量,这就是组织的问题了。组织不能临时处理,它一定要制度,制度就跟文化有关系。但文化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更不是领导人的自嗨,他是上下一体达成的价值观,对于文化体系的建立,华为基本法的两年动员三千人的全员起草过程,当为学习经典所在。
结构、人员、领导、教训,许倬云将历史与管理类比,其有共同之处,也有迂腐的旧时代君臣陋习,但就像尤瓦尔·赫拉利所说:如果你想窥见未来,就要回顾过去,而回顾的长度是展望的两倍。
那让我们从五千年的长河中,回望过去吧。
2020年9月12日
徐州